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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芳此书不专主一家，择善而从，议论平正，不妄生穿凿，有疑则缺。但所论不能旁征博引，稍嫌单薄。故《四库提要》谓：“其书议论平和，绝无区分门户之见。虽援据不广，时有缺略，要其大纲，与凿空臆撰者殊矣。”【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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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为明代诗学重镇，他的《毛诗原解》三十六卷是明代后期一部极有特色的著作。诗学乃郝敬家学，他自言：“上世学《易》学《礼》，至我先君学《诗》，男千秋、千石、侄千里、缌麻弟大采，皆受《诗》。”【57】又以诗中乡试，可见渊源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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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之《毛诗原解》，主要在反对朱熹注诗不遵小序，只依诗之文辞悬断疑似，后儒信从朱注，遂使诗学离开原意。他要恢复以序解诗之古风，故名《原解》。卷首有《读诗》一卷，总述解诗原则。郝敬以为诗不同于文，诗有蕴藉，不似文那样浅白。诗有悠扬委曲之趣，言外不尽之意，不能径情直解：“诗意深厚，正不贵明浅，或借古以讽今，或反言以明正，或托其人之口吻以发意中事，或漫无可否，述事以见意。体裁不一，要未有直发者。”【58】故读诗须如孟子所言，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而要以意逆志。此为学诗之第一义。而诗历今数千年，其志未易逆，须借前人关钥，而小序正是此关钥。故郝敬解诗首重小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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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篇所以高绝千古，惟其寄兴悠远。不读古序，不达作者之志与圣人删定之旨。后人疑序与诗不似，不似处正宜理会，诗所难言正在此。自朱元晦不通古序，学者谬承师说，浅陋枯索，无复兴致可风。【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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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又笃信成说，认为诗序中的头一句精当简约，是后数句的根本，后数句是申明首句之义。首句可断为子夏所作，后数句毛公增补：“诗序首句函括精约，法戒凛然，须经圣裁，乃克有此。”【60】解诗以小序之首句为纲领。故郝敬注诗之体例，于小序首句前增“古序曰”三字，小序其余文字之前，则加“毛公曰”以示区别，其下系朱子注以为批评的靶子。郝敬反复强调，诗为言志而作，而诗序之首句之所以言志，解诗不据小序，犹如夜行无烛，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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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序首一句为诗人之志。诗辞明显，则序不及；但道诗所未言，后人所不知者，故序不可废也。朱子必责诗中语为征，正与古序相反。苟诗辞已直，又焉用序为。如朱说，依样葫芦，都似重复语，书《序》所以孟浪正坐此，虽不用亦无伤也。若诗无古序，则似夜行，乌可少乎！【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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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书《序》，指朱子之《诗经集传序》。此《序》中明言学诗之法：“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按指十五国风）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以《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62】中无一语及于小序。郝敬认为，朱子之有此失，全在朱子忽视“诗言志”一语，以史传质疑诗旨，以文辞质疑诗旨。他甚至认为，朱子之气质性向不适合为诗，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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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诗殊关气质。元晦性地质直，气鲜圆通，故言诗殊非所长。诗多托兴，必认以为真；诗多婉言，必改使从直；诗多深邃，必牵使就浅。所以三百古序，无一能解颐者。【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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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言之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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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解诗与朱子不同的另一个重要之点在对赋比兴的解释。朱子解诗，极重视赋、比、兴，在诗之每一章下，都为标出。朱子释赋、比、兴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64】郝敬不仅反对朱子对赋、比、兴的解释，更反对在每一章下皆硬性标出。他对赋、比、兴的解释很富于哲学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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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始于兴。兴者，动也。故曰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夫子亦曰：诗可以兴。凡诗未有离兴者也。兴者诗之情，情动于中发于言为赋。赋者，事之辞。辞不欲显，托于物为比。比者，意之象。故夫铺叙括综曰赋，意象附合曰比，感动触发曰兴。【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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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心受物之感，情动于中而欲发为言者为兴，将此情落实为语言之铺叙为赋，而此语言不欲直白道出，寄托于同类之物曰比。因此赋、比、兴非修辞之法，乃诗之本体；非截然割裂，本圆通为一。由于此，郝敬言诗，于赋比兴特重其统而为一之意，认为赋、比、兴非判然三体。他反驳朱子“比有取义，兴不取义”之说，认为朱子所说之兴，实际上皆比，因所咏之物有寄托之故。郝敬所谓比，即寄托之意，并非两物有相同性乃可比，凡不直言其事而托言于他物者皆比。故朱子所言为兴者如关雎、鹊巢、凤凰、麟趾、黄鸟、鸱鸮、狼跋、鹿鸣之类皆比。他因此将《诗》之兴比拟为《易》之象，并兼斥朱子错会比兴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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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之有比，犹易之有象。易义难言，以象像之；诗志难言，以比譬之。汉魏诸家言易象过于穿凿，及言诗比，全没理会。朱元晦所以误比为兴，其疏谬从来远矣。