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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对伊斯兰教之教名、教主、教义、教典都能一一道来,说明朱元璋对当时伊斯兰教的情况已有相当了解。对寄望于中国伊斯兰教之使命——“协助天运,保庇国王,五时祈祷,默祝太平”,也明确指出。这一点对此后回回学者创建中国伊斯兰教哲学有一定影响。洪武二十五年(1392),朱元璋下旨在南京、西安二处建清真寺:“与回回们分作二处,盖造礼拜寺二座:南京应天府三山街铜作坊一座,陕西承宣布政司西安府长安县子午巷一座。如有寺院倒塌,许重修,不许阻滞与他住坐。凭往来府州县布政司买卖。如遇关津、渡口,不许阻滞。钦此钦遵。”【152】此中不仅为穆斯林建寺供日常礼拜,且准许穆斯林往来各地自由经商。这在大明立国未久,色目人惊魂未定的情况下,对穆斯林表现得十分优容,起到了安定外族人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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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亦优礼穆斯林。永乐五年(1407)下敕敕谕嘉尚穆斯林之修行,谕令所在地之官民善加护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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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惟人能诚心好善者,必能敬天事上,劝率善类,阴翊皇度。故天锡以福,享有无穷之庆。尔米里哈只(指朝觐过圣地麦加的穆斯林)早从马哈麻之教,笃志好善,导引善类,又能敬天事上,益效忠诚,眷兹善行,良可嘉尚。今特授尔以敕谕护持,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敢有故违肤命,慢侮欺凌者,以罪罪之。【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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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七次派郑和下西洋。郑和为云南晋宁回回,本姓马,明初进宫为太监,助朱棣夺得帝位,赐姓郑,俗称“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对明代政治、经济、航海及造船技术有积极影响。明武宗崇信佛教,尤优礼喇嘛教,封赠番僧甚多,连带对伊斯兰教褒崇有加。曾评论诸教之高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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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之学,虽可以开物成务,而不足以穷神知化;佛老之学,似类穷神知化,而不能复命皈真。然诸教之道皆各执一偏,唯清真认主之教,深原于正理。此所以垂教万世,与天壤久也。【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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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喜习外国语并自拟为其教中人:“武宗于佛经梵语,无不通晓。习鞑靼语,自名忽必烈;习回回语,自名妙吉数兰;习番僧语,自名领班丹。”【155】武宗还下令禁止民间养猪、食猪肉,亦纳回回女为妃,以至人怀疑武宗已信回教。【156】明世宗崇信道教,对佛教采取打击、削弱的政策,但对伊斯兰教则表示优礼,对洪武年间为安置西域人所建清真寺赐名“净觉寺”,命礼部给予札付,免去其差粮徭役,令专职焚修。此举甚得穆斯林之心,令其感戴不置,并愿以伊斯兰教辅助王政:“今奉皇上、圣人在天子之位,崇礼重教尤迈于千古者也。伏念末教何幸,节蒙列圣敕旨恩例,敢不欣然衹奉。凡以崇是教者,用度真化,以阴翊皇化也耶。”此举不仅增加了穆斯林在全国推展伊斯兰教的信心,也在管理形式上为全国清真寺树立了一个样板:“以故真教流行于天下,各省教人钦遵外,随方建寺,各赴京比例,请给札付住持寺院。”【157】此后全国穆斯林渐多,至万历间,明神宗下令修清真寺,赐以寺名,并优礼寺中主持。据当时到过中国的穆斯林记述,万历间全国清真寺已达近百所,并形成多个回回聚居地。当时到中国游历经商的穆斯林对此记述道:“中国皇帝在汗八里(北京)为穆斯林建造了四座清真寺,中国境内共有九十座清真寺,都是政府为穆斯林建造的。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标帜和政府设立的礼拜处所。”【158】以上记述说明,明代对伊斯兰教基本上是优礼宽待的。因为伊斯兰教信众的聚落大多在边鄙之地,对汉族主流文化影响不大;居住在内地的穆斯林又因人数不多,居处分散,尚不能形成较大的文化影响力,又不能成为民间起事的借手,故不像佛教道教那样时时引起朝廷的注意。朝廷对他们处以优待外方归化者的态度,以示上国雍容有礼。故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曾说:“明人对于回教,多致好评,政府亦从未有禁止回教之事。与佛教、摩尼教、耶稣教之屡受政府禁止者,其历史特异也。”【159】陈垣又究问伊斯兰教在明代传播不衰之原因,认为归功于二:一、回教在中国不传教。二、回教不攻击儒教。并解释说:“因不传教,故不惹异教人之嫉视。所有六朝及唐代、元代佛道相争之历史,在中国回教史上无有。……又因向不攻击儒教,如上文所论,回教徒对于孔子,独致尊崇,故能与中国一般儒生,不生恶感。从未闻回教有受人攻击,如唐韩愈之辟佛,明沈榷之参天主教者。”【160】此亦有得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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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是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蒙古人的西征和南下,使得大量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各地的人迁徙到东方,他们主要是军士、工匠和商人。这些人被称做回回,他们是后来形成回回民族的先驱。明代在元代回回人的基础上,不断融合、吸收其他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和人群,在社会安定,民族政策包容、宽松,经济连续发展的氛围下,明代中叶之后,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他们不断地寻求民族自立、宗教自立,寻求既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又能和本土文化融合,为主流文化所认可、所接纳的独立文化系统。