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69753 张居正的以上改革措施，自他任内阁首辅付诸实行以来，遭到许多非议，这些非议一言以蔽之曰“霸道”。张居正针对这些议论，表明了他关于王霸之辨的根本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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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55 后世学术不明，高谈无实，剽窃仁义，谓之王道；才涉富强，便云霸术。不知王霸之辨，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奚必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也。【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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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57 在他看来，王道虽以仁义为纲，但不专是仁义；霸道以富国强兵为号召，但不专是富强之术。其间未必如此区划清楚。王道霸道，义与利二者可以统一起来。王道是目的，是归宿，此即“心”；霸道是手段，是工具，此谓“迹”。而心与迹是一体之两面，殊难截然分开。他并举例说，尧舜周公孔子，是儒家王道的代表，但孔子开口论治，便说“足食足兵”。舜之施政纲领，便是《尚书》中的“食哉唯时”，即不违农时，民食乃足。周公辅政，首在《尚书·立政》所说之“克诘尔戎兵”，即治理好军队。圣人在讲仁义的同时，首先注目的便是富国强兵。所以富国强兵是圣人王道的标志。而腐儒仅以仁义为王道，而抽去了富国强兵之实际内容，听起来好听，实则空虚无物。张居正并不批评或否定王道，他批评或否定的是抛开富国强兵之术独任仁义的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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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59 第五节　张居正儒学的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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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61 张居正以大胆革新的内阁首辅知名，世多知其综核名实，以智术御下的方面。但他生在理学极其发达的明代，又以科举入仕；升任翰林院编修后，曾兼管国子监司业事。又为隆庆皇帝登极之前及幼小的神宗的经筵讲官，主持过隆庆五年的会试，又曾主编过《谟训类编》等经筵日讲讲章，编写过《女诫直解》之类的后妃通俗读本，儒学的浸润不可谓不深，修养不可谓不高。所以在王霸并用的治术之后，有许多作为儒家学者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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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63 首先，在他认定的治国原则上。他的治国原则，一以儒家经典《尚书·洪范》为依据。他说：“若言建皇极，敬五事，兼三德，用八政，则诚万世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也。”【86】皇极即最高准则，其内容后世儒者各有阐说，当不外儒家所谓天、德、道、理等代表价值原则、精神趋向之范畴。五事即貌、言、视、听、思等个人行为规范，三德即刚克、正直、柔克等精神气质方面，八政是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即关于农商、祭祀、营造、文教、司法、外交、军事等国家事务方面。这些内容，既有民族的精神价值，又有军国重事，又有个人的气质修养。可以说是一个简括的政纲。张居正以此为治国的大经大法，可见他是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理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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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65 张居正虽以商之整肃、强盛作为政治理想，但他也重视礼制的作用，对儒家圣王制礼作乐的功绩十分景仰，对历史上曾协助帝王制礼作乐的儒臣，特别是明初的儒臣持肯定态度，于礼乐修明对政治的重要性再三强调。他曾主持《大明集礼》的修订，在为此书作的序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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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67 王者治定制礼，因时立制，累数十年，然后乃备。周至成王，周公始制礼作乐。……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承胡元极衰之敝，经制大坏，先王之典无有存者。