【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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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郝敬以凡托物皆比，故其比之义至为宽泛，故他又将比详细区分为取义之比、隐语之比，切响之比，会意之比等。此等区分不可谓皆无据，但切响之比义甚不通，如《殷其雷》之“殷”，借作殷商之“殷”，以雷比喻商纣之威虐；《桑中》“采唐”之“唐”，借为淫荡之“荡”以刺淫；《兔爰》之“兔”借为“毒”以表现悯周之情，此类皆过信小序，穿凿原意以与小序合，最终陷于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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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亦因过信小序，特重诗之道德含义。他认为经之所以为经，就在于它的树立价值标准，标举道德原则之意。所以他注诗，特别注重其中遏恶扬善之意，反对朱熹专以乐歌论诗；特别发挥孟子“诗亡而后《春秋》作”之说，重视诗以美刺为史之说，主张诗与《春秋》有同样的功用。郝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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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所为重，以道非以辞也。世多良史而《春秋》为宗，非《春秋》能富于《史》《汉》也。世多骚雅，而三百篇为宗，非三百篇能攻于屈宋也。则身所重可知已。是非不定以训，美刺不足以风，三百篇犹之夫诗耳。如古序言诗，灵龟宝鉴，万世常新。如朱子言，诗不必美刺，则扬葩掞藻，嘲风弄月而已，圣人奚取焉。【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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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反对朱子以《诗》为乐歌之总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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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皆古贤达闻人感事托兴、劝善遏恶而作。苟不关法戒，则圣人不录。三百篇皆治乱兴衰之迹，不独为歌舞之节而已。朱子拘于《论语》正乐雅颂得所之说，专以乐歌论诗，遍改古序。然则诗之为经，只如后世乐府俳唱之用，焉能为有？【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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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里郝敬却攻之太过。盖朱子并未言《诗经》全部皆乐歌，更未言乐歌仅歌舞之节而已。朱子认为风者民俗歌谣之诗，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中考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明非仅乐府之俳唱。朱子确以雅颂为乐歌，说雅者，正乐之歌也。小雅是宴飨之乐，大雅是朝会之乐。颂是宗庙之乐歌，如诗大序所谓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更非乐府之俳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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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郝敬为彰显诗之道德功能，特别凸出《诗经》的史书作用。认为《诗》与《春秋》相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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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作《春秋》，皆本风人美刺之意。其删《诗》也，明好恶、辨邪正，稽理乱，与《春秋》相终始。幽厉以前，美刺在《诗》；平王以后，是非在《春秋》。《诗》微而显，《春秋》显而微；《诗》善言，而《春秋》言善也。【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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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诗》与《春秋》共同记载了自文、武至春秋时代的史实，尽管其体裁不同。由此点看。孟子所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乃理解诗的关钥，孟子乃千古最为知诗之人。此亦五经皆史之意，不过所欲彰显者端在道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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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在关于诗旨的几乎所有大的方面都力反朱子，其中不无过甚其辞之处。但他反对朱子郑卫淫诗之说，却甚是有力。朱子赞成诗之正变说，谓诗唯《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其德，故此地之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为诗，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故此两篇独为《风》之正。自邶而下，其国之治乱不同，其国之人感而发为诗，亦有邪正之不同。变风自此始。【70】其中郑卫之诗，多有宣发淫佚之情者。朱子在其《诗集传》和《语类》中对此说之甚多。郝敬提出，对于孔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要活看；要以孟子的“不以辞害志”的精神去理解。诗是言志的，诗中自然多男女之辞。如果善于以意逆志，则从靡靡之音中自能发现其志甚正，反之则满眼皆淫。郝敬说：“端冕而听，郑卫皆雅乐也；苟佚欲念起，凡歌舞皆足以丧志。故《乐记》曰：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71】他对朱熹以淫诗视郑卫之风甚不满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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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儒不达，谓诗多淫辞。必无邪思，乃可诵诗。夫使圣人删诗留淫辞，禁学者邪思，是建曲表而责直影也。……夫妇，人道之始也。故情欲莫甚于男女，廉耻莫大于中闺。礼义养于闺门者最深，而声音发于男女者易感。故凡诗托兴男女者，和动之音，性情之始，非尽男女之事也。【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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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指出，诗意曲折，不能仅从其文字直看，而要善于旁通。如《君子偕老》、《猗嗟》，本刺也，而其辞为颂扬；《墙有茨》意本伤今也，而其辞道古；《小戎》、《东山》意在褒美，而无一句赞辞；《氓》、《谷风》意在刺恶，而无一句贬辞。此皆言在意外。故视郑卫之风为淫诗者，不达言外之意者也。郝敬这里的论说皆能自出手眼，不同流俗，可谓善读《诗》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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