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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德秀的这一缺憾，为丘濬展其所长留下了空间。丘濬对真德秀以格致诚正为治平之本，以格致诚正推展、延伸出治平之术的思想是首肯的，对《大学衍义》作为同类书的典范也很是赞赏。但他认为，真氏此书，缺了治国平天下一节，对《大学》精义的阐述就不够完整，而且缺了最能体现儒家思想的经世部分，《大学》之书就难见精彩。丘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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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唯《大学》一书，儒者全体大用之学也。原于一人之心，该夫万事之理，而关乎亿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则在乎家也，其功用极于天下之大也。圣人立之以为教，人君本之以为治，士子业之以为学，而用以辅君。是盖六经之总要，万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来传心经世之遗法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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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可谓推崇之至。故认为对此书的解释发挥不能割裂，更不能弃其用而只存其体。丘濬并且认为，《大学》经文是孔子立教垂世之遗意，孔子亲授曾子。曾子亲受其教，既总述孔子之言，又为之作传分释孔子之意，作成《大学》一篇。汉儒辑入《礼记》中，宋程颐、朱熹开始表彰此书，为之作《章句》、《或问》。真德秀又为作《衍义》，其真实意图在“献之时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为治之则。将以垂之后世，以为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5】但缺了最重要的一环，他自己所补者正在此。从儒者之全体大用看，本之身家，达之天下，从格致诚正中推出治平之术，正合儒家思想的本意。从知与行的关系看，格致诚正主要在知，而治国平天下主要是行；就知行之先后、轻重说，知先而行必随，知虽重而行尤重。两者如影随形，不能割裂。所以他自己的工作，是补真氏之缺失，实为真氏的功臣。另外，丘濬认为他的《衍义补》较之真德秀的《衍义》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就是，真氏书的最大用意在以书中的前言往事警发当世之君，如宋理宗。而自己的《大学衍义补》则主要是为了使众人晓谕，在朝臣中得到拥护，从而推动皇帝，将它推行于当时的政令中。故此书主要不在训诫而在实行。所引之事或有重复，所下按语多有不雅驯者，但不暇顾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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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濬此书完成后，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呈朝廷，有旨嘉奖，丘濬因此晋升礼部尚书。次年孝宗登基，认为此书“考据精详，论述赅博，有补政治”，赐钱刊刻。后来万历间重印此书，万历皇帝又制序称赞此书“揭治国平天下、新民之要，以收明德之功。采古今嘉言善行之遗，以发经传之指，而后体用具备，成真氏之完书，为孔、曾之羽翼，有功于《大学》不浅”。【6】并作为经筵讲义，与真氏之书并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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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衍义补》在正文之前，有“诚意正心之要·审几微”一门，下列“谨理欲之初分”、“察事几之萌动”、“防奸萌之渐长”三条，按丘濬的说明，是为了补足真德秀未尽之意。真氏在诚意正心之要下，立二目：崇敬畏，戒逸欲。丘濬认为，朱熹的《大学》诚意章解，特别重视审几的重要，这是因为，天下之理，善与不善而已。所谓崇敬畏，即存天理；所谓戒逸欲，即去人欲。但存理去欲，用功于显著之地，不若审察于几微之初为得力，故据朱子之意补之。但本书认为，丘濬此三目之补，是针对宪宗时的政治形势和宪宗个人的行事而言。宪宗朝之政治虽不至于大乱，但诸如宠信宦官汪直、梁方，排斥正直大臣；万贵妃专横后宫，干预朝政；宪宗崇佛佞道，喜好方术，滥召妖人，开传奉倖进之路，冗官充斥等，已埋下内忧外患的祸根。丘濬针对此，于《衍义》中暗寓讽谏之意。在“防奸萌之渐长”一目中，丘濬在引程颐对坤卦的解释之后发挥说：“大凡国家祸乱之变，弑逆之故，其原皆起于小人。诚能辨之于早，慎之于微，微见其萌芽之生，端绪之露，即有以抑遏、壅绝之，不使其有滋长积累之渐，以驯致夫深固坚牢之势，则用力少而祸乱不作矣。”【7】而在“炳治乱于几先”之目中，则直接为人君建言，所说相当沉痛警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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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祸乱之兴，未有不由微而至著者也。人君唯不谨于细微之初，所以驯至于大乱极弊之地。彼其积弊之后，衰季之世，固其宜也。若夫当承平熙洽之余，享丰亨豫大之奉，肆其胸臆，信任非人，穷奢极欲，无所不至。一旦失其富贵尊荣之势而为流离困厄之归，是岂无故而然哉？其所由来必有其渐，良由不能慎之于始，审之于微，思其所必至之患，而预先有以防之也。……臣故因大《易》思患预防之象，而引三君（按指唐玄宗、德宗、宋徽宗）之事以实之，而着于审几微之末，以垂万世之戒。后世人主倘鉴于兹，兢兢业业，谨之于微，毋使一旦不幸而蹈其覆辙焉。岂彼一时一人之幸，其实千万世亿兆之人之幸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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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丘濬补“审几微”一节的用心可谓昭然若揭。惜乎此书甫上而宪宗宾天，其作用则在继登大宝的孝宗皇帝身上通过经筵讲义发生了，对弘治中兴间接产生了影响。此点猜测可由孝宗以上对此书的嘉纳与赞赏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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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丘濬的儒术与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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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言，丘濬的《大学衍义补》用意在补真德秀之缺，其主体在治国平天下。