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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可以解释他整肃讲学的初衷。次年，他又在复友人论《春秋》的信中谈到对世儒讲学著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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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本鲁史旧文，仲尼稍加笔削，盖据事直书，而美恶自见，非有意于褒贬也。自三传启穿凿之门，世儒袭见闻之陋，圣人记事之意，渐以弗存。所谓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仆尝欲论著其说而未暇。【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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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言后人之传注异说纷纭，不如读《春秋》本文，与他在为学上崇实黜虚的一贯主张相合，而他的为学主张又直接决定着他作为当路者对民间书院、讲学的态度。这两封信写于万历七八年间，后二三年张居正即辞世，此后再无道及讲学者，可以视为他的最后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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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张居正与王门后学的交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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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在儒学上的表现还见于他与儒家学者的交游。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他对王阳明从祀孔庙的态度。王阳明良知之学因与社会上普遍崇信的朱子学相牴牾，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又因功高见嫉，招致不少人的忌恨，与朝中的党争又有扯不清的关系，一度曾被斥为伪学。阳明殁后，他之能否从祀一直争论不休。张居正在答南京提学御史谢虬峰的信中，表达了对王阳明的崇敬态度：“阳明先生从祀事，以宗伯病，不能会议，久稽题覆。好事者遂乘间而诋之，其言粗浅可哂，然何伤乎日月乎！”【97】阳明从祀之题本久不答覆，是否仅因礼部尚书患病而稽迟不答，这里不详考。可注意的是，张居正斥诋訾阳明的人为好事者，斥反对阳明从祀的言语为粗浅可笑，甚至比阳明为日月之明。在同年复谢虬峰的另一封信中也说：“阳明先生从祀，礼官方欲定议，而南疏复至，又极其丑诋，至欲并褫其封爵，则亦过矣。”【98】从祀事大，匆遽间恐难议定；历史上的大贤得以从祀，亦大多在殁后多年。以张居正处事之稳健与警敏，也只得如此作答：阳明不能从祀，但亦不同意褫夺阳明的封爵等极端做法。张居正在世时，阳明未能从祀，但这恐怕不能归因于张居正之阴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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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交游的阳明后学，有聂豹、罗洪先、罗汝芳、胡直、耿定向、周友山等人，其中以泰州后学为多。而其所厌者，恐亦不在少数，尤恶者为何心隐。张居正所喜者，为平实有用之学。此所谓有用，非仅礼乐兵农之实用之学，也包括身心性命之学。张居正并不一概反对理学，他反对的是标奇立异，欺世盗名之学。他在送泰州后学罗汝芳任宁国知府的赠言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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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造士，率以理学风示宇内，缙绅硕儒，相与阐心性，析仁义，强志问学，烝烝盛矣。总之，烜赫焜耀，伟然追古贤哲，固可口悉而指计也。乃怀诡者，玄探隐索，以眩骇耳目，而夸侈无实，掠虚誉于声响形影之似，斯又其下矣。……大都任本实者，诚以达才；骛空言者，辩而无当，此其大较。不可明见耶？【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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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罗汝芳的学问人品十分赞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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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德结发时，即肆力心性仁义之学，不为风习移易。其语人，深而非异，远而非侈，凿凿皆可底成绩。且自奉简薄，恶以物诱见污。探其蕴，莫之能穷；叩其衷，无不可告。沉然澹然，可爱而不可厌也。【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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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罗汝芳其人其学，都符合他所谓“任本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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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江右学者聂双江的归寂主静之学甚为契合，认为着实用功之学。他在致聂双江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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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承高明指未发之中，退而思之，此心有跃如者。往时薛君采先生亦有此段议论，先生复推明之。乃知人心有妙万物者为天下之大本，无事安排。此先天无极之旨也。夫虚者道之所居也，涵养于不睹不闻，所以致此虚也。心虚则寂，感而遂通。故明镜不惮于屡照，其体寂也。虚谷不疲于传响，其中窾也。今不于其居无事者求之，而欲事事物物求其当然之则，愈劳愈敝也矣。【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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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双江之学稍涉形上，不似罗汝芳浅显。但其心之体本虚寂，虚寂方能感而遂通的学说，重归寂主静之涵养功夫，与现成良知派不用功夫之直下承当不同，与张居正喜着实用功，喜心之居虚御实、居一御万的学问趋向相近，所以张居正指聂双江为知音。此外，聂双江之心体本虚寂，未发之中为天下之大本的思想，与张居正所接受的一点佛教思想相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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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对于张居正起的作用比较复杂。一是万历初年，帝在冲龄，政出两宫皇太后，而两宫皇太后皆敬信佛教，尝有建寺印经诸举。张居正不能不委顺示之，以稳身固宠，完成自己的大业宏愿，所以常在一些应酬性文字中颂扬佛教。这在《敕建慈寿寺碑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二是张居正以佛教之大悲心作为自己当国事以后，不顾身家性命，勇往直前的鼓舞。