当是时，又攘除群雄，殄逆讨叛，迄无宁岁。而将相大臣，皆武力有功之人，至于稽古礼文之士，莫有任其责者。高皇帝天纵神圣，兼总条贯。天下甫定，即命儒臣兴制度，考文章，以立一代之典。夏商以后，议礼之详者莫如成周。而我皇祖之制，实与之准焉。……明兴百八十余年，高皇帝作之于前，今天子述之以后，奕世载德，重熙累绩，稽古礼文之事，褎然具备矣。则所以一民之行而易民之俗者，又奚必远有所慕哉！【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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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69 此序不可看做对朱元璋和嘉靖皇帝的谀词，而是张居正的心声。因为张居正的其他奏疏、序记、书牍等有大量同类材料。此类材料也不可看做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万机之务中必须有的例行酬答，而应视为他作为儒家学者的根本主张。因为在儒家眼中，礼制作为一个国家的大经大法，是维持国家存在和运转的支柱，是一刻也不能无的。并且礼制也不与刚猛对立；礼制肃然，是刚猛的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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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71 张居正在政务之余，常阅读儒家经典，并随手札记。札记中有字句的辨误，意思的理解，也有对古今史实的即兴评论。这说明他并非厌弃儒书，鄙视儒生。如一则札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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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73 陆象山言，唐虞之时，道在皋陶。今观虞廷之臣，所谓陈谟献说，唯皋陶之言为最精粹。知人、安民二语，乃万世治天下之准则。以九德甄别人才，以率作考成，保泰守业，无一语不关切治道。……后世唯伊尹学术事业可与并称，至于周公稍觉多事矣。【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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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75 最后一句《四库总目提要》举为张居正诋毁圣人的证据之一，并作为《张太岳集》的疵点之一进行批评。这一点这里搁过不说。要注意的是，本条札记不仅引用陆象山的观点，而且论说的是儒家经典《尚书》之事。这除了表明张居正以辅主政治的皋陶自我期许，所以对唐虞与皋陶的关系特别加以关注之外，他平日多读儒书，多注意儒者的评史之言，恐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点。至于札记中发挥《大学》止至善之义，赞扬《中庸》五德，则更是儒者之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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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77 其次，张居正非常重视教育，视之为培养德义，转化风习的地方。尤重视各级地方学校。在嘉靖二十九年初任翰林院编修时，即应宜都县学教谕之请，为新修葺的县学撰写记文，其中可以看出张居正对学校功能的认识及其中寄寓的勗勉之意。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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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79 古之王者，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皆所以整齐人道，敦礼义而风元元者也。夫教化不行，礼义不立，至于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将无所措其手足。当此之时，虽有严令繁刑，只益乱耳。乌能救斯败乎？由此观之，导民之术在彼不在此也。……自孔子没，微言中绝。学者溺于见闻，支离糟粕，人持异见，各申其说于天下。于是修身正心，真切笃实之学废，而训诂词章之习兴。有宋诸儒，方诋其弊，然议论乃日以滋甚。虽号大儒宿学，至于白首犹不殚其业。而独行之士，往往反为世所讪笑。呜呼！学不本诸心，而假借外以自益，只见其愈劳愈敝矣。【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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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81 文中“此”即礼，“彼”即法，张居正是对比孔子“导之以礼”和“导之以法”两种不同求治方向立论的。可见他并非徒倚法而不重教化。张居正倡导本诸心的儒学，即认真研究，体之于心，而后有得之学，汉儒的训诂词章和宋儒的无根议论，都在排斥之列。对于明代诸朝风俗之美寙，张居正向往民风醇厚、民气质朴的成化、弘治时期，对嘉靖中期以后由于宗藩侵占庄田，豪家大肆兼并土地造成的贫富不均加剧，流民增多所带来的社会风气的变化不胜忧虑。