其治平之术之总纲，共含括十一门：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明礼乐，秩祭祀，崇教化，备规制，慎刑宪，严武备，驭夷狄，最后以成功化作结。可以说，这个范围包括从天子到百官，从兵食到礼乐，从刑狱到教化，从国家制度到政府行政，几乎囊括了古代政治的一切方面。而丘濬所用的材料，首先是儒家经书，然后是理学家对经书的注释与发挥，特别是程颐、朱熹的著作。参以史书、政书、奏议、方志等，撷取十分广泛。故此书可当作政治类百科全书看。当然大宗归于程朱，这是很清楚的。如果同真德秀的《大学衍义》相比，《衍义补》篇幅要大得多，涉及的方面也要细得多，可资施行的方面也要切实得多。所以丘濬曾说，真氏之书是体，己书为用；真氏之书主要为知，己书主要是行；真氏之书可视为理，己书可视为事。理与事，知与行可以互相补足，互相资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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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正朝廷”一门，下设正纲纪之常，定名分之等，公赏罚之施，谨号令之颁，广陈言之路五目，其前置“总论朝廷之政”一目。丘濬认为，正朝廷的实质是正人君，欲正人君，先明人君之意义。他根据《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及“守位曰仁，聚人曰财”等意思，认为人君的意义就在于体天之义而代天牧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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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体天地生生之仁，尽教养斯民之义，孰有加于此哉？先儒谓《易》之事业，尽于此三言者，臣愚以为人君受天地之命，居君师之位，所以体天地而施仁立义，以守其位者，诚不外乎此三者而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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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濬这里说得很明白，正朝廷首先在于明人君的职责和性质，大宝之位非供帝王享乐之工具，神器也不是一姓之私产，而是将天的意志贯彻于百姓的中介。人君之所以“极崇高而至贵重，天下臣民莫不尊戴”，是因为他是天选择出来替自己管理人民的代理人，即张载所谓“大君者，吾父母之宗子”。【10】天的意志是好生之仁，所以帝王须行仁政。这就在天的名义下规定了帝王执政的性质，这是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的特出之处。张横渠所谓“为天地立心”，即通过创造性阐释，为天地确立其基本原则。从《易传》的“天地之大德曰生”，董仲舒的“天，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到周敦颐的“窗前草不除，与自家生意一般”，二程的“鸡雏可以观仁”，朱熹的“天地以生物为心”，再到丘濬的“圣人体天地生生之仁”，都贯彻了这一点。天地之仁是人君行仁政的形上学根据，仁政体现天的意志，丘濬这里的基本思想沿袭了儒家的这个相续不绝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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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丘濬这里还有帝王之位应由圣人来坐，而圣人又不世出，故由人来代替的意思。三代圣人之治，是儒家的理想，圣人居牧民之位，行仁政而天下大治，这是后世虽不能至而期然向往的局面。但儒家所许的圣人，大多是传说中的人物，实际上是儒家用以匡正、规范后世有国者所树立的假想的典范。丘濬这里提到此，除了要呼应“圣人之大宝曰位”这句经典中的语句外，还有人君应效法圣人体天地之意以牧民的意思。就是说，只有行仁政，才是履圣人大宝之位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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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濬强调的另一点是“理财正辞”，即发展经济，合理安排人民生活，并据完善的法律合理地保有私有财产之意。丘濬所谓理财，虽不失孟子保民而王之遗意，但已不是孟子所说的行井田、正经界、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之类较原始的措施，而是具有现实意味的经济观念。丘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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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理财者，制其田里，教其树畜，各有其有，而不相侵夺，各用其用而无有亏欠，则财得其理而聚矣。所谓正辞者，辨其名实，明其等级，是是非非，而有所分别；上上下下，而无有混淆，则辞得其顺而正矣。既理财正辞，而民有趋于义而背于利者，又必宪法令、致刑罚以禁之，使其于财也，彼此、有无之间，不得以非义相侵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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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丘濬非常重视等级制度，重视上下有别，重视用法律手段维持这种分别。这是儒家礼法结合在明代社会背景下的具体应用。丘濬把理财正辞作为仁政的经济、法律内容，它和仁政的根据——天地生生之德，仁政的履行者——圣人之位一起，构成了人君完整的职责体系。丘濬对朝廷之政这种总括式的解释，可以看做他的政治纲领，具有为执政制定宪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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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平天下，首先要做的是明君主之职分，下来重要的就是明设官分职之道。《大学衍义补》在正朝廷之后，即设正百官一目。此目下分定职官之品，颁爵禄之制，敬大臣之礼，简侍从之臣，重台谏之任，清入仕之路，公诠选之法，严考课之法，崇推荐之道，戒滥用之失十个子目，涉及官吏的诠选、任用、考核、监督及养廉、礼敬各个方面。丘濬之谙于朝廷掌故，精于吏治之道，在此目中得到了充分展示。就像在正朝廷中首先要明白帝王的职责及性质一样，在正百官中，丘濬首先阐明的是为官的职责和性质，及人君任用和考察官吏的一般原则。