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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立国规模，与前代不同。本之恩威并施，纲目兼举。无论唐宋，即三代圣王，犹将远让焉。而宋时宰相卑主立名、违道干誉之事，直仆之所薄而不为者。【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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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恩威并施，即儒法兼用；所谓纲目兼举，纲即皇权、礼制等军国重事，目即政刑、食货诸措施。他的理想是二者并举，纲举目张。他认为明朝自朱元璋开国，即确定此治体，不设宰相就是为了防止相权过重，主上威权旁落。后继之诸帝，除建文帝之外，一承朱元璋集权强势之法，明朝才如此延祚长久。故主于威强，是明代诸朝相沿不替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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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于威强。前代繁文苛礼，乱政弊习，刬削殆尽。其所芟除夷灭，秦法不严于此矣，又浑沌之再辟也。懿文仁柔，建文误用齐、黄诸人，踵衰宋之陋习，日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亦秦之扶苏也。建文不早自败，亦必亡国。幸赖成祖神武，起而振之，历仁、宣、英、宪、孝，皆以刚明英断，总揽乾纲，独运威福，兢兢守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坠，故人心大定，而势有常尊。【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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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既以朱元璋之威强为治之道，所以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赞扬千百年来被诟诋为暴政之典型的秦始皇，以为治隆之再造，“浑沌之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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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至秦，浑沌之再辟者也。其创制立法，至今守之以为利。史称其得圣人之威。使始皇有贤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积至数十年，继宗世族，芟夷已尽；老师宿儒，闻见悉去；民之复起者，皆改心易虑，以听上之令，即有刘、项百辈，何能为哉！惜乎扶苏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内发，六国余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国为招。再传而蹙，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苏不死，继立必取始皇之法而纷更之，以求复三代之旧。至于国势微弱，强宗复起，亦必乱亡。后世儒者，苟见扶苏之谏焚书坑儒，遂以为贤，而不知乱秦者，扶苏也。【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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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如此认识，是因为他认为，圣人之治，有宽厚得民的一面，也有威猛御民的一面。秦之苛暴，某种程度上是圣人威猛的一面。始皇本人无大过错，过错在始皇无贤能之子。而所谓贤能，是能继承始皇之法而光大者。此等治国之道若能沿续数十年，将会出现削弱强宗世族，扫荡学者之偏见，民皆驯顺服从之局面。而刘项一辈枭雄，空有凯觎之心，但无可乘之机。张居正认为始皇之灭，是因为六国之人将对秦国一统之怨愤，发泄于始皇身上。故始皇二世而亡，非因秦之苛暴，而是秦的不幸。假使扶苏不死，继立后必采取儒家所颂扬的三代之法，其结果必是乱亡。此段议论虽是假设，但从中可以见出张居正的治国理念，这就是圣人治统之全，恩威并施，王霸兼用。他的治道取儒家，但绝非理学家那样假想的一味宽厚临民，完全排斥霸道的王道之世。这恐怕是王世贞说他“天资刻薄，好申韩法，以智术御下，而士大夫之黠者争投其意”的主要原因。又因为此，他与刻薄雄猜的朱元璋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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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亦以此恩威并施、王霸兼用解释成汤、伊尹、文武周公等圣人，为明代治国主威猛严苛找统治根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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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唯商之规模法度最为整肃。成汤、伊尹以勇智创造基业，其后贤圣之君六七作，故国势常强。纣虽无道，而周取之甚难。以文、武、周公之圣，世历三纪，始得帖然顺服，盖天下之归殷久矣。余尝谓本朝立国规模大略似商，周以下远不及也。列圣相承，纲维丕振，虽历年二百有余，累经大故，而海内人心宴然不摇，斯用威之效也。腐儒不达时变，动称三代云云。及言革除事，以非议我二祖法令者，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必不可用也。