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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衍义补》的另一可注意之处是它的末章“成功化”。此章只有一目“圣神功化之极”，内容有：一、体天道而设教；二、新民；三、实行《大学》之道。这几个方面是历代儒者着力描绘并倡导实行的，是儒家政治的理想状态，。丘濬认为，功化之极首先必是依天立治，天人相协的。他主要的根据是《易传》中“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一语。丘濬说：“乾之所以为乾者，以有元亨利贞之四德也。是故人君居天之位，必备乾之德，然后足以体天而立极焉。”【68】对此义的发挥，丘濬主要采取程颐、朱熹之说，突出下面的意思：“天道至神，故运行四时，化育万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唯圣人默契，体其妙用，设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测其用，自然仰观而戴服。”【69】在政治上是《尚书》中洪范九畴之树立，因为九畴是万世之蓍龟，治国之大经大法。在国家形态上是大一统：“天下咸统一于一王，而奉其正朔，朝觐会同之毕赴，讴歌狱讼之皆归。国不敢异政，家不敢异俗。”【70】在民风上是《礼记·礼运》所描绘的大同之世：“普天之下，亿兆之众，人人各止其所，而无一人之或失其所。由一人积而至于亿兆人，人人皆然，而在在无不然，岂非大同之世乎？”【71】在理想境界上是《中庸》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最后以《大学》的三纲八目之完成为圣神功化之极，并以对《大学》宗旨的概括作为《大学衍义补》全书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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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道，其纲领在明德、新民、止至善。其条目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要必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所谓全体之学也，所谓圣神功化之极也。是以《大学》一经十传，行其道于当时，则有以为一世立太平；传其书于来世，则有以为万世开太平。……大哉书乎！学校施之以为教，则足以成乎天下之才；经筵用之进讲，则足以辅一人之盛治；国家本之以持世，则足以延万年之国祚。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诚有在乎《大学》之一书也。三才之道，四德之用，五伦之教，六经之文，万世之治道事功，皆备载乎是书之中。一世用之，则一世之人蒙其泽，而开一世之太平。千万世用之，则千万世之人蒙其泽，而开千万世之太平。噫！百圣千贤，皆莫能外乎孔子之教；千经万典，皆不能出乎《大学》之书。好治之明君，辅治之良佐，政不必尽读天下之书，泛举古人之事，即此一书推而行之，尧舜禹汤文武之王道，不假外求；皋夔伊傅周召之相业，即此而在；唐虞夏商有周之盛治，居然可致矣。【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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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长段话，是丘濬对于《大学》修己治人经世明道全部功用的见解。虽然其中充满了夸张、理想的成分，但丘濬个人对此是深信不疑的。他的深信不疑建基于一个信念之上，即《大学》一书有着巨大的解释空间，经过诠释，可以把六经、四子的全部包容、概括、浓缩于《大学》一书。《大学衍义》之“衍”，就是一种诠释。所衍之义，是儒家全部内容。所以仅真德秀所遗落之治国、平天下二目，就引申、发挥出一百六十卷之内容。而此一百六十卷，又将真德秀所论之内容，全部贯串兼综。故《大学衍义补》可以当做六经四子之缩略、简编看，也可以当做政书、兵书、史书之纲目看。纵观有明一代之政典，未有如此采辑富赡、评案深至因而真切于习学与应用者。如果套用丘濬的说法，以正心诚意等为体，以治国平天下为用，丘濬所衍之“用”则掩其体而笼括之，所谓“即用而言体在用”。丘濬自己在上明孝宗的《进大学衍义补表》中对他这部书的特点及撰作意图也作了明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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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以证今，随时而应用。积小以成其大，补偏以足其全。巨细精粗，而曲折周详；前后左右，而均齐方正。于以衍治国平天下之意，用以收格致诚正修齐之功。举本末而有始有终，合内外而无余无欠。期必底于圣神功化之极，庶以见夫《大学》体用之全。体例悉准于前书，楷范用垂于后学。稽圣经，订贤传，剟取无遗；纪善行，述嘉言，搜求罔弃。【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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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并非虚语。此书诚十年辛苦之力，一代佐治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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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濬对自己的《大学衍义补》颇为自负，冀此书能被当朝采纳，于宪宗之新政有所贡献。