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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之为儒家，还表现在他对学校的重视上。他在学校教育方面的理念和改革思路，集中体现在他万历三年所上的《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中。在这篇重要的奏疏中，他提出了整饬学校的根本主张，这首先在于全社会重新认识学臣、学校的重要性。他指出，强国之本在人才，作养人才在学校，学校办的好坏在学臣。明代建国之初极重学臣之选，充任此职者，不独学行皆优，且能正己肃下，敢于建言。故多海内名流，多能以道自重。士习儒风，端然有古人意。但演至后代，人多争趋阁臣部员，渐渐视学官稍轻，学官也渐不能自重，故多弊行，不能服士子之心。提学等官，亦多不管政情士风。职掌既无关大政，人亦不以重任视之，甚至以学校为养老之地。“士之衰老贫困者，始告授教职。精力既倦于鼓舞，学行又歉于模范。优游苟禄，潦倒穷途。是朝廷以造士育才之官，为养老济贫之地，冗蠢甚矣！”【93】他提出整顿学校的十八条措施，皆针对学官、生员之弊事而发，如除地方儒学外，不许别建书院。提学官不许借故生事，干请荐举。生员职在读书明理，除此之外，不许陈说民情，议论官员贤否。重新申明讲说书义，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以典实纯正为尚。并明令务将颁降之《四书五经》、《性理大全》、《通鉴纲目》及当代诰律典制等书诵习讲解，适于世用。有袭用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其他关于生员廪额、考校、奖惩、荐举等细目尚多。其中尤当注意者在第一条，因为此条与张居正关于民间讲学的态度有关。此条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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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必又别标门户，聚党空谈。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因而启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违者，提学御史听吏部、都察院考察奏黜；提学按察司官听巡按御史劾奏；游士人等，许各抚、按衙门访拏解发。【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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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各条甚为严厉。此疏之上在万历三年，可视为后四年毁天下私设书院之令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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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封奏疏中可以看出，张居正确实不喜民间讲学。他是以一个儒家正统派，一个总揽朝政的当权者的立场说话的。明朝嘉、隆以后，民间讲学盛行，尤其在江西、安徽、浙江、江苏一带，书院很多，热心于讲学活动的学者也很多。所讲多是儒家基本知识，特别是《四书》和《孝经》中的通俗内容。听众中各地方各阶层的人都有。这固然与王阳明的倡导、示范、推动有关，但更多的是由于经济发达带来的文化重心的下移，科举的广泛影响带来的儒学知识的普及，特别是由佛道的广泛传播带来的善书宝卷的大量印行、民间通俗讲唱等形式的广泛流行，这都使明代中后期民间的讲学活动空前活跃。但这也带来了五方杂处，各色人等混聚一处，无良之辈借听讲游食废业的隐患，更有借结社讲会的机会行奔竞干请之事。另外民间讲学所讲内容比较自由，便于创立新说，组成学派，这容易造成标榜门户，相互攻诘而构怨的结果。它不容易使士人沉下心来钻研经典，反身实践。张居正从便于管理天下士子，使其不违反朝廷的规定着眼，从统治的稳定和士人的纯良着眼，禁止民间讲学是很自然的。另外，在张居正看来，热衷于讲学者，不是科举的失意者，就是官场的放逐者，特别是后者，多有借讲学隐身待时，以图东山再起者，这类人更容易拉帮结派，与朝内的当权者为敌。这尤其需要注意。这大概是他反对民间讲学的主要理由。张居正被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人所批评，最大的原因在他禁锢了自由的精神，阻碍了学术的发展，破坏了自由争鸣的学术氛围，关闭了在野者批评朝政的通道，为当权者镇压、禁锢士人提供了口实。这些批评在明代后期充满启蒙精神，热烈呼唤政治上和学术上的自由空气的时代是非常合理的，并且也是非常必要的。但张居正所做的，仍是一个儒家学者官吏所会做的。他绝非法家人物，在明代那样的社会氛围下也不会产生法家。而倍遭物议的综核名实，以智术御下是大多数当路者采取的权略，不止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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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张居正对讲学的态度，在他给友人的信中有一个明确的剖白，这就是，聚讲不如默修，讲之口耳不如体之身心；与其鱼龙混杂，在讲学之名义下行非讲学之事，不如罢讲；与其横计是非，不如离是非而直切真正的儒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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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所恶者，恶紫之夺朱也，莠之乱苗也，郑声之乱雅也，作伪之乱学也。夫学，乃吾人本分内事，不可须臾离者。言喜道学者，妄也；言不喜道学者，亦妄也。于中横计去取，言不宜有不喜道学者之名，又妄之妄也。言不宜不喜道学之为学，不若离是非，绝取舍，而直认本真之为学也。