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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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治之道，在于用人。用人之道，在于任官。人君之任官，唯其贤而有德、才而有能者，则用之。……人臣之职，在乎致君泽民。其为乎上也，必陈善闲邪，以为乎君之德。其为乎下也，必发政施仁，以为乎民之生。如此之人，然后任之于左右，俾其上辅君德，下济民生。既得如是之人，非用之之难，察之之谨，则其进也易而杂，而侥幸之小人，得以间之矣。非待之以协和，信之于专一，则其用也乖而贰。而正大之君子，不得以久安矣。吁，方用之之初，则其难其慎，既用之之后，则唯和唯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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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丘濬是在君臣这个统一体中考察君与臣两个方面的。人君方面，择贤德有能者授之官。授官的目的在上辅君德，下济民生。这两个方面有一没有尽到责任，则于任官之义有缺欠。而官吏的任用非易事，其德其能若何？如何发挥官吏个人才能，如何使劳绩与爵俸一致，如何保证官吏的进退升降在合理的制度内运行，杜绝倖进之路，如何使对官吏的考察是公正的、符合实际没有冒滥的，这都是人君要考虑的重要事项。历史上因任官不当特别是对左右辅弼大臣用之不当而导致灭国的，不在少数。丘濬在各个子目中对这些方面有具体论述。而臣子方面，上辅君德，下济民生两项都极难做得周全。实际上多数下级官吏和外任者毕其一生也无缘“得睹天颜”，更不要说“上辅君德”了。丘濬此处不过强调君德就体现在臣之治民中，官吏须负对人君尽忠之责，须有自处于君民之间充当调人的自觉意识，须有泽民即所以致君的情怀与识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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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职之区设，品秩爵禄的制定，丘濬多引《尚书》、《周礼》之制，注释多从蔡沈、吕祖谦之说，实际上要表达的是后世设官分职须祖述儒家经典，特别是“六卿分职，万事之纲”之意，旨在说明朱元璋以皇帝总揽六部，不设宰相，及明成祖置阁臣是正确的。这一点可由丘濬对六部沿革所做的说明中见出。丘濬在职官的设置上特别引述《皇明祖训》中朱元璋关于不设宰相的训诫：“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宰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13】朱元璋倡始的不设宰相，是明代政制中最大的事件，对此后政治影响深远。因为祖训十分清楚且严厉异常，历代无有敢披龙鳞而倡言置相者。丘濬在关于职官之设的议论中，发挥《周礼》“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之语，对明代职官制度的合理性作了肯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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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统各司，各司分掌天下之务。如网之有纲，如丝之有纪，上下相承，巨细毕举。其官属虽无三百六十之多，其间脉络相通，体统不紊，深得《周礼》六典之遗意。自有《周礼》以来，二千余年，仅见行于今日者也。……此我圣祖高见远虑，超出百王之上。是诚有合于成周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之意。是以百年以来，朝廷无纷更之弊，臣宰无专擅之祸。上安其政，下保其位，如一日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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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其他重要官职如五军都督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的设置，亦都肯定它合乎古制。可以看出，丘濬的治国平天下之论，首先是以肯定现存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对诸弊政的纠正，只能在不触动、不改变现有职官系统的基础上施行。后来黄宗羲则谓有明无善治自朱元璋罢宰相始，并从多个侧面论证不设宰相之弊，着眼点与丘濬大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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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濬所陈其他正百官之措施中，论及明朝政事的尚多，不及缕述。其中“简侍从之臣”一目中论翰林学士之选必重其德，非仅文章之士所能充任；馆阁之臣不必多，必得通经学古，明体达用之儒为之职掌；“清入仕之路”中论科举考试中专以偏题怪题难举子，且四书比重过大，对策论不够重视，致使举子对古今制度，前代治迹，当世要务不暇致力，故所取人才名不副实等，所论皆剀切，深中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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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朝廷，正百官之后，是固邦本，制国用。固邦本下列蕃民之生，制民之产，重民之事，宽民之力，愍民之穷，恤民之要，除民之害，择民之长，分民之牧，询民之瘼十目。制国用亦列十目，涉及贡赋、市籴、制币、徭役、税收、专卖、濬运、屯田、山泽之利，纳粟拜爵等。此二门皆有总论，用以表明他选辑材料及对这些材料加以说明的指导思想，表现丘濬的经济之才。丘濬的固本之道，以《易经》的“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一句为纲领。他对此句的解释特重上下相通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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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交而阴阳和，万物遂其茂育者，天地所以为泰也。上下交而心志通，万民遂其生育者，世道所以为泰也。世道之所以泰者何也？盖由上之人，于凡下之人心志之所欲，身命之所关，日用饮食之资，养生送死之具，所恃以为生生者，无一而不得以通于上。上之人一一皆有以知其所以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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