不意书甫上而宪宗宾天。继之而兴的孝宗登极才三个月，就下旨刊刻。弘治元年，初刻本行世。此后嘉靖、隆庆、万历、祟祯朝都有翻刻本。特别是万历三十三年，万历皇帝御制序文，命工刊刻，对《大学衍义补》崇奖有加。清代的顺治、乾隆、道光、同治、光绪各朝屡有刊刻。日本有宽正四年的和刻本。民国间有1931年海口海南书局的铅字排印本。【74】刻本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在政务之书中殆不多见。另外，《大学衍义补》中的时务对策和经史佐治的内容由于可以作为科举考试之助，因而为士子所爱重。此书因包罗广泛，卷帙繁重，不利于在短时期内掌握和应用，嘉靖以后出现了几个节本，大多是为士子应答时务和经史佐治之题目而备，如顾起经的《大学衍义补要》和徐栻的《大学衍义补纂要》、《大学衍义补摘粹》、《大学衍义补英华》等。【75】而由于此书的巨大影响，其仿作、补作、攻诘之作也有出现。这些都对明代儒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类熔经史、理学、政治、时务为一炉的新型政务之书的出现与大行，对我们认识理学的各种形式，全面评价和把握明代学术的成就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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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张居正的儒学与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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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奇特的人物之一。生时褒崇极矣，当世及后世毁斥亦极矣。毁斥者比为王莽、桓温，褒崇者比为伊尹、周公。褒崇者谓其以儒家之经术饬吏治，毁斥者说他用法家之综核名实，以智术御臣僚。而褒崇卒不能去其口实，毁斥卒不能掩其光辉。明代万历间内阁首辅沈一贯曾说：“尝论江陵相业，以霍光之宠任，而济以学；以诸葛之勤瘁，而乘其时。当其拥十龄冲主，负扆以临，唯是秉祖宗之成宪，振朝廷之纪纲，讲学亲贤，爱人节用为先务。其与养蒙作圣，诚无得而议之也。”【76】《明史·张居正传》谓：“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书》曰‘臣罔以宠利居成功’，可弗戒哉！”张居正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生前身后招来如此之物议？张居正以何种学术为基础成就相业？他是否儒家？如果是，其特色何在，在明代儒学发展中处于何种地位？这些都是明代儒学史应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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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1525—1583）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十二岁为秀才，十六岁举乡试，二十三岁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五岁授编修。三十岁回家乡养病，三十三岁复出。三十六岁任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四十三岁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不久晋吏部尚书。四十八岁任内阁首辅，至五十八岁去世，任内阁首辅十年。成为明万历前期的实际执政者。他在任期间，实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使朝政为之一新。但功高震主，难免主上猜忌、臣僚谮谗。死之次年，一切名爵封赠遭追夺，家被籍没，长子敬修自杀，次子嗣修及弟充军边瘴之地。明熹宗天启二年，熹宗下诏复张居正官，予祭葬，抚恤家属。此时距居正之死已四十年。张居正的著作，由嗣修编成《张太岳集》在万历四十年（1612）刊行。《张太岳集》包括奏对十一卷，书牍十五卷，诗文二十卷，及《行实》一卷，共四十七卷。光绪年间由田桢主持，加以修订重编，定为四十八卷。今人据田刻本整理出版为《张居正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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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生于儒学之家，父亲张文明为儒生，但科场不利，一生未尝出仕。张居正曾说：“先君幼警敏，为文下笔立就，不复改窜，口占为诗，往往有奇句。然不能俯首就绳墨，循矩矱，以是见诎于有司。”【77】祖父张镇性豪宕不羁，不喜读书，曾为江陵辽王府护卫。父祖二人的个性乃至生涯，在张居正身上表现为执拗与通达、刻薄与能容、儒术与申韩的奇妙结合。这一点与朱元璋有某些相似之处，所以他甚喜朱元璋与明成祖的个性与行政作风。张居正居首辅之职，他考虑的首要问题是明朝应采用何种治体以为享国长久之计。关于此他有明确的理念，他尝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完整表达了此种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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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立国规模，与前代不同。