他在一篇写于嘉靖后期的记中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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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83 余闻里中父老，往往言成化、弘治间，其吏治民俗，流风蔑如也。是时明有天下几百年。道化汪涉，风气纯古，上下俱欲休息乎无为。其继也，醇俗渐漓，网亦少密矣。一变而为宗藩繁盛，骫权挠正，法贷于隐蔽，再变而为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又变而为侨户杂居，狡伪权诡，俗坏于偷靡。故其时治之为难。非夫沉毅明断，一切以摘奸剔弊，故无由胜其任而愉快矣。【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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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85 成弘间之风俗醇厚，盖亦有然。朱元璋揽军国大权于一身，不设宰相，诏以为恒制。以刚猛治国，号以为矫元代之弛缓。但过于残刻，洪武初年连兴大狱，官民怖慄。建文起而纠之，上下稍苏。但不一二年而成祖兴“靖难”之师。成祖沿袭乃父，治术尚猛。又废黜建文之法以示己之正统与维护祖制，明令：凡皇考法制更改者，悉复其旧；祖宗之法所以为后世，当敬守之，不可以变。又好大喜功，连年用兵北疆，且因迁都北京，营建宫舍，国力不支。于是外示宽仁而内用严苛。仁、宣两朝惩永乐之失，转变国策，不再用兵北方，休兵养民，提高内阁的权力和地位，洪武永乐间高度集权、帝王个人独断的局面有所舒缓。并且多次下“宽恤”令，施行赈灾和蠲免租税。对成祖时得罪的官员，也下令宽宥和平反。官吏治理风格和民间风俗习尚为之一变，宣宗致被称为“太平天子”。但仁宣两朝以宽仁治国，虽有甚好的效果，但亦导致法令渐弛，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有，兵士逃亡严重，战斗力削弱。英宗朝国家多故，土木之役，对明朝的惩创尤为严重。可以说是明朝由盛渐衰的一个转折点。宪宗崇佛道，好方术，信用太监，专宠万贵妃，阁臣、六部多不得人，当时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民谣，内忧外患屡起。孝宗继位后，对成化朝的弊政有所纠正，主要措施及所收效果如史官所言：“孝宗恭俭仁明，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嬖倖之门，却珍奇、放鹰犬、抑外戚、裁中官，平台暖阁，经筵午朝，无不访问疾苦，旁求治安。”【91】史称“弘治中兴”。此时国力强盛，百姓晏安。治国风格宽猛适中，人民安居乐业，风俗较历朝为好。《明史》甚至综合、比较有明一代帝王之治绩，说明十六帝中，开国之洪武、永乐而外，可称者为仁、宣、孝宗三朝，而孝宗尤所称道。正德后诸帝，可称述者不多，明季之坏滥更甚。张居正提起风俗一事，一是说明他非常重视朝政之好坏对民间风俗的影响，将正德、嘉靖以来风俗之坏归咎于政治之坏，为他的改革设想中教化方面的措施树立根据。这仍是儒家学者以政治之美带动风俗之厚，以风俗之厚促进政治之美的传统路数。二是他综合当时形势的各个方面，对嘉靖之后的风俗与与之相连的政治前景充满忧虑。在此《记》的末尾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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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87 嗟乎！明兴才百九十年，而变已如是。吾安知继今以往，其将变而厌弃今俗，以复古之敦庞简易乎？抑将变而愈甚，以至于莫知其所终乎？后之治者，非随俗救弊，又将安所施乎？是皆不可知也。【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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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89 今后政治之美恶不可逆料，所知者亦在不能因常袭古，据民之所愿，时之所宜，对以往不合时宜之处进行振刷兴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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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91 张居正之为儒家，还表现在他对学校的重视上。他在学校教育方面的理念和改革思路，集中体现在他万历三年所上的《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中。在这篇重要的奏疏中，他提出了整饬学校的根本主张，这首先在于全社会重新认识学臣、学校的重要性。他指出，强国之本在人才，作养人才在学校，学校办的好坏在学臣。明代建国之初极重学臣之选，充任此职者，不独学行皆优，且能正己肃下，敢于建言。故多海内名流，多能以道自重。士习儒风，端然有古人意。但演至后代，人多争趋阁臣部员，渐渐视学官稍轻，学官也渐不能自重，故多弊行，不能服士子之心。提学等官，亦多不管政情士风。职掌既无关大政，人亦不以重任视之，甚至以学校为养老之地。“士之衰老贫困者，始告授教职。精力既倦于鼓舞，学行又歉于模范。优游苟禄，潦倒穷途。是朝廷以造士育才之官，为养老济贫之地，冗蠢甚矣！”【93】他提出整顿学校的十八条措施，皆针对学官、生员之弊事而发，如除地方儒学外，不许别建书院。