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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还指出，《春秋》是史书，本直记历史事件，无所谓“书法”，后儒逞技穿求，遂成种种非常可怪之论。故他反对一切非径直解经的深文曲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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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无深刻隐语，无种种凡例，不以文字为褒贬，不以官爵、名氏为贵贱，未尝可五霸，未尝贵盟会，未尝与齐晋，未尝黜秦、楚、吴、越为夷狄，此其萦萦不然之大者。今欲读《春秋》，勿主传先入一字，但平心观理，圣人之情自见。明白易简者，圣人之情，其艰深隐僻，皆世儒之臆说也。【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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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春秋》经文与三传的关系，郝敬不满明代《春秋》学的状况，认为当时皆“以经说三传”，意即以经中文句为标题、眉目，而解说内容则为三传。虽有主《左传》与主《公》、《穀》之不同，但以传为主，以经为辅则相同。要扭转此种情况，首先须确立以经为主之指导思想：“因三传以重《春秋》，非知《春秋》者也。舍三传而知《春秋》不可一日无者，乃为真知《春秋》。”【145】为了扭转传重经轻的局面，郝敬采取的办法首先是破除三传特别是《左传》的神圣性，他断言《左传》非左丘明作，而是周秦间人伪作。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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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三传首《左》，昔人谓为左丘明作，司马迁、杜预信之。……今详《传》中断例叙事，种种迂谬，后有借意于《公》、《穀》者。岂亲见仲尼者乎？先儒谓仲尼素王，丘明素臣，以其经传相辅也。今有经无传者半矣，疑者缺而无考，诞者谬而不经，误者迕而不合，岂其出丘明手而疏戾若此乎？窃意此传周秦间人伪撰，不足尽信也。【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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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左传》即左丘明所作之鲁史，更为郝敬所反对。他认为，左丘明之文风富艳，其精神全在文字之铺陈藻绘，于圣人作经之意全未领会。左丘明只如后之新进辞人，借王公重臣以求名而已。《公羊》、《穀梁》以为鲁史真出左丘明，揣摩其中的文字以起例，至使原本明白易简之旨，反成争讼之场。而圣人原本忠厚之意，反成险忮刻薄。此皆过信左氏所引出的恶果。郝敬认为，后世流传之《春秋》经文，是经过孔子笔削的，故特简明，只标其要领而已。事件之详细始末，皆具于笔削所施之底本，即鲁史旧文中。鲁史旧文原非弃而不用。如不用旧史，则经所书才及旧文十分之一，事件之始末何所取征？后来鲁史旧文遗失，后人参之以别典，以雕砻铺陈之文字补叙，中间杂以己见，妄起凡例。后世误信为左丘明所作，凭信不疑，圣人之真逐渐掩蔽。假如鲁史旧文不遗失，今人以经文对照，是非自见，何须今日依例妄意，如猜哑谜。郝敬的意见是，《左传》可能出自三晋辞人之手，故叙事多偏袒晋国，夸誉重耳，彰显晋之功业，甚至卿大夫之招权纳贿，贪淫败礼之事，皆详细书之，大肆铺张，不以为怪。后世遂以为《春秋》尊晋，孔子奖霸。此皆《左传》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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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因不信三传，他的《春秋》解，凡义例、书法、褒贬等皆扫除荡尽，主张唯细心玩味经文，体会孔子温厚精约之言。如关于义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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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无例，但据史所记事之有慨于心者，提而书之，公道难掩，是非自见。时或创出新义，如正月称王、王称天、郑弃其师、天王狩于河阳之类，与凡或书或不书，皆随宜化裁，非例也。余多因旧史隐括成文。而世儒伪起凡例，要皆后人强设，非仲尼有明训也。及其不合，则又曰美恶不嫌同辞，又曰有变例，有特笔。然则仲尼乃滑稽之雄，而《春秋》为诪张幻语，岂圣人作经之义哉！【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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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针对此义所举之所谓义例，如桓无王，定无日，秦楚吴越夷狄无君臣、无大夫，夷狄不书月，卑国不书日，君弑贼不讨不书葬等，皆甚中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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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也反对《春秋》有褒贬、书法之说，认为《春秋》皆直书其事，它不为一国作，也非为表扬忠臣孝子、圣帝明王而作，故能为万世公法。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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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不为一家作，故自大夫以下事不书。《春秋》不为忠臣孝子作，故贤人君子事不书。《春秋》不为圣帝明王作，故善政显绩不书。凡奖藉夸诩之辞，勋庸宠利之事，皆非《春秋》之义。世儒未达《春秋》之义在不言，直其事而是非自见，时或辞有抑扬，而圣言温厚精约，微显各中天则。虽意旨不露，而无深刻隐语。但平心细玩，苍素了然。若谓字褒字贬以行赏罚，此后儒妄说，仲尼断断无是也。【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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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皆针对《左传》、《公》、《穀》偏敝而发，意在扫清说《春秋》家种种迷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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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更反对后儒以曲解孟子来坐实孔子素王之说。《孟子》中有“《春秋》，天子之事”一语。后儒抓住孟子这句话，敷衍为孔子有德无位为素王，故借《春秋》之褒贬行王者之权。郝敬反对此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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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谓《春秋》所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皆僭天子之事者也。故曰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搂诸侯以伐诸侯，三王之罪人。所以《春秋》为天子之事作也，岂谓仲尼以天子事自用云乎？后儒缘饰仲尼素王，诬以命德讨罪，谓其以匹夫窃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真对痴人说梦也。