孔子自言，人不如己之好学，三千之徒，日闻其论说，而独以好学归之颜子，今不穀亦妄自称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实好学者矣。【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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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可以解释他整肃讲学的初衷。次年，他又在复友人论《春秋》的信中谈到对世儒讲学著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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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本鲁史旧文，仲尼稍加笔削，盖据事直书，而美恶自见，非有意于褒贬也。自三传启穿凿之门，世儒袭见闻之陋，圣人记事之意，渐以弗存。所谓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仆尝欲论著其说而未暇。【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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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言后人之传注异说纷纭，不如读《春秋》本文，与他在为学上崇实黜虚的一贯主张相合，而他的为学主张又直接决定着他作为当路者对民间书院、讲学的态度。这两封信写于万历七八年间，后二三年张居正即辞世，此后再无道及讲学者，可以视为他的最后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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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张居正与王门后学的交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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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在儒学上的表现还见于他与儒家学者的交游。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他对王阳明从祀孔庙的态度。王阳明良知之学因与社会上普遍崇信的朱子学相牴牾，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又因功高见嫉，招致不少人的忌恨，与朝中的党争又有扯不清的关系，一度曾被斥为伪学。阳明殁后，他之能否从祀一直争论不休。张居正在答南京提学御史谢虬峰的信中，表达了对王阳明的崇敬态度：“阳明先生从祀事，以宗伯病，不能会议，久稽题覆。好事者遂乘间而诋之，其言粗浅可哂，然何伤乎日月乎！”【97】阳明从祀之题本久不答覆，是否仅因礼部尚书患病而稽迟不答，这里不详考。可注意的是，张居正斥诋訾阳明的人为好事者，斥反对阳明从祀的言语为粗浅可笑，甚至比阳明为日月之明。在同年复谢虬峰的另一封信中也说：“阳明先生从祀，礼官方欲定议，而南疏复至，又极其丑诋，至欲并褫其封爵，则亦过矣。”【98】从祀事大，匆遽间恐难议定；历史上的大贤得以从祀，亦大多在殁后多年。以张居正处事之稳健与警敏，也只得如此作答：阳明不能从祀，但亦不同意褫夺阳明的封爵等极端做法。张居正在世时，阳明未能从祀，但这恐怕不能归因于张居正之阴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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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交游的阳明后学，有聂豹、罗洪先、罗汝芳、胡直、耿定向、周友山等人，其中以泰州后学为多。而其所厌者，恐亦不在少数，尤恶者为何心隐。张居正所喜者，为平实有用之学。此所谓有用，非仅礼乐兵农之实用之学，也包括身心性命之学。张居正并不一概反对理学，他反对的是标奇立异，欺世盗名之学。他在送泰州后学罗汝芳任宁国知府的赠言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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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造士，率以理学风示宇内，缙绅硕儒，相与阐心性，析仁义，强志问学，烝烝盛矣。总之，烜赫焜耀，伟然追古贤哲，固可口悉而指计也。乃怀诡者，玄探隐索，以眩骇耳目，而夸侈无实，掠虚誉于声响形影之似，斯又其下矣。……大都任本实者，诚以达才；骛空言者，辩而无当，此其大较。不可明见耶？【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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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罗汝芳的学问人品十分赞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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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德结发时，即肆力心性仁义之学，不为风习移易。其语人，深而非异，远而非侈，凿凿皆可底成绩。且自奉简薄，恶以物诱见污。探其蕴，莫之能穷；叩其衷，无不可告。沉然澹然，可爱而不可厌也。