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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郝敬处处求与朱子不同，故对朱子的批评虽亦多有中肯之处，但出于故意立异处亦不少。其解诗总的说不如朱子广泛吸纳诗学成果加以悉心体察孤苦研究所得那样深切创辟，这与他僻处一隅，可读之书不多，闻见不广有关。这一点郝敬在《九经解》之总序中已有申说。且郝敬批驳朱子改小序，而他自己又过信小序，遇有按小序解不通处，必委曲生解，不免以经就传。加之对朱子攻剥太苛，《四库提要》谓其“用朱子吹求小序之法以吹求朱子，是直以出尔反尔，示报复之道耳，非解经之正轨也”。【73】故弃置其书不录，存目之提要对其好处亦少有道及，此亦馆臣之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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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楷之《诗经世本古义》二十八卷，亦诗经学史上一难得之书。何楷字元子，福建晋江人，天启进士，官至吏科给事中。此书受孟子“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一语启发，认为诗虽以体制不同分为风雅颂，但皆因具体事而作。故诗三百五篇之年代与史事皆可一一考实。夏商两代直接之文献不足征，但周室先祖之诗藏在秘府，未曾遗失。孔子删诗之时，以诗中之所记，为商与周先祖事迹之文献依据。如公刘迁豳诸诗可以接续《尚书》之《五子之歌》中所述夏朝之事，歌咏王季、文王诸诗可以补《商颂》之缺。夏商之事，赖之《诗经》的记述以明。又如《尚书》所记止于周穆王，而《春秋》所记始于平王东迁。中间厉、宣、幽三王之事今无记，皆赖诗以征。所以诗可以看做《尚书》与《春秋》的间隙。其间之诗，可一一系之年代事迹。另外诗中散见之典章文物，与三《礼》所记无一不合，故《诗》亦可兼《礼》、《乐》。【74】何楷这一观点，看来受到明代“六经皆史”之说的影响。【75】他自述作此书的体例步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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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循之行墨以研其义，既证之他经以求其验，既又考之山川谱系以摭其实，既又寻之鸟兽草木以通其意，既又订之点画形声以正其误，既又杂引赋诗断章以尽其变。诸说兼详，而诗中之为人为世若礼若乐俱一一跃出。【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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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其中除文义的研索考求外，大量工夫下在名物训诂、字音字义辨别、及以大量经史之文的旁证上。但此书用功虽勤，方向定错。其中的错谬诚如《四库提要》所言：“考《诗序》之传最古，已不能尽得作者名氏，故郑氏《诗谱》缺有间焉。三家所述，如《关雎》出毕公，《黍离》出伯封之类，茫昧无据，儒者犹疑之弗传。楷乃于三千年后，钩稽字句，牵合史传，以定其名姓时代。大惑不解，楷之谓乎！”【77】可谓一针见血。诸如此类茫无根据之事，如指《硕鼠》（魏风）为《左传》之魏寿余，《南陔》、《由仪》、《崇丘》等五篇，毛传以为笙诗，本有声无辞，今本多不录，而何楷一一为之指实，如指《草虫》（召南）为《南陔》，指《菁菁者莪》（小雅）为《由仪》，指《緜蛮》（小雅）为《崇丘》。此类《四库提要》指摘甚多。但此书的优点《四库提要》也明确点出：“然楷学问博通，引援该洽，凡名物训诂，一一考证详明，典据精确，实非宋以来诸儒所可及。譬诸搜罗七宝，造一不中规矩之巨器，虽百无所用，而毁以取材，则火齐木难，片片皆为珍物。百余年来，人人嗤点其书，而究不能废其书，职是故矣。”【78】此评甚是精当。另此书以诗起于夏之少康氏，终于周敬王，共二十八代，每代皆有诗，故总二十八部，以二十八宿之名为各部之名。如少康氏之世有诗《公刘》、《七月》、《甫田》、《大田》等八篇，为角部。周敬王之世有诗《下泉》，为轸部，诗序的排列十分独特。后有“属引”一篇，自言仿《周易·说卦传》而说诗如此排列之由，且用韵语。此亦《诗经》史上少见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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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年间冯复京所著之《六家诗名物疏》五十四卷，不主义解，专释名物，于明代一般注诗之家为别体。