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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之一字，先儒以心之德、爱之理为训。臣窃以为，仁之为仁，乃人心之全德，道理之总名。仁义礼智之仁，如元亨利贞之元也。专以元言，则元属乎春；统以元言，则亨利贞何者而非一元之气乎？仁之于义礼智，亦犹是也。【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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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关于《论语》的特点，丘濬仍遵从朱熹的观点：《论语》之书，其辞近，其指远。孔子之言，明白正大，皆就人伦日用上说。诸圣人，一人是一圣人，孔子则合众圣人以为大圣人。诸书一书是一书，《论语》则合众书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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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庸》、《孟子》，丘濬亦未选原文一字，只选程颐、朱熹评论二书的语录。然所选亦仅数条。真德秀于《中庸》，阐发的重点在天命之谓性，戒慎恐惧、谨独笃恭等践行，及诚者天之道等义。而丘濬一依程朱，着重阐发的是中者不偏不倚，庸者平常，只有中才能庸之义。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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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门之学必中，而中又必庸。乃人伦日用之常，非诡异难行之事也。是理也，乃上天之所命，人物之所率，圣人之所以教，学者之所以学，帝王之所以治，百姓之所以行，壹皆以是中庸为准则，不可偏于此，亦不可倚于彼。子思所以立万世圣学之标准者，此也。【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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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于《孟子》，丘濬强调其为价值选择上的尺度权衡，以此为本去度量事物，才不会在道义上有差忒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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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千言万语，不出乎孔孟之所言。经籍积案盈箱，不出乎《语》《孟》之所载。……故学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者，必自孔子入。而入孔子之门者，必自孟子始。【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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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书中丘濬特别重视《大学》，这一点也可说继承了朱熹。真德秀本亦极重《大学》，且以朱熹下列说法为纲领：“《大学》是为学纲领，先读《大学》，立定纲领，他书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诚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64】但真德秀之《大学衍义》未及治国平天下，故《大学》只成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个人修养之书。丘濬的特识在于，他不只把《大学》视为个人修养之书，更重要的是，视为治国平天下之利器。《大学》是四书的终始，六经的关键。六经四书都不过填实《大学》所立的框架。他在总论四书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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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必先读四书，而后及于六经。而读四书者，又必自《大学》始。程子谓其为初学入德之门，朱子谓其为古者大学教人之法，真氏谓其为圣学之渊源，为治之根柢，君天下之律令、格例，是知儒者之书，莫切要如《大学》一书。小学由是而入德，大学本是以为教。圣人之道，帝王之治，皆不出乎是矣。是则《易》也，《书》也，《诗》也，《春秋》之与《礼》也，《论》《孟》之与《中庸》也，皆所以填实乎《大学》一书。【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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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话可以代表他对《大学》重要性的看法，也道出了他所以撰写《大学衍义补》一书的动机，这就是以《大学》总括一切。真德秀所遗漏的恰是《大学》最重要的方面。他的补足绝非无关紧要，而是画龙点睛。不如此不能见儒学之全，不如此不能见《大学》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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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丘濬对于四书的阐发，篇幅不如对五经的阐发那样大，所论之深度也较五经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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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经术以为教之下，是“一道德以同俗”。丘濬之“一道德”，就是统一于理学所崇扬的价值观念与思想学说之下。丘濬认为治国之道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政与教。政有纪纲，教有枢要，教之枢要就是思想学说。丘濬追溯中国历史上各种思想学说，包括老庄、申韩、杨墨、苏秦张仪、佛教，各有各的道德观。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确立孔子为主的儒家学说为国家政教之基础。中经千余年之盛衰兴替，儒学至宋代而大放异彩。丘濬认为明代是儒学昌明的时代，全社会从帝王到百姓都以理学为趋赴，可以说是道德一、风俗同的时代，并以生在此世为幸。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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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自汉以来，专门名家，各自开户牖而殊轨辙。或泥于训诂，或流于谶纬。至于有宋，濂洛关闽诸儒者出，然后经旨大明于世。而我列圣又表彰之，遂为千古不刊之大典、不易之定论。是以道德一而无歧辙之差，风俗同而无疆界之别。