【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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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罗汝芳其人其学，都符合他所谓“任本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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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江右学者聂双江的归寂主静之学甚为契合，认为着实用功之学。他在致聂双江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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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承高明指未发之中，退而思之，此心有跃如者。往时薛君采先生亦有此段议论，先生复推明之。乃知人心有妙万物者为天下之大本，无事安排。此先天无极之旨也。夫虚者道之所居也，涵养于不睹不闻，所以致此虚也。心虚则寂，感而遂通。故明镜不惮于屡照，其体寂也。虚谷不疲于传响，其中窾也。今不于其居无事者求之，而欲事事物物求其当然之则，愈劳愈敝也矣。【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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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双江之学稍涉形上，不似罗汝芳浅显。但其心之体本虚寂，虚寂方能感而遂通的学说，重归寂主静之涵养功夫，与现成良知派不用功夫之直下承当不同，与张居正喜着实用功，喜心之居虚御实、居一御万的学问趋向相近，所以张居正指聂双江为知音。此外，聂双江之心体本虚寂，未发之中为天下之大本的思想，与张居正所接受的一点佛教思想相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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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对于张居正起的作用比较复杂。一是万历初年，帝在冲龄，政出两宫皇太后，而两宫皇太后皆敬信佛教，尝有建寺印经诸举。张居正不能不委顺示之，以稳身固宠，完成自己的大业宏愿，所以常在一些应酬性文字中颂扬佛教。这在《敕建慈寿寺碑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二是张居正以佛教之大悲心作为自己当国事以后，不顾身家性命，勇往直前的鼓舞。又以佛教四大皆空之说作为自己日理万机、身心交困之时的清凉剂。他在致幼年时的老师李元阳的信中对此有所剖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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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少而学道，每怀出世之想，中为时所羁绁，遂料理人间事。前年冬，偶阅《华严》悲智偈，忽觉有省，即时发一弘愿：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去年，当主少国疑之时，以藐然之躯，横当天下之变，比时唯知办此深心，不复计身为己有。幸而念成缘熟，上格下孚，宫府穆清，内外宁谧。而正以退食之余，犹得默坐澄心，寄意方外，如入火聚得清凉门。以是知山寺幽栖，风尘寓迹，虽趋舍不同，静躁殊途，其致一也。【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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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点也可由袁中道的一段记载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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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立朝时，于称讥毁誉，俱有所不避，一切利国福民之事挺然为之。【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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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明代三教合一之风颇盛，士大夫受时风影响，鲜有不涉佛教的，区别只在入之深浅。上引书信中张居正自言少而学道，每怀出世之想。在给友人陆五台论禅的信中说自己“宿昔颇种善根”。【104】证之张居正的书札序记，可知张居正确实平时亦读佛书，亦与人论佛，只是此类文字不多。就不多的论佛文字看，也是重实修而轻知解，喜功夫而厌捷得。如在一封与人论禅的信中，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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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道之怀，出世之想，启我愚蒙。中世以后，大雄之法分为宗、教二门。凡今吾辈之所讲研穷究，言语印证，吾教也。若夫宗门之旨，非略象忘诠，真超玄诣，讵可易言？然宗由顿契，教可依通，譬之法雨普霑，随根领受。而今之学者，皆舍教言宗，妄意揣量，执之为是。才欲略象，而不知已涉于象；意在忘诠，而不知已堕于诠。此竖拳喝棒、狗子矢橛之徒所以纷纷于世也。【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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