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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夫真一、数一之机，总具于作证之我。须知形色之我，乃人我分别之我，是为幻我，非作证之我也。作证之我，乃真主寄托之我，是为真我。除斯寄托之我，本无我也。【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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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万类之灵，人的使命即在于证主，可惜世人能了知自己使命的极少，故有伊斯兰教道之设。王岱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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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乃形神之至精，天地万灵莫不因之而有。其造人原义，本为认真主之独一，显静动之元机，代有无之妙用，承兹莫大之恩。不穷性命生死之原，唯念君亲恩义之重，其与造化君亲、性命、生死至大之真主何有焉。悲夫！世人辨一不真，心怀疑二，昧原有之真恩，拜空无与假象，身立千岐，心分万派，仁智忠贞，冥然尽废，深可痛惜。所以认一之功，诚为首务。【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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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证主也叫体一。体一者，体证真一也。体一有三个层次，人的生命也有三个层次，与体一之层次一一对应。这就是先天真性、后天本性、形躯。先天真性无有形体，与真一同一品格，体证真一本身。后天身命乃形神结合之身，它保持了人原本之状态，故能体证真一所表现的无极之理，即上所谓数一。形躯阴阳合一，是现世中的人，它通过感官，认识数一、无极之理所化生的万物。现实的步骤是，先体证太极之多，再至体证无极之一，再至体证真主。这就是王岱舆说的：“视听闻言，行止取授，通身百骸，莫不听此一性。故以当体之一，方可证数本之一，然后以此数一，始可证单另之一。循次而至，庶无歧误也。”【176】“听此一性”者，听命于真性；“当体之一”者，后天身命之本性也；单另之一者，真主也。起始于人之形躯听命于真主所赋之真性，终结于与真主契合，这就是认主证主之要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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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方法是，一“知认”：“所谓知认者，仿效圣贤之参证，推详正教之真经，譬之睹物思情，故此由诸缘而体认真主。”【177】即通过在自己之外的各种事物体认真主。二“见认”：“所谓见认者，超脱诸缘，亲自经历，由己身而体认真主。”【178】即通过推想人身蕴藏性命知能，最为灵妙，乃真主之所赐，其他一无所有，从而体认真主。三“续认”：“所谓续认者，克尽偏私自见，复全明德之源，由无己而体认真主。”【179】即通过修行，达到内无己而外无物，与真一之本体契合而体认真主。到这最后境界，“后天之表里兼精，先天之本来独露。风静水平，日高云散，形神虽在，动静却一，但以清净无己可证，为其相续而浑同也。”【180】至此，王岱舆所阐述的伊斯兰教教义始大体告成。其全部精义包括在以上真一、数一、体一之“三一”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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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岱舆是虔诚的穆斯林，精通阿拉伯文、波斯文经典，但他又生活在明代后期浓重的儒学氛围中。儒学以国家意识形态、文化教育的最重要内容及士阶层认同与修习的每日功课，影响、渗透于一切方面。王岱舆的宗教、文化生活不能不对此有所反应。他以汉文撰写阐述伊斯兰教教义的著作，采取的是回儒互证，回儒会通的办法。其中最为显著、最为重要的约有如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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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对无极太极思想的吸取。周敦颐《太极图说》首曰“无极而太极”。此中无极为宇宙形成前之虚无，太极为最早形成的阴阳未分之气。朱熹欲弥缝此中道教因素，释太极为理，无极为无形无象，“无极而太极”为“无形而有理”。另朱熹吸收佛教“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以“理一分殊”解释太极与众理的关系。朱熹此二说为宋以后理学家所遵行。王岱舆当熟知朱熹此义，但他要融会伊斯兰教理，故以无极释数一，以太极释数一顺化为万物。以理一分殊释数一与万物的关系。在王岱舆的理论中，真一乃原有，超绝万物，无形无象，不可思议，不可言说，不能用形容可思议、可经验的事物的语词来描摹，故只能用真、一、独等“不与万法为伍者”强说之。数一乃万物之起源，是代独一而行权者，属可思议、可言说之例，另外数一可顺化为万物，可用无极、太极、阴阳、万物等来表示。故王岱舆引儒家无极太极、理一分殊诸说来解释数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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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一乃独一耳，非数一也；数之一，自独一来也。曰“无极而太极，太极生两仪”，数之一也。曰“一本万殊”，“万法归一”，亦数之一也。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亦数之一也。数一，乃天地万物之种；真一，乃数一之主。道出于真，故能不更不易。所以清真唯尊兹真一也。【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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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之外，用此诸语说明数一者，尚有多处。王岱舆认为，太极诸语用来说明数一非常贴切，且能收“以儒诠经”之效。但王岱舆又特别提醒学者，儒家性理诸语，只可拟诸数一，不可用以比真主，因性理诸语尚属可思议、可言说之域，非绝待之自立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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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性理诸书，儒者之学，唯以理为宗始。故所言上帝上天、无极太极，皆指理而言。但理乃事物之所以然，应该如是，不过虚义，非实然有一自立之体。必托诸气，故又以气兼言之。然气亦有形无形之间，恐人求之不得，堕于虚无寂灭，故又以苍天实之。夫以理、气、天三者，混而为一，则无次第，且既知理不能自立，而又不求理之根源，盖未见吾教认主真经，无征不信。【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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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王岱舆以其所信仰之教义来拟议儒家俗世之学，而将其学置于最高地位。这在他是极自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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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正教正诠》中用汉代之元气阴阳、人副天数解释人之身体。王岱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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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之理，不离当体，盖因人之本性乃大命之式，身之本质，乃元气之征。