【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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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不以儒者常称颂的周文为政治之楷模，甚至不以孔子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之言为训，他理想的时代是商，他的政治标准是“国势常强”。在他看来，以商之整肃、强盛为理想建立的国家，较之以周之礼乐教化为理想建立的国家为高。虽然成祖以后诸朝之治绩颇不中张居正之意，且认为建文以后诸帝于太祖威猛治国之策执行不力，但此处仍说“列圣相承，纲维丕振”，这种颂扬实际上是从总体上肯定明朝自朱元璋始定并明令后代沿袭的威猛治国的传统，为自己的改革寻找依据。他反对的是动称三代之治，以周文礼乐为借口反对改革的儒臣，直比之宋之卖国奸臣。张居正并不首肯以文治休明为标榜，出了许多理学名臣但国势不振的宋代。他心目中的儒家何等样其实是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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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不仅以商的整肃、强盛，秦的威猛为政治理想，而且历代主张通过变革达到强盛的，因尚动而有生气的，都在他肯定之列，认为是天地万物自然之理。相反，文盛质衰，礼强兵弱，因礼文过甚而导致的因循、颓靡、矫伪等现象，都是他抨击的对象。他尝对比历代统治之不同表明他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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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事，极则必变，变则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尧舜以前，其变不可胜穷已。历夏、商至周，而靡敝已极。天下日趋于多事。周，王道之穷也，其势必变而为秦。举前代之文制，一切刬除之，而独持之以法，此反始之会也。然秦不能有而汉承之。西汉之治，简严近古，实赖秦为之驱除。而贡、薛、韦、匡之流，乃犹取周文之糟粕，用之于元、成衰弱之时，此不达世变者也。历汉、唐至宋，而文敝已甚，天下日趋于矫伪。宋，颓靡之极也。其势必变而为胡元。取先王之礼制，一举荡灭之，而独治之以简，此复古之会也。然元不能久，而本朝承之。国家之治，简严质朴，实藉元以为之驱除。而近时迂腐之流，乃犹祖晚宋之弊习，而妄议我祖宗之所建立，不识治理者也。【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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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虽讲的是极则必变，变则反始的道理，但实际上攻击的是礼文之制。文极而必反于质，质则刚猛用法。他屡屡称道朱元璋以刚猛消弭女宠、宦官、外戚、权臣、藩镇、夷狄诸祸之法，甚至称扬过甚而堕于粉饰。比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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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每思本朝立国规模，章程法度，尽善尽美，远过汉唐。至于宋之懦弱牵制，尤难并语。今不必复有纷更，唯仰法我高皇帝“怀保小民”一念，用以对越上帝，奠安国本耳。故自受事以来，凡朝夕之所入告，教令之所敷布，惓惓以是为务。【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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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明言要效法的是朱元璋的保民而王，实际上他向往的、誉之为尽善尽美的，在立国规模，章程法度上，也就是他提倡和实行的刚猛治国。保民而王是目的，刚猛是规模法度，只有刚猛才能扭转建文乃至仁宣以来的弛缓。具体措施则在张居正入阁不久所上的《陈六事疏》中。此疏针对隆庆至万历初年的一系列弊政，如党争不断，诸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纪纲不肃，上下姑息迁就，号令不行；官吏腐化，怠乎职守；武备废弛，兵食不足，兵久不练，将吏冒饷；从皇帝到百官奢糜成风，国库空虚，豪强大族兼并土地，民穷财尽的现实，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事，思有以振刷，以一清吏治，富国强兵。此疏被认作张居正的改革纲领，表现了他的施政思想和具体改革措施，与他早年所写的《论时政疏》一脉相承。由于这些主张的刚猛面目，张居正被时人形容为：“居正之为政，大约以尊主权，课吏实，明赏罚，一号令。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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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以上改革措施，自他任内阁首辅付诸实行以来，遭到许多非议，这些非议一言以蔽之曰“霸道”。张居正针对这些议论，表明了他关于王霸之辨的根本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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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学术不明，高谈无实，剽窃仁义，谓之王道；才涉富强，便云霸术。不知王霸之辨，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奚必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也。