提学官不许借故生事，干请荐举。生员职在读书明理，除此之外，不许陈说民情，议论官员贤否。重新申明讲说书义，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以典实纯正为尚。并明令务将颁降之《四书五经》、《性理大全》、《通鉴纲目》及当代诰律典制等书诵习讲解，适于世用。有袭用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其他关于生员廪额、考校、奖惩、荐举等细目尚多。其中尤当注意者在第一条，因为此条与张居正关于民间讲学的态度有关。此条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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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93 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必又别标门户，聚党空谈。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因而启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违者，提学御史听吏部、都察院考察奏黜；提学按察司官听巡按御史劾奏；游士人等，许各抚、按衙门访拏解发。【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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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95 所提各条甚为严厉。此疏之上在万历三年，可视为后四年毁天下私设书院之令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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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97 从这封奏疏中可以看出，张居正确实不喜民间讲学。他是以一个儒家正统派，一个总揽朝政的当权者的立场说话的。明朝嘉、隆以后，民间讲学盛行，尤其在江西、安徽、浙江、江苏一带，书院很多，热心于讲学活动的学者也很多。所讲多是儒家基本知识，特别是《四书》和《孝经》中的通俗内容。听众中各地方各阶层的人都有。这固然与王阳明的倡导、示范、推动有关，但更多的是由于经济发达带来的文化重心的下移，科举的广泛影响带来的儒学知识的普及，特别是由佛道的广泛传播带来的善书宝卷的大量印行、民间通俗讲唱等形式的广泛流行，这都使明代中后期民间的讲学活动空前活跃。但这也带来了五方杂处，各色人等混聚一处，无良之辈借听讲游食废业的隐患，更有借结社讲会的机会行奔竞干请之事。另外民间讲学所讲内容比较自由，便于创立新说，组成学派，这容易造成标榜门户，相互攻诘而构怨的结果。它不容易使士人沉下心来钻研经典，反身实践。张居正从便于管理天下士子，使其不违反朝廷的规定着眼，从统治的稳定和士人的纯良着眼，禁止民间讲学是很自然的。另外，在张居正看来，热衷于讲学者，不是科举的失意者，就是官场的放逐者，特别是后者，多有借讲学隐身待时，以图东山再起者，这类人更容易拉帮结派，与朝内的当权者为敌。这尤其需要注意。这大概是他反对民间讲学的主要理由。张居正被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人所批评，最大的原因在他禁锢了自由的精神，阻碍了学术的发展，破坏了自由争鸣的学术氛围，关闭了在野者批评朝政的通道，为当权者镇压、禁锢士人提供了口实。这些批评在明代后期充满启蒙精神，热烈呼唤政治上和学术上的自由空气的时代是非常合理的，并且也是非常必要的。但张居正所做的，仍是一个儒家学者官吏所会做的。他绝非法家人物，在明代那样的社会氛围下也不会产生法家。而倍遭物议的综核名实，以智术御下是大多数当路者采取的权略，不止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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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99 其实张居正对讲学的态度，在他给友人的信中有一个明确的剖白，这就是，聚讲不如默修，讲之口耳不如体之身心；与其鱼龙混杂，在讲学之名义下行非讲学之事，不如罢讲；与其横计是非，不如离是非而直切真正的儒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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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801 吾所恶者，恶紫之夺朱也，莠之乱苗也，郑声之乱雅也，作伪之乱学也。夫学，乃吾人本分内事，不可须臾离者。言喜道学者，妄也；言不喜道学者，亦妄也。于中横计去取，言不宜有不喜道学者之名，又妄之妄也。言不宜不喜道学之为学，不若离是非，绝取舍，而直认本真之为学也。孔子自言，人不如己之好学，三千之徒，日闻其论说，而独以好学归之颜子，今不穀亦妄自称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实好学者矣。【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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