明中叶之后,汉语成了回族的正式语言,而伊斯兰经典仍用阿拉伯语、波斯语诵读,许多穆斯林看不懂经文,这就会削弱回回民族的凝聚力,减少对共同文化的认同感,也不能让其他文化真正认识自己。因此,用汉语讲解经文、探讨伊斯兰教教义,撰著解释宣传经义的文章,培养伊斯兰教新人才的需求日趋强烈,于是兴起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靠外来的伊斯兰学者,或极少数人家传口授,不研究、不传播因而教义不彰的新的人才教育方式,这就是经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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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堂教育的开创者一般认为是陕西咸阳渭南人胡登洲(1522—1597)。他慨叹当时关中伊斯兰教经文匮缺,学者乏人的情况,立志兴学,为伊斯兰教培养人才。他先在自己家中教学,后在清真寺中。学生费用由聚居区内的回民分摊,分小学、中学、大学三级,教本内容主要是“十三本经”。小学的学习者是儿童,主要学阿拉伯文初步、《古兰经》的一些章节、伊斯兰教基本礼制。中学学习者是成人,主要学伊斯兰教宗教知识,念诵《古兰经》。中学是业余教育,夜校为多,在农村中较盛行。大学则是专为培养寺院的阿訇而设,学员是成人。主要学习阿拉伯语及其语法修辞,《古兰经》及其经注、教法,认主学,哲学等。课本为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经典。课程修完后经过一定仪式即得到阿訇资格。经堂教育最初在西安一地施行,后推展到全国各地。经堂教育在发展中主要分为三派:一是陕西学派,以胡登洲及其初传弟子为代表,讲授内容为“认主学”,所谓“认主”,就是认得真主是天地间唯一主宰,是造化天地万物者,是人的心性所自出。多采用阿拉伯文课本,特点是讲解经文“精而专”。主要传播地为西北、河南、安徽。一是山东学派,以山东济宁人常志美、李永寿为代表,擅长《古兰经》注疏和波斯文经典,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典兼授。此派特点是“博而熟”,主要传播地是华北、东北地区。一是云南学派,代表人物有马德新、马联元。此二人时代较晚,在清代中晚期至清末。兼有陕西、山东二派之特点。【161】经堂教育开创了中国伊斯兰学者的学派,为汉文著译伊斯兰教著作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伊斯兰教培养了大批职业宗教人才。对中国文化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经堂教育的先驱都受过良好的儒家基础教育,精通儒家思想特别是宋明理学,他们对伊斯兰教经典的解释、教义的阐发,糅进了儒家言语和思想。这为此后以儒家思想融合会通伊斯兰教开辟了新的方向,拓展了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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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期以后,儒家的民间讲学活动十分活跃,书院、讲堂林立,佛教道教热衷于刊印善书、宝卷,民间通俗讲经十分流行。而西方传教士们宣传天主教教义的著作当时也已经出现。耶稣会士罗明坚的《天主实录》、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即刊行于万历年间。而明代儒学不重传统经注,以比较顺畅、通俗的语言解释儒家思想,表达研究者个人心得这种形式,占学术界的主流地位。这些都刺激了伊斯兰教学者,唤起他们用汉文著述、宣传伊斯兰教的愿望,摆脱以往教义不彰、教理不讲的局面,让教外人更多地了解伊斯兰教,消除误解和歧视,更好地融入当时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社会。汉文著译在中国伊斯兰史上意义巨大,是伊斯兰文化融入中国学术,摆脱对阿拉伯语言文化的依赖,独立地进行学术创造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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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系统地用汉文撰著阐发伊斯兰教哲学思想的人是王岱舆(约1592—1658)【162】。王岱舆,回族,晚年自号“真回老人”,他写的二部重要著作《正教真诠》、《清真大学》与逝世后弟子编定的问答录《希真正答》皆署真回老人。其先天方人,精于天文历算,随天方人入贡至中国,任职钦天监。明太祖时赐居南京,后世为南京人。王岱舆自幼熟读伊斯兰教经籍,长成后又读了大量儒道释之书,博学多识,在江南穆斯林中极受推崇。晚年居住在北京赋闲,与弟子谈经论道以终。与稍后刘智、马注、道咸时期的马德新为回族著名四大宗教著作家。王岱舆开创了用汉文著译伊斯兰著作的新局面,并批驳那种认为汉语是“哈他”(意为“差错”)文字因而不能注释、翻译伊斯兰经旨的理论。【163】此举意义重大,论者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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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唯是经文与汉字不相符合,识经典者必不能通汉文,习汉文者又不能知经典。自《正教真诠》出,遂以中土之汉文展天方之奥义。故开卷了然,瀹我心源,发人聋聩。阅其条款,而黄童白叟知所钦遵;览厥遗规,即黑汉村愚亦思所恪守。则圣道藉以阐明,正教赖以表著,有裨于吾教不浅矣。【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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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岱舆用汉文撰述伊斯兰教理,给予高度评价。王岱舆的著作涉及真主的性质,对真主的体认方式,及伊斯兰教的修行诸问题,内容甚为宏大。而这几个方面都有儒学思想参与、融会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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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岱舆从伊斯兰教教义出发,认为宇宙最高本体是真主,真主又称真一,它是唯一的、绝对的、本然的,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根源,王岱舆的几本哲学著作,其着力点皆在阐明真主的性质。如《清真大学》开宗明义即论述“真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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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夫成人至要,万善根由,必须首知单另之一乃真主,本与万物无干,而有三品作证,曰本然,曰本分,曰本为。