故在明代诗经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所谓六家诗，即齐、鲁、韩、毛之诗与郑玄笺、朱熹集传。其中齐、鲁、韩诗已亡，存者余三家而已。而齐鲁韩诗，仍可从群书之引诗中得其仿佛，故仍名六家诗。此书卷首有序例，交待作疏之体例，首言此书之旨趣专在考释名物。对古今注诗第一公案之小序，认为非古经之旧，小序之作者，又古今聚讼纷纭，故对小序置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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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释名物，所下工夫甚大，首先其所释之名物，分三十二门，如天、神、时序、地、国邑、山、水、人体、亲属、姓氏、爵位、饮食、服饰、器具、布帛、宝玉、礼、乐、兵、舟车、颜色、艺业、夷狄、鸟、兽、鳞介、虫、木、草、谷、杂物等，诗中名物，包罗略尽。每门中所释之物有多有少，多者数十，少者数种。每一物下必注出篇名出处。并于每个古字奇字下，皆注出反切。字同用异的，两见皆注，以示不同。声异字同的，只注一音，以绝异释。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本书疏释名物，引用书目至为繁多。计有古今《诗》注60部、《礼》注33部、《乐》注10部、《春秋》注17部，以及《孝经》、《论语》、《孟子》、《尔雅》、《小学》，下迨谶纬，共计经部引书240余种；正史、杂史、职官、地志、谱牒等史部书115种；子类引书更杂，儒、墨、道、法、名、阴阳等九流，下迨天文历数、兵法医方，无不包罗，计180余种；集部分总集、杂集，亦不在少数。引书虽多，但选择精审，考据详核。自谓：“此疏之设，本为明经。以经解经，譬犹以水投水，虽欲无合，其可得乎？故详加蒐辑，鲜或缺遗。子史文集，则简汰浮华，导扬指要。”【79】对历来诗注中有争论的地方，则援据古书，出以己见：“诗人咏物，据谣俗以属篇；先哲解经，缘师门而聚讼。所以种类纷糅，训故舛驳。予不揆梼昧，辄附管窥。庶或助锦带之挥麈，解青衿之疑网。”【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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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诗》之名物之专书，以三国吴陆玑之《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为最古。后人多有仿作。但因草木虫鱼，古今异名，加之递相注解，舛讹良多。孔颖达《毛诗正义》，对名物颇为注意，尽量加以释注。宋郑樵有《尔雅注》三卷，其中有草木虫鱼之释，但数量不多。朱子《集传》，名物多有解释，但务为简明，不多援据，故所注多简略。明儒注《诗》，多由义理。名物之注多且细者，冯复京此书为仅见。故《四库总目》对此点特为表彰，谓征引颇为该博，改正《集传》之误多处；议论皆有根柢，为征实之学。焦竑为此书所作之序，认为诗有实有虚。虚者为诗之宗旨，而说诗者往往以穿凿坐实；实者诗中之名物度数，而说诗者往往以孤陋而不注。至于草木鸟兽这类非援据不明，非参证不实的，往往置而不顾，故诗之真正意旨难求。冯复京此书，“取疏略而广之，缀辑昔闻，参以新义。自鸟兽草木而外，如象纬、堪舆、居食、被服、音乐、兵戎，名见于经者，种种具焉。足以补陆（玑）郑（樵）之遗而起其废疾。至诗人之意则存而不论，俟读者虚心而自得之。此于孔门之言诗，不庶几近之也哉？”【81】这篇序对冯氏卓异之处指陈甚为明白，对他在诗学史上的贡献评价恰如其分，可谓深得此书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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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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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尚书》类著作数量与《诗经》类著作大体相当，《明史·艺文志》著录88部，497卷。《四库全书》收录9部，存目40余部。宋以来的《尚书》学论争主要在四个问题上：今古文之争、错简之争、《禹贡》山水之争、《洪范》畴数之争。这些问题在明代主要表现为对蔡沈《书经集传》的拥护还是反对。朱子于《易经》、《诗经》都有专门的解经著作，《尚书》则只粗注二《典》，至《大禹谟》而中止。【82】在逝世前一年，朱子将注释《尚书》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学生蔡沈。蔡沈集十余年之功，完成《书经集传》六卷。此书集宋学之大成，是以理学解经的典型。