斯世斯民得以见天地之纯全，识圣贤之至理，享帝王之盛治，一何幸欤！【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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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儒学昌明时代，首要之务是兴教化，厚风俗。而教化之兴首在于崇师儒。因丘濬尝任太学祭酒之职，位居师儒之长，职掌最高儒学机关，故留情教育，深谙养士之道，所论皆中其肯綮。他以尊敬师儒、褒崇孔子、褒祀先儒、天子视学四者为崇师儒之具体措施。他信从《礼记·学记》之言：“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认为尊师非尊其人，而是尊其人所奉之道。不尊师则不足以敬其道，不敬其道则无以为治。而师儒个人，也应如朱熹所言：“唯德得于心，充于身，行于家，推于乡党，达于朝庭。”及曾子所言：“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这样上下相敬，由此奠立教化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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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褒崇孔子一项中，丘濬历数各代对孔子的封赠，认为孔子之圣，固不因朝代之变迁、时间之流逝而改变。然褒崇孔子，与其崇圣人之虚名，不若遵圣人之实理。而圣人之实理，就是理学所崇奉的精神价值。所以丘濬在论到配享一节时，除唐贞观以前所定之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外，特别表彰宋之理学家。他特别赞成宋理宗淳祐元年之从祀诏中对理学家从祀的意见：“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力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中庸》、《大学》、《语》、《孟》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诏令学宫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67】又极力拥护司马光、邵雍、张栻、吕祖谦等从祀，连同周程张朱，合称九儒，认为：“以此九儒者，重明圣道，俾大明于世。”对唐人列为从祀之荀况、扬雄、王弼、贾逵、戴圣、马融、杜预诸人，则认为得罪圣门，应罢祀。又为董仲舒争祀。至于王安石，丘濬的态度似甚矛盾。既认为其从祀为奸党之私意，又认为其作《三经新义》亦有功于儒门。对明代正统间增吴澄、胡安国、蔡沈、真德秀诸人从祀，又极为赞成。从对从祀诸人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丘濬心目中的真儒。他最为服膺的，还是二程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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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天子视学，丘濬视为尊崇师儒的善举，但认为应如《礼记·文王世子》所言：“天子视学，大昕鼓征，所以警众也。”应设为常事，不为特恩。天子亦不宜常赐金帛以示恩宠。当常勉励师生，勤谨为学。这些议论，亦平正公允，显出丘濬在这些具体问题上的器识。以下“严旌别以示劝”，“举赠谥以劝忠”，虽是教化中较小的项目，但丘濬也广为采辑儒家经典和史书中的相关资料，并加按语加以显扬，从中可见其对教化问题思考之广远与细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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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衍义补》的另一可注意之处是它的末章“成功化”。此章只有一目“圣神功化之极”，内容有：一、体天道而设教；二、新民；三、实行《大学》之道。这几个方面是历代儒者着力描绘并倡导实行的，是儒家政治的理想状态，。丘濬认为，功化之极首先必是依天立治，天人相协的。他主要的根据是《易传》中“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一语。丘濬说：“乾之所以为乾者，以有元亨利贞之四德也。是故人君居天之位，必备乾之德，然后足以体天而立极焉。”【68】对此义的发挥，丘濬主要采取程颐、朱熹之说，突出下面的意思：“天道至神，故运行四时，化育万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唯圣人默契，体其妙用，设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测其用，自然仰观而戴服。”【69】在政治上是《尚书》中洪范九畴之树立，因为九畴是万世之蓍龟，治国之大经大法。在国家形态上是大一统：“天下咸统一于一王，而奉其正朔，朝觐会同之毕赴，讴歌狱讼之皆归。国不敢异政，家不敢异俗。”【70】在民风上是《礼记·礼运》所描绘的大同之世：“普天之下，亿兆之众，人人各止其所，而无一人之或失其所。由一人积而至于亿兆人，人人皆然，而在在无不然，岂非大同之世乎？”【71】在理想境界上是《中庸》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最后以《大学》的三纲八目之完成为圣神功化之极，并以对《大学》宗旨的概括作为《大学衍义补》全书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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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道，其纲领在明德、新民、止至善。其条目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要必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所谓全体之学也，所谓圣神功化之极也。是以《大学》一经十传，行其道于当时，则有以为一世立太平；传其书于来世，则有以为万世开太平。……大哉书乎！学校施之以为教，则足以成乎天下之才；经筵用之进讲，则足以辅一人之盛治；国家本之以持世，则足以延万年之国祚。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诚有在乎《大学》之一书也。三才之道，四德之用，五伦之教，六经之文，万世之治道事功，皆备载乎是书之中。一世用之，则一世之人蒙其泽，而开一世之太平。千万世用之，则千万世之人蒙其泽，而开千万世之太平。噫！百圣千贤，皆莫能外乎孔子之教；千经万典，皆不能出乎《大学》之书。好治之明君，辅治之良佐，政不必尽读天下之书，泛举古人之事，即此一书推而行之，尧舜禹汤文武之王道，不假外求；皋夔伊傅周召之相业，即此而在；唐虞夏商有周之盛治，居然可致矣。【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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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长段话，是丘濬对于《大学》修己治人经世明道全部功用的见解。虽然其中充满了夸张、理想的成分，但丘濬个人对此是深信不疑的。他的深信不疑建基于一个信念之上，即《大学》一书有着巨大的解释空间，经过诠释，可以把六经、四子的全部包容、概括、浓缩于《大学》一书。