首圆象天，所以轻清者上升，属阳也；足方象地，所以重浊者下降，属阴也。五脏按五行，通身类万物。其行止知觉，虽有大命之性灵孳生百体，因出元气之本质，然其生死穷通、安危得失，概不由本性本体所能自专。即此便知大命虽受真主之命代理乾坤万物，其生死贵贱之体必非所能自主也。【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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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说人之本性乃与数一相符，人之肉体乃元气构成，与阴阳五行相类。人的日常行为由自己的身命安排，人的生死富贵一由真主决定。而此中对人的身体的解释，完全根据中国儒家典籍。如“头圆象天，足方象地”，本出汉儒，至朱子仍以此为例，说人与物之异乃由于禀气通塞偏正之不同：“且如人，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气，所以识道理，有知识。物受天地之偏气，所以禽兽横生，草木头生向下，尾反在上。”【184】王岱舆对中国本土文化中以二气五行解释人与物之来源及同异的思想有得于心，于行文中屡屡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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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王岱舆论人性，吸收了宋儒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念。他认为，人物之性总为六种：德性、本性、气性、觉性、长性、坚定。德性是人所得于真主者，是纯粹的真性，是性之本原。本性是人从数一而得的先天之性，其内容是理。气性是人后天禀得的气质之性，其内容是趋利避害，可善可恶。觉性的内容是附于躯体的知觉运动，是禽兽之性。长性者附于枝叶吸化雨露而生长，是草木之性。坚定者有坚固之躯体能不解散，是金石之性。人具此六品，故能生长，能知觉，更能度量事理。德性出自伊斯兰教教义，而觉性、长性、坚性或吸收了荀子《王制》的“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之意。六种性中除去同天主同一品相之德性与后三种禽兽草木土石之性，则本性相当于天地之性，气性相当于气质之性。王岱舆论本性与气质的关系、论变化气质以返本性，与宋代理学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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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之真性杂乎后天之气质，则真理隐矣，故说性之本体，未漓乎真，固无有不善。及其发而为情，或徇乎气质之偏，或夺于外感之私，则习于善而善，习于恶而恶者有之矣。是故圣智者从善如登，化气质而还其本来之原德，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也；凡愚者怙恶不悛，徇私欲而昧其本来之真性，所谓下愚不移，习与性成也。【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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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王岱舆不仅吸收了儒家特别是理学的观念来阐发伊斯兰思想，而且用语也直接采自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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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儒学的长处与不足，伊斯兰教学者有一共同看法，即认为儒学是入世之学，其长处在治国平天下，在人伦道德，其短处在对世界本原、归宿及人之生死所说不多，而伊斯兰教在这个方面有擅长，可以补儒学之不足。如王岱舆的教友梁以浚在为王岱舆《正教真诠》所作的序言中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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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间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理尽义极，无复遗漏，至正大中，绝去偏颇，非此则人道不全，法治不备，此儒者之道之所以不易也。第其始之所以来，终之所以往，造化原本，生死关头，一切不言。夫生人之理有始、有中、有卒，儒者独言其中，而不言始、卒，天下深观之士不免疑焉。【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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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岱舆也持此观点，但他希望通过阐发伊斯兰教义，把二者结合起来，取双方之长，弃双方之短，所以他宣说的伊斯兰教义，是合造化之原、生死往来等形上学问题与修齐治平等实际事务为一体的，是合天道人道为一体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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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听命，焉能克己；不克己，不能归真入道也。听命为天道，克己为人道，互相表里，发于一心，而寓于四事：若顺主忠君，寓于意念；赞主赞圣，寓于口舌；拜主孝亲，寓于身体；感主济人，寓于财物。所以人但顺主、赞主、拜主、感主，而不能忠君、赞圣、孝亲、济人者，则前事未足为功；如徒忠君、赞圣、孝亲、济人，而不能顺主、赞主、拜主、感主之恩，则仍恐入于左道。不独此也，凡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间但有亏损，即于天人之道不全，即不得谓之听命。【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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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听命，即克去己私，不任自性而听真主之命令。听命必行之四事，乃宗教与世俗之合。顺主、赞主、拜主、感主为信奉真主之事，属宗教；忠君、赞圣、孝亲、济人为经世利生之事，属世俗。二者缺一，即为不全，即为左道旁门。也就是说，天主之命令即含此二方面之事。故世俗之德行有亏，即于天人之道不全。此义极为重要。先前伊斯兰教义中本有世俗之内容，但尚不能与事奉真主并列。王岱舆则吸收儒家思想，大大加强了世俗内容，意欲使伊斯兰教成为既能保持其宗教传统，又能辅助世道；既尊天信天，又导人向善的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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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王岱舆对儒家思想的撷取，表现在人伦道德上。如王岱舆在他的几部著作中，皆对孝道大加发挥。伊斯兰教经典中本有首先事奉真主，然后及于父母之类的教训。但王岱舆吸收儒家思想，对孝有出色诠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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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主以下，莫大乎事亲。“孝也者，其为人之本欤。”道德所以事主，仁义所以事亲，忠主者必孝，行孝者必忠。忠孝两全，方为至道。【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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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直引孔子语说明孝乃为人之本。忠孝两全的思想，也与儒家做人基本规范。忠者必孝，孝者必忠，也吸收了儒家“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观