【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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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王道虽以仁义为纲，但不专是仁义；霸道以富国强兵为号召，但不专是富强之术。其间未必如此区划清楚。王道霸道，义与利二者可以统一起来。王道是目的，是归宿，此即“心”；霸道是手段，是工具，此谓“迹”。而心与迹是一体之两面，殊难截然分开。他并举例说，尧舜周公孔子，是儒家王道的代表，但孔子开口论治，便说“足食足兵”。舜之施政纲领，便是《尚书》中的“食哉唯时”，即不违农时，民食乃足。周公辅政，首在《尚书·立政》所说之“克诘尔戎兵”，即治理好军队。圣人在讲仁义的同时，首先注目的便是富国强兵。所以富国强兵是圣人王道的标志。而腐儒仅以仁义为王道，而抽去了富国强兵之实际内容，听起来好听，实则空虚无物。张居正并不批评或否定王道，他批评或否定的是抛开富国强兵之术独任仁义的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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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张居正儒学的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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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以大胆革新的内阁首辅知名，世多知其综核名实，以智术御下的方面。但他生在理学极其发达的明代，又以科举入仕；升任翰林院编修后，曾兼管国子监司业事。又为隆庆皇帝登极之前及幼小的神宗的经筵讲官，主持过隆庆五年的会试，又曾主编过《谟训类编》等经筵日讲讲章，编写过《女诫直解》之类的后妃通俗读本，儒学的浸润不可谓不深，修养不可谓不高。所以在王霸并用的治术之后，有许多作为儒家学者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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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他认定的治国原则上。他的治国原则，一以儒家经典《尚书·洪范》为依据。他说：“若言建皇极，敬五事，兼三德，用八政，则诚万世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也。”【86】皇极即最高准则，其内容后世儒者各有阐说，当不外儒家所谓天、德、道、理等代表价值原则、精神趋向之范畴。五事即貌、言、视、听、思等个人行为规范，三德即刚克、正直、柔克等精神气质方面，八政是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即关于农商、祭祀、营造、文教、司法、外交、军事等国家事务方面。这些内容，既有民族的精神价值，又有军国重事，又有个人的气质修养。可以说是一个简括的政纲。张居正以此为治国的大经大法，可见他是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理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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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虽以商之整肃、强盛作为政治理想，但他也重视礼制的作用，对儒家圣王制礼作乐的功绩十分景仰，对历史上曾协助帝王制礼作乐的儒臣，特别是明初的儒臣持肯定态度，于礼乐修明对政治的重要性再三强调。他曾主持《大明集礼》的修订，在为此书作的序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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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治定制礼，因时立制，累数十年，然后乃备。周至成王，周公始制礼作乐。……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承胡元极衰之敝，经制大坏，先王之典无有存者。当是时，又攘除群雄，殄逆讨叛，迄无宁岁。而将相大臣，皆武力有功之人，至于稽古礼文之士，莫有任其责者。高皇帝天纵神圣，兼总条贯。天下甫定，即命儒臣兴制度，考文章，以立一代之典。夏商以后，议礼之详者莫如成周。而我皇祖之制，实与之准焉。……明兴百八十余年，高皇帝作之于前，今天子述之以后，奕世载德，重熙累绩，稽古礼文之事，褎然具备矣。则所以一民之行而易民之俗者，又奚必远有所慕哉！【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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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序不可看做对朱元璋和嘉靖皇帝的谀词，而是张居正的心声。因为张居正的其他奏疏、序记、书牍等有大量同类材料。此类材料也不可看做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万机之务中必须有的例行酬答，而应视为他作为儒家学者的根本主张。因为在儒家眼中，礼制作为一个国家的大经大法，是维持国家存在和运转的支柱，是一刻也不能无的。并且礼制也不与刚猛对立；礼制肃然，是刚猛的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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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在政务之余，常阅读儒家经典，并随手札记。札记中有字句的辨误，意思的理解，也有对古今史实的即兴评论。这说明他并非厌弃儒书，鄙视儒生。如一则札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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