《大学衍义》之“衍”，就是一种诠释。所衍之义，是儒家全部内容。所以仅真德秀所遗落之治国、平天下二目，就引申、发挥出一百六十卷之内容。而此一百六十卷，又将真德秀所论之内容，全部贯串兼综。故《大学衍义补》可以当做六经四子之缩略、简编看，也可以当做政书、兵书、史书之纲目看。纵观有明一代之政典，未有如此采辑富赡、评案深至因而真切于习学与应用者。如果套用丘濬的说法，以正心诚意等为体，以治国平天下为用，丘濬所衍之“用”则掩其体而笼括之，所谓“即用而言体在用”。丘濬自己在上明孝宗的《进大学衍义补表》中对他这部书的特点及撰作意图也作了明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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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以证今，随时而应用。积小以成其大，补偏以足其全。巨细精粗，而曲折周详；前后左右，而均齐方正。于以衍治国平天下之意，用以收格致诚正修齐之功。举本末而有始有终，合内外而无余无欠。期必底于圣神功化之极，庶以见夫《大学》体用之全。体例悉准于前书，楷范用垂于后学。稽圣经，订贤传，剟取无遗；纪善行，述嘉言，搜求罔弃。【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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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并非虚语。此书诚十年辛苦之力，一代佐治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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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濬对自己的《大学衍义补》颇为自负，冀此书能被当朝采纳，于宪宗之新政有所贡献。不意书甫上而宪宗宾天。继之而兴的孝宗登极才三个月，就下旨刊刻。弘治元年，初刻本行世。此后嘉靖、隆庆、万历、祟祯朝都有翻刻本。特别是万历三十三年，万历皇帝御制序文，命工刊刻，对《大学衍义补》崇奖有加。清代的顺治、乾隆、道光、同治、光绪各朝屡有刊刻。日本有宽正四年的和刻本。民国间有1931年海口海南书局的铅字排印本。【74】刻本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在政务之书中殆不多见。另外，《大学衍义补》中的时务对策和经史佐治的内容由于可以作为科举考试之助，因而为士子所爱重。此书因包罗广泛，卷帙繁重，不利于在短时期内掌握和应用，嘉靖以后出现了几个节本，大多是为士子应答时务和经史佐治之题目而备，如顾起经的《大学衍义补要》和徐栻的《大学衍义补纂要》、《大学衍义补摘粹》、《大学衍义补英华》等。【75】而由于此书的巨大影响，其仿作、补作、攻诘之作也有出现。这些都对明代儒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类熔经史、理学、政治、时务为一炉的新型政务之书的出现与大行，对我们认识理学的各种形式，全面评价和把握明代学术的成就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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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张居正的儒学与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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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奇特的人物之一。生时褒崇极矣，当世及后世毁斥亦极矣。毁斥者比为王莽、桓温，褒崇者比为伊尹、周公。褒崇者谓其以儒家之经术饬吏治，毁斥者说他用法家之综核名实，以智术御臣僚。而褒崇卒不能去其口实，毁斥卒不能掩其光辉。明代万历间内阁首辅沈一贯曾说：“尝论江陵相业，以霍光之宠任，而济以学；以诸葛之勤瘁，而乘其时。当其拥十龄冲主，负扆以临，唯是秉祖宗之成宪，振朝廷之纪纲，讲学亲贤，爱人节用为先务。其与养蒙作圣，诚无得而议之也。”【76】《明史·张居正传》谓：“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书》曰‘臣罔以宠利居成功’，可弗戒哉！”张居正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生前身后招来如此之物议？张居正以何种学术为基础成就相业？他是否儒家？如果是，其特色何在，在明代儒学发展中处于何种地位？这些都是明代儒学史应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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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1525—1583）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十二岁为秀才，十六岁举乡试，二十三岁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五岁授编修。三十岁回家乡养病，三十三岁复出。三十六岁任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四十三岁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不久晋吏部尚书。四十八岁任内阁首辅，至五十八岁去世，任内阁首辅十年。成为明万历前期的实际执政者。他在任期间，实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使朝政为之一新。但功高震主，难免主上猜忌、臣僚谮谗。死之次年，一切名爵封赠遭追夺，家被籍没，长子敬修自杀，次子嗣修及弟充军边瘴之地。明熹宗天启二年，熹宗下诏复张居正官，予祭葬，抚恤家属。此时距居正之死已四十年。张居正的著作，由嗣修编成《张太岳集》在万历四十年（1612）刊行。《张太岳集》包括奏对十一卷，书牍十五卷，诗文二十卷，及《行实》一卷，共四十七卷。光绪年间由田桢主持，加以修订重编，定为四十八卷。今人据田刻本整理出版为《张居正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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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生于儒学之家，父亲张文明为儒生，但科场不利，一生未尝出仕。张居正曾说：“先君幼警敏，为文下笔立就，不复改窜，口占为诗，往往有奇句。然不能俯首就绳墨，循矩矱，以是见诎于有司。”【77】祖父张镇性豪宕不羁，不喜读书，曾为江陵辽王府护卫。父祖二人的个性乃至生涯，在张居正身上表现为执拗与通达、刻薄与能容、儒术与申韩的奇妙结合。这一点与朱元璋有某些相似之处，所以他甚喜朱元璋与明成祖的个性与行政作风。张居正居首辅之职，他考虑的首要问题是明朝应采用何种治体以为享国长久之计。关于此他有明确的理念，他尝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完整表达了此种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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