书成后影响很大，被视为朱子学派的代表作。但因与古注不同处甚多，因而亦引致不少反对之声。如宋末张葆舒的《尚书蔡传订误》、黄景昌的《尚书蔡氏传正误》、元初程直方的《蔡传辨疑》、余芑舒的《读蔡传疑》等，皆直指蔡传之失。而拥护者似乎更多。自元明两代此书被定为科举功令后，虽反对者仍不绝如缕，但拥蔡的著作占了绝对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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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时期的著名文士李维桢在为王樵《尚书日记》所写的序中说：“《书》有古文、今文，今之解《书》者又有古义、时义。《书传会选》以下数十家，是为古义，而经生科举之文不尽用。《书经大全》以下主蔡氏而为之说者，坊肆所盛行，亦数十家，是为时义。”《四库提要》谓此序中所说“足括明一代之经术”。因经学发展至明代，受科举影响极大。笃实治经必循古义，趋附科举必用时义。古义、时义在解经体例与立意上均大有不同，拥蔡传者多遵时义，反蔡传者多遵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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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义最早且最重要的当为胡广等奉勅所撰之《书传大全》十卷。此书因功令所关，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四库全书总目》说：“《书》以蔡沈《集传》为主，自延祐贡举，条格已然。然元制犹兼用古注疏，……其专主蔡传定为功令者，则始自此书。”此书亦纂辑撮抄之体，论者以为取自二陈氏者为多。二陈氏者，一为元代陈栎，有《尚书集传纂疏》；一为元代陈师凯，有《书蔡传旁通》。陈栎之书以疏通蔡传之意为主，故名“疏”；以纂辑诸家之说，故名“纂”。又以为蔡传出于朱子指授，为表示尊朱，《尚书》每条下必置朱子的解说于诸家之前。如有申说己意处，则标“愚谓”以示区别。此书认为，朱子解说《尚书》，只疏释其可通者，遇有不可通者，则阙疑。而蔡传则全书通之，遇有不可通者则强解之。陈栎对此等处，皆依朱子与诸家意为之折衷。故此书虽属拥蔡之作，但不株守蔡传。陈师凯之书则不主训释义理，而以名物度数的考订为多。《四库总目》提要谓：“此书成于至治辛酉，以鄱阳董鼎《尚书辑录纂注》本以翼羽蔡传，然多采先儒问答，断于己意。大抵辩论义理，而于天文、地理、律历、礼乐、兵刑、龟策、河图、洛书、道德、性命、官职、封建之属，皆在所略，遇传文片言之赜，只字之隐，读者不免嗫嚅龃龉，因作是编。于名物度数蔡传所称引而未详者，一一博引繁称，析其端委；其蔡传歧误之处，则不复纠正。”【83】可见此书对蔡传只是疏通、补充，目的在于更好地理解蔡传。因为此二书学有根柢，故主要撮抄此二书的《书传大全》比之《五经大全》中其他书为差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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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传大全》以道学为指导思想，目的在为科举提供权威教本，这一意图贯彻于全书编纂之始终。卷首有《书说纲领》一篇，选二程、张载、朱子及滕和叔、程去华等人有关读《尚书》方法的语录。其中朱子的语录最多。所言主要在，读《尚书》与读他书不同，他书可以循序渐进，《尚书》则当下即大，故一开始就须有一个大心胸。其次，书中的名物度数等不可草草放过。如读《尧典》、《舜典》，其中的日月星辰之名，度量衡、律历之制；读《禹贡》、《洪范》，其中的山川、畴数等，须一一理会透彻。再次，遇有难通处，不妨先阙疑，不可强为之通。古今解《尚书》，强通者为多。须读古注疏，不可抛弃古注，处处以己意刻意标新。《书说纲领》对前人注《尚书》之佳作也有点评，如《东坡书传》固佳，但失之太简；林之奇之《尚书全解》固然详尽，但失于烦琐；王安石之《书经新义》失之穿凿，吕祖谦之《书说》失之纤巧之类，皆为之点出。最后特别告诫，文义贯通尚是第二义，更重要的是须体会二帝三王之心，并引滕和叔的话说，《尚书》之大意不过一个“中”字而已。“允执厥中”为始，“咸中有庆”为终。以此一字读《尚书》，疑义迎刃而解。从《书说纲领》以上的强调即可看出《书传大全》之编纂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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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从《书传大全》全文载孔安国《尚书序》和孔颖达对此序的疏来看，它确有兼容并包的意思。