此理不彻,少有讹误,自不系清真人也。是故明心认主,修身宏道,必须始诣清真正教,更期见道明贤。【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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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强调的“单另之一”,即绝对之唯一,不与万法为偶。它无终始,无方所,无可经验之一切表现,他是万事万物的总根源。真主有三个最基本的属性,曰本然、本分,本为。本然者,论其本体之义,强调真主是本然而有,自然而有,非被产生者,它是万物的本原。王岱舆解释“本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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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本然者,原有无始,久远无终,不属阴阳,本无对待。独一至尊,别无一物。无岁月,无方所,无形相,无搀染,无阻碍,无近远,无伴侣,无比肩,无如何,能命有无而不落有无,造化万物而不类万物,绝无比拟。此真主原有之本然也。【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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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真主是本体;对此本体,一切述语都是无效的,“说似一物即不中”。本分者,论本体之动静义,强调真主的一切作为皆出自本然,无意志,无目的,无知虑,一切皆出自本然。因此真主之作为是即动即静而又无动无静的,故可以说无作为而万物自然和谐,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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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本分者,乃本然之动静,虽长守而浑一,其理显则不同。即真一非干数一,原来一,故始终独一;真有不落有无,原来有,故超然长有;原活不以命,总是活,故无不活;……兹皆本然之动静也。若言其静,机无不显;若言其动,未见其迹。所以动静两称,正于本然为作之间也。须知未有天地之先,真主要显己之原能,遂以其原知,预定当用之万物及诸始终内外,略无余欠,毫无更易,终无一物超其要为知能之外,非以知能束缚万物,万物自不能越尔。【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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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本无所谓作为,本无所谓知能,但万物皆出自真主,似真主有作为、有知能。而真主产生万物是本然的,自然的,故亦可说无产生。无产生而产生,其动静可谓“前定之动静”。本为者,论本体之作为义,强调真主与万物,一而二,二而一,真主即万物,无形即有形。万物天然地、本然地包蕴于真主之中,自然地从真主中显发为万物。王岱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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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本为者,乃其单另之余,总具无形之妙,是为能有。譬之墨池,虽万灵之精粹,天地之文章,莫不赖于此有。然后以代理之笔,始发其所蕴之理。但未发之时,其与真一不即不离,分之不开,合之有别。中藏保养之机,已显任凭之兆,唯主知见。兹乃真主本为之境界也。【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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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是超越众有之绝对,此其单另义;但单另不碍其显发为万物。此即无形中有有形。有形无形,非一非多。一时内含有保养万物之机,多时唯见一真主之显发。而真主之显发万物,乃其应运而生,非别有主持分剂者。此即本为。本为者,本体之为,本然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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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岱舆的哲学思想中有一重要概念,即数一。数一者,从真主中产生的宇宙万有之总和、概括。数者,可以称量之数目;一者,总体、总括之义。数一即可以称量的万有之总体。它与真一不同。真一是本体,数一是总体;真一是能生者,数一是被生者;真一与万物本无所谓能生与被生,彰显的是主宰义、原有义、本始义,数一与万物是实际的产生者与被产生者的关系,彰显的是开端义、始有义、总体义。如果用哲学用语来区分的话,真一属本体论范畴,数一属宇宙论范畴。从本体无所不包说,真一可包数一,数一是真一所产生。从宗教的信仰与实证方面说,真一属信仰对象,数一属体证对象。王岱舆论数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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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数一者,乃一本万殊,即能有之首端。其称亦不同,曰首仆,曰元勋,曰钦差,曰代理,曰大笔,曰太始,曰性海,曰人极,曰大父,曰道源,曰大本,曰光明,曰灵根,曰至圣。名虽各异,其理本一。自能有之中,承命而显,此为万物本原而载万理,斯为无极。【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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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众多对数一的描述语,其实突出的是三点,一是它的初始、最先,一是它的代理、承命,一是它的终极标准。就是说,数一是承真一之命,代真一行使其创生万物的职能。因为真一一切不可言说,不可思议,必有一替代物作为真一的化身而为能言说能思议之事。因为数一是真一的化身,故它最先、最初始。又因为它是真一的化身,代真一行权,它本身必是最正确、最光明而无所不包的。所以数一是既存在既价值的。如性海、人极、道源、至圣等皆表其价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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