本之恩威并施，纲目兼举。无论唐宋，即三代圣王，犹将远让焉。而宋时宰相卑主立名、违道干誉之事，直仆之所薄而不为者。【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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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恩威并施，即儒法兼用；所谓纲目兼举，纲即皇权、礼制等军国重事，目即政刑、食货诸措施。他的理想是二者并举，纲举目张。他认为明朝自朱元璋开国，即确定此治体，不设宰相就是为了防止相权过重，主上威权旁落。后继之诸帝，除建文帝之外，一承朱元璋集权强势之法，明朝才如此延祚长久。故主于威强，是明代诸朝相沿不替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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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于威强。前代繁文苛礼，乱政弊习，刬削殆尽。其所芟除夷灭，秦法不严于此矣，又浑沌之再辟也。懿文仁柔，建文误用齐、黄诸人，踵衰宋之陋习，日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亦秦之扶苏也。建文不早自败，亦必亡国。幸赖成祖神武，起而振之，历仁、宣、英、宪、孝，皆以刚明英断，总揽乾纲，独运威福，兢兢守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坠，故人心大定，而势有常尊。【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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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既以朱元璋之威强为治之道，所以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赞扬千百年来被诟诋为暴政之典型的秦始皇，以为治隆之再造，“浑沌之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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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至秦，浑沌之再辟者也。其创制立法，至今守之以为利。史称其得圣人之威。使始皇有贤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积至数十年，继宗世族，芟夷已尽；老师宿儒，闻见悉去；民之复起者，皆改心易虑，以听上之令，即有刘、项百辈，何能为哉！惜乎扶苏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内发，六国余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国为招。再传而蹙，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苏不死，继立必取始皇之法而纷更之，以求复三代之旧。至于国势微弱，强宗复起，亦必乱亡。后世儒者，苟见扶苏之谏焚书坑儒，遂以为贤，而不知乱秦者，扶苏也。【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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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如此认识，是因为他认为，圣人之治，有宽厚得民的一面，也有威猛御民的一面。秦之苛暴，某种程度上是圣人威猛的一面。始皇本人无大过错，过错在始皇无贤能之子。而所谓贤能，是能继承始皇之法而光大者。此等治国之道若能沿续数十年，将会出现削弱强宗世族，扫荡学者之偏见，民皆驯顺服从之局面。而刘项一辈枭雄，空有凯觎之心，但无可乘之机。张居正认为始皇之灭，是因为六国之人将对秦国一统之怨愤，发泄于始皇身上。故始皇二世而亡，非因秦之苛暴，而是秦的不幸。假使扶苏不死，继立后必采取儒家所颂扬的三代之法，其结果必是乱亡。此段议论虽是假设，但从中可以见出张居正的治国理念，这就是圣人治统之全，恩威并施，王霸兼用。他的治道取儒家，但绝非理学家那样假想的一味宽厚临民，完全排斥霸道的王道之世。这恐怕是王世贞说他“天资刻薄，好申韩法，以智术御下，而士大夫之黠者争投其意”的主要原因。又因为此，他与刻薄雄猜的朱元璋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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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亦以此恩威并施、王霸兼用解释成汤、伊尹、文武周公等圣人，为明代治国主威猛严苛找统治根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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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唯商之规模法度最为整肃。成汤、伊尹以勇智创造基业，其后贤圣之君六七作，故国势常强。纣虽无道，而周取之甚难。以文、武、周公之圣，世历三纪，始得帖然顺服，盖天下之归殷久矣。