《尚书序》下，系以唐陆德明之经典释文，释文之后，引朱子语，对尚书今古文之来由、《尚书序》的真伪问题等都有论说。如在所引书序之后，《大全》说：“今按安国此序不类西京文字，抑或后人所托，然无据，未敢必也。以其本末颇详，故备载之，读者宜考焉。”并未如蔡传一样，全删孔序。表明它虽拥蔡而不全废古注疏。但又选择朱子、吴澄、董鼎等人断孔序为伪之语数段作为小注，以为此声明之援据。此亦兼容并包而希望学者以尊朱之态度知所去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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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拥蔡的诸著作中，王樵的《尚书日记》十六卷，以其论经旨不失大体，名物训诂援据详明，为学界所称。《四库总目》谓：“兹编不载经文，唯按诸篇原第以次诠释。大旨仍以蔡传为宗，制度名物，蔡传所未详者，则采旧说补之。又取金履祥《通鉴前编》所载有关当时事迹者，悉为采入。如微子抱器、箕子受封、周公居东复辟诸条，皆引据详明。”【84】王樵此书以治史之实证方法治经，以治经之价值阐发方法治史，欲两取经史之长而去其短。故他首先以《尚书》为史籍，说：“能以今事通古事，斯为明经；能以古文叙今事，斯为良史。《尚书》，经中之史也。”【85】意为，不能处今而料想古事，不能将经视为史，就不能真正地理解经。反之，不能将古史视为经，就不是好的史家。如汉武帝不能处今而料想古事，以《尚书》为专讲制度名物之朴学而不喜，故失之凿。司马迁叙战国秦汉事十分精彩，而叙五帝三代事则大有逊色，因为他有史才而无经学。叙五帝三代事则摭拾诸经入史，辞多笨拙，而以经外之见闻故事入史，又多陋劣。故于处今通古之道有所未逮。王樵的意思是，以处今通古之术治《尚书》，使《书》中事迹、名物一一疏通，不为空言，使人读经如读史般明白，事事如在目前。故蔡传是经体，不得不简明；己书是经之羽翼，务在详尽。职此之故，《尚书》中的事迹、名物、制度，皆采古注疏及他家之书以补蔡传之未备。其中事迹方面采录吕祖谦之《通鉴前编》最多。目的在于使读此书者“读其书如身在其时，论其世如事在于己。则虽制度、事迹有不可以久远难稽而略之者”。【86】另外此书中对朱子已有论说而蔡传未有涉及者，皆择其重要者一一摘出，足见尊朱之意。因此书诸多优异之处，故明代著名文士李维桢在谈到明代《尚书》学时对之褒扬有加，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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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坛王中丞公《日记》，裒辑百家之训诂，于经旨多所发明，而亦可用于科举之文。其中若精一协一，建中建极，禹箕演畴之法，汤尹谈理之宗，《召诰》、《周官》之义，微、箕抱器受封，周公居东、致辟之辨，本原学术，穷究性命，昭揭伦常，破除诬罔，有功于经不小。【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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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经义考》也引张云章之语说：“《日记》字比句栉，讨论折衷，或并存众说，或定从一家，必求至当之归，而于历象、玑衡、地理，皆详稽而得其依据。”这些评论绝非谀辞，具见此书乃明代《尚书》学之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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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王樵之方向而做专门之考订者，有陈第之《尚书疏衍》四卷。陈第之新见，大多得自心悟，然后以古注疏证之，不沿古注疏而为先入之见。他在此书自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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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少受《书》家庭，读经不读传注。家大人责之曰：传注，适经门户也；不由门户，安入堂室？余时俯首对曰：窃闻经者，径也。门户堂室自具。儿不肖，欲思而得之，不敢以先入之说锢灵府耳。读《礼》之暇，亦尝稍窥传注，大都明显易知者，先儒交发之；稍涉盘错，则置而弗讲。甚至句读之间，多有错误。是读与不读等耳。……口诵心维，得其义于深思者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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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他好学深思，不迷信他人成说，喜自悟自得之风格，固少年时即已确立。