【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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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郝敬所认为的孟子这句话的本意，实际上未必如此。但他反对《春秋》为孔子行素王之权，却是相当正确的。在《读春秋》之中，郝敬还例举了大量史实，对《春秋》为刑书，《春秋》奖五霸等说法进行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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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可注意的是，郝敬生为楚人，对《春秋》史上以齐、晋、郑、卫为中国，以秦、楚、吴为夷狄之说，反对甚力，尤反对以楚为夷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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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霸之乱，莫甚于晋楚；《春秋》所恶，莫甚于晋。晋自重耳以诈力兴，其子孙强梁骄恣，唯楚为其所忌，故始托于秦，后引吴越自助，皆为楚也。世儒贵霸尊晋，遂诋楚为夷，而楚实非夷也。【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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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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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周二字，齐小白之阴符也。若晋重耳，命周如臣仆，何周之能尊？世儒谓桓文攘楚即所以尊周。夫周之不尊，非楚为之，十二诸侯，谁知有周者？以攘楚望齐晋，犹以燕伐燕也。【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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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春秋》对于楚，不过生正其爵位而称子，死没其谥号而不书葬而已，未尝摈其为夷狄，教齐晋攘之也。他甚至认为，《春秋》不唯不摈楚，所寄望于有为之君者，正在楚。这些都说明，郝敬为乡邦洗涮污名于千载之下，其情实可矜囿。至于他所举之证，其中实有不够确凿之处，学者于此处一望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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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提要》对《春秋直解》的评价比郝敬其他书更少苛刻之言，认为此书虽大旨在承孙复废三传之言而又加甚，但其中三百多条“非左”之证，则多摘发传文之纰谬，谓为左氏之诤臣可也。对其中深文过甚处，如谓五霸之名非其时所应有等，也指为“好为议论”。总之郝敬此书虽不免于深文曲说之处，但指摘传文中种种错谬，扭转后来人过信三传之误，却有很大的功绩。他所谓“世儒不知《春秋》，始于视仲尼太高，疑仲尼太深”，【152】诚深知今人解《春秋》之病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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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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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礼类著作较易、诗、书类著作为少，其中关于《仪礼》的著作尤少。三礼之属，《四库》依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记分述，重点在前三类。本文就前三类中较为重要者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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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 明代前期关于《周礼》较重要的著作是何乔新的《周礼集注》七卷。此书《四库》列为存目。朱彝尊《经义考》开列何乔新的另一部著作《周礼明解》十二卷，但注曰“未见”。何乔新在《周礼集注》自序中表明了对于《周礼》的一般看法，认为《周礼》乃周公致太平之书，其书与《尚书》并为尧舜以来政治之大本大法。《尚书》载其道，《周礼》载其法。并认为，世谓《周礼》不可行者，以刘歆用之于新莽、王安石用之于宋而败，但此非《周礼》之过，而是用此者不能识圣人之心而徒拘泥其文所致。何乔新的另一见解是认为冬官未尝亡，它散见于其他五官之中。汉儒不知此意，妄补冬官。此说发于宋俞庭椿（字寿翁）《周礼复古编》，宋王与之（字次点）《周礼订义》沿袭此说，后吴澄之《三礼考注》【153】、丘葵之《周礼补亡》对之各有考论。但《四库》不同意俞氏此说，认为凿空臆断，对吴澄、丘葵之说也加以批评。对何乔新此书沿袭俞氏、王氏、丘氏之说亦大为不满。如此书引丘氏之说，谓太史当入天官。《四库》认为此乃不知《周礼·春官宗伯·太师》中有“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及“以书协礼事”、“执其礼事”因而当入春官之义。又如此书引吴氏之说，谓“诸子”一职当入地官司徒之“教官”之属，《四库》认为此乃不知“诸子”之职在“若有兵甲之事，则授之车甲，含其卒伍，置其有司，以军法治之”，【154】实主戎事，因而当属夏官司马之义。对此书的总的评价是：“妄取前人谬戾之论，割裂倒置，踵其失而加甚。”【155】另何氏此书为集注，其弟子褚选于目录后详列所采集之书，自汉杜子春、郑兴至元吴澄共五十余家。并说此书特点在“从古证今，参考诸说，附以己意，作为《集注》。而严削富丽，训义切当，读则不烦考索诸家之释而经旨自明矣”，【156】对各官所属之目确实调整甚多，大不同于传统文本。此点亦遭到《四库提要》的批评，认为“前后义例，率多不能自通”。【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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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期最大的《周礼》学家为王应电，著有《周礼传》十卷，《周礼图说》二卷，《周礼翼传》二卷，皆为《四库全书》收录。《明史》王应电传谓：“《周礼》自宋以后，胡宏、季本各著书指摘其瑕衅，至数十万言。而俞寿翁、吴澄则以为冬官未尝亡，杂见于五官中，而更次之。近世何乔新、陈凤梧、舒芬亦各以己意更订。然此皆诸儒之《周礼》也。覃研十数载，先求圣人之心，溯斯礼之源；次考天象之文，原设官之意；推五官离合之故，见纲维统体之极。因显以探微，因细而绎大，成《周礼传诂》数十卷。以为百世继周而治，必出于此。”【158】王应电注《周礼》，首先不信冬官未尝亡之说，认为冬官确实已亡，但又不欲以《考工记》补之。故保存古经原貌，黜《考工记》不录。对各官之离合，有割裂序官之文，以职掌相同而划为同类者。此不免以己意窜乱旧文之病。然其解说于义理多有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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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应电注《周礼》，第一步是“求圣人之心”，认为《周礼》为效法天道，体圣人之心之制作，故包蕴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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