又以佛教四大皆空之说作为自己日理万机、身心交困之时的清凉剂。他在致幼年时的老师李元阳的信中对此有所剖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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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少而学道，每怀出世之想，中为时所羁绁，遂料理人间事。前年冬，偶阅《华严》悲智偈，忽觉有省，即时发一弘愿：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去年，当主少国疑之时，以藐然之躯，横当天下之变，比时唯知办此深心，不复计身为己有。幸而念成缘熟，上格下孚，宫府穆清，内外宁谧。而正以退食之余，犹得默坐澄心，寄意方外，如入火聚得清凉门。以是知山寺幽栖，风尘寓迹，虽趋舍不同，静躁殊途，其致一也。【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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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点也可由袁中道的一段记载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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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立朝时，于称讥毁誉，俱有所不避，一切利国福民之事挺然为之。【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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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明代三教合一之风颇盛，士大夫受时风影响，鲜有不涉佛教的，区别只在入之深浅。上引书信中张居正自言少而学道，每怀出世之想。在给友人陆五台论禅的信中说自己“宿昔颇种善根”。【104】证之张居正的书札序记，可知张居正确实平时亦读佛书，亦与人论佛，只是此类文字不多。就不多的论佛文字看，也是重实修而轻知解，喜功夫而厌捷得。如在一封与人论禅的信中，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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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道之怀，出世之想，启我愚蒙。中世以后，大雄之法分为宗、教二门。凡今吾辈之所讲研穷究，言语印证，吾教也。若夫宗门之旨，非略象忘诠，真超玄诣，讵可易言？然宗由顿契，教可依通，譬之法雨普霑，随根领受。而今之学者，皆舍教言宗，妄意揣量，执之为是。才欲略象，而不知已涉于象；意在忘诠，而不知已堕于诠。此竖拳喝棒、狗子矢橛之徒所以纷纷于世也。【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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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对于佛教，只是把它分成教与宗。宗即禅宗，以顿悟契入。教即传统佛教，由渐修证得。张居正不喜禅宗之简捷功夫，主张教门之真实修行。这与他学问上崇实黜虚的趋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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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亦与江右学者胡直友善。胡直曾致书，央张居正为其亡父撰写墓表，可见两人交谊不浅。另有书信论寂感之说。胡直宗程明道“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与陆象山“宇宙即是吾心”之说，主张寂感一如，反对感前求寂，割裂体用。而张居正则信从聂双江之说，对胡直之说不以为然。张居正在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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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虚故能应，寂故能感。《易》曰：“君子以虚受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诚虚诚寂，何不可者。唯不务实得于己，不知事理之如一，同出之异名，而徒兀然嗒然，以求所谓虚寂者，宜其大而无当，窒而不通矣。审如此，岂唯虚寂之为病，苟不务实得于己，而独于言语名色中求之，则曰致曲，曰求仁，亦岂得为无弊哉！【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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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主张虚寂为本，然后能感而遂通。但此虚寂是用功夫之后的实得，本体之虚寂与功夫之实得一而不二。他反对不用功夫的虚寂，斥之为大而无当，窒而不通。苟无实功，致曲求仁等孔门根本宗旨不过徒为名言概念而已。从这里看，张居正之实学，的确不止经世之学，也包括修身成德，但无论那个方面，皆主实心实事，不空言欺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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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与泰州后学耿定向交谊最厚，往来书信最多。不仅有政事上的叮嘱，且有学问心得上的交流。前者如万历七年下令清丈全国土地，张居正致信时任福建巡抚的耿定向，嘱其“丈地亩，清浮粮，为闽人立经久计，须详审精核，不宜草草。各经委正官，朝觐毕，即促之赴任”。【107】后者如万历七年耿定向致信张居正询问如何治理福建，张居正回书答复，就便讨论治术。张居正的答复是，福建素称难治，今无别法，不过就前任刘尧诲、庞尚鹏之措施踵美补漏。治术重在甄别士之流品而各用其长，“唯在试之而责其成功，毋循虚名，毋求高调，则行能别矣”。【108】而张居正的改革被许多人攻击为只讲霸道，不讲王道；只讲利，不讲义时，张居正又向耿定向吐露心声，讲自己对王霸义利之辨的根本见解，【109】可见二人交谊非浅。最主要的是两人是同乡，论学上又比较投契。如张居正曾在一封给耿定向的复信中说：“别去倐经霜雪，同心之怀，良不可任。辱谕，谓比来涉事日深，知虚见空谈之无益，具见丈近日造诣精实处，区区所欲献于高明者，正在于此。”【110】此信作于嘉靖四十一年，张居正以虚寂之本心融通内外，成变化立万端的基本思想此时已经确立，且此后忙于政事，无暇深造，故此思想历数十年不变。而耿定向的思想则屡有变化。更重要的是，张居正在夺情遭弹劾后求治渐急，所推行之措施逐渐严苛。耿定向以朋友谊曾加以规劝，二人关系自此疏远。此情见于耿定向弟子焦竑所作之《耿天台先生行状》，【111】当不为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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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居正有关但非其友人的何心隐，是考察张居正晚年政事宦情的一个重要人物。何心隐本名梁汝元，从学于泰州学派的颜山农，与闻王艮立本之旨。在家乡聚徒讲学，间以讽议朝政。在张居正任职京师国子监时，何心隐就不满张居正，讥讽张居正身居太学，不知太学之道。后又买通道士蓝道行，以扶乩去严嵩。张居正对此不能不心动。万历六年左右，何心隐扬言张居正专制朝政，将入都倡言驱逐之。张居正微闻此语，讽地方官使捕治之。何心隐四处躲藏，终被湖广巡抚王之垣缉获，死于狱中，与同乡罗巽并被诬为妖人曾光之同党。此事对士林震动极大，并成为张居正下令毁天下私设书院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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