由于喜自悟，他的新见往往从他人不经眼处所得。如《四库提要》所举：“论《舜典》五瑞、五玉、五器，谓不得以《周礼》释《虞书》。斥注疏家牵合之非，其理确不可移。论《武成》无错简，《洪范》非龟文，亦足破诸儒穿凿附会之说。”【88】为其荦荦大者，其余百余条，多有发前人未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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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第的《尚书疏衍》大受后人诟病者在他力辨古文《尚书》之不可尽废。如《四库提要》说此书：“唯笃信梅赜古文，以朱子疑之为非，于梅《尚书考异》、《尚书谱》二编排诋尤力。盖今文古文之辨，至阎若璩《疏证》始明，自第以前，如吴棫之《书裨传》、陈振孙之《书说》、吴澄之《书纂言》、归有光之《尚书叙录》，均不过推究于文字难易之间，未能援引诸书，得其确证。梅《尚书考异》虽多所厘定，颇胜前人，而其《尚书谱》则蔓语枝辞，徒为谩骂，亦不足以关辨者之口。第之坚持旧说，盖由于此。”【89】陈第此书卷一有文四篇，曰《尚书考》、《古文辨》、《引书证》、《尚书评》，专论古文尚书之不可废之意。其《尚书考》信孔颖达疏，谓梅赜所献为孔安国传本，张霸之书伪而梅赜之书不伪。且历数晋郑冲至梅赜之传授系统。其《古文辨》则驳吴棫、朱子、吴澄以古文尚书皆文从字顺，不似今文多诘曲聱牙，及吴澄以古文文字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不类秦汉以前文字，以证古文为伪。陈第对此一一加以驳斥，认为今文何尝不诘曲聱牙。更以大禹治水勒碑南岳，至宋末嘉定始出，至明嘉靖而始传，以证不能以中间数百年未见而判为伪作。谓孔颖达判古文经“虽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为知言。並斥梅以古文经为伪是拾吴棫、朱子、吴澄之绪余而诪张立论，其《尚书谱》之谩骂亦“非君子之言，实达人所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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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引书证》专采掇《左传》、《国语》、《礼记》及《论语》、《孟子》、《吕氏春秋》诸书中所引古文《尚书》，以证古文经不伪。他的结论是，被判为伪古文的二十五篇，只有《微子之命》、《周官》、《毕命》、《冏命》四篇未被诸书征引。而此四篇皆文从字顺者。他以为，善读《尚书》者，须善观其奇正。《尚书》之文，“或时而正，或时而奇。正而愚夫愚妇知之，奇则文人学士不能以句。而作者无心也。读《书》者遇奇而不求其正，值正而不求其奇。始也诵言以索意，既也得意而忘言”。如此方为深于《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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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尚书评》，一谓始皇烧书，《尚书》并未烧绝，民间多有藏者。故古文经今文经皆有诵习者。二谓《尚书》之文章乃千古之至文。自汉至今，文士必以太史公为大匠。太史公之文以奇胜，但叙写尧舜禹汤之事，则面对《尚书》，怵然而手拙，只好取典谟誓诰之文，稍变字句而照录之。盖其意未能包贯《尚书》之内涵，故文字亦不能畅快驰骋。他认为，《尚书》之妙，不唯在其为政事之府，亦在于其为道德之宗。至于文字之妙，体裁之雅，更足为后世之祖。如推为文章巨匠的韩愈，其名文皆法《尚书》：其《淮西碑》法《舜典》，《佛骨疏》法《无逸》，《画记》法《顾命》，皆词、意并佳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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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第此书完成后，因与朱子相抵，窃不自安，尝致书当世名儒焦竑。焦竑复书，称此书“段段惬心，言言破的，真学者之指南，越世之卓见”。【90】于是放心付梓。观陈第之力辨古文尚书不伪，除其求真精神有以鼓舞外，更重要者在他对六经整体之人文价值的肯定，不欲其中的篇籍被排除在外。他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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