余尝谓本朝立国规模大略似商，周以下远不及也。列圣相承，纲维丕振，虽历年二百有余，累经大故，而海内人心宴然不摇，斯用威之效也。腐儒不达时变，动称三代云云。及言革除事，以非议我二祖法令者，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必不可用也。【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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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不以儒者常称颂的周文为政治之楷模，甚至不以孔子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之言为训，他理想的时代是商，他的政治标准是“国势常强”。在他看来，以商之整肃、强盛为理想建立的国家，较之以周之礼乐教化为理想建立的国家为高。虽然成祖以后诸朝之治绩颇不中张居正之意，且认为建文以后诸帝于太祖威猛治国之策执行不力，但此处仍说“列圣相承，纲维丕振”，这种颂扬实际上是从总体上肯定明朝自朱元璋始定并明令后代沿袭的威猛治国的传统，为自己的改革寻找依据。他反对的是动称三代之治，以周文礼乐为借口反对改革的儒臣，直比之宋之卖国奸臣。张居正并不首肯以文治休明为标榜，出了许多理学名臣但国势不振的宋代。他心目中的儒家何等样其实是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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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不仅以商的整肃、强盛，秦的威猛为政治理想，而且历代主张通过变革达到强盛的，因尚动而有生气的，都在他肯定之列，认为是天地万物自然之理。相反，文盛质衰，礼强兵弱，因礼文过甚而导致的因循、颓靡、矫伪等现象，都是他抨击的对象。他尝对比历代统治之不同表明他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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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事，极则必变，变则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尧舜以前，其变不可胜穷已。历夏、商至周，而靡敝已极。天下日趋于多事。周，王道之穷也，其势必变而为秦。举前代之文制，一切刬除之，而独持之以法，此反始之会也。然秦不能有而汉承之。西汉之治，简严近古，实赖秦为之驱除。而贡、薛、韦、匡之流，乃犹取周文之糟粕，用之于元、成衰弱之时，此不达世变者也。历汉、唐至宋，而文敝已甚，天下日趋于矫伪。宋，颓靡之极也。其势必变而为胡元。取先王之礼制，一举荡灭之，而独治之以简，此复古之会也。然元不能久，而本朝承之。国家之治，简严质朴，实藉元以为之驱除。而近时迂腐之流，乃犹祖晚宋之弊习，而妄议我祖宗之所建立，不识治理者也。【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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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虽讲的是极则必变，变则反始的道理，但实际上攻击的是礼文之制。文极而必反于质，质则刚猛用法。他屡屡称道朱元璋以刚猛消弭女宠、宦官、外戚、权臣、藩镇、夷狄诸祸之法，甚至称扬过甚而堕于粉饰。比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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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每思本朝立国规模，章程法度，尽善尽美，远过汉唐。至于宋之懦弱牵制，尤难并语。今不必复有纷更，唯仰法我高皇帝“怀保小民”一念，用以对越上帝，奠安国本耳。故自受事以来，凡朝夕之所入告，教令之所敷布，惓惓以是为务。【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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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明言要效法的是朱元璋的保民而王，实际上他向往的、誉之为尽善尽美的，在立国规模，章程法度上，也就是他提倡和实行的刚猛治国。保民而王是目的，刚猛是规模法度，只有刚猛才能扭转建文乃至仁宣以来的弛缓。具体措施则在张居正入阁不久所上的《陈六事疏》中。此疏针对隆庆至万历初年的一系列弊政，如党争不断，诸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纪纲不肃，上下姑息迁就，号令不行；官吏腐化，怠乎职守；武备废弛，兵食不足，兵久不练，将吏冒饷；从皇帝到百官奢糜成风，国库空虚，豪强大族兼并土地，民穷财尽的现实，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事，思有以振刷，以一清吏治，富国强兵。此疏被认作张居正的改革纲领，表现了他的施政思想和具体改革措施，与他早年所写的《论时政疏》一脉相承。由于这些主张的刚猛面目，张居正被时人形容为：“居正之为政，大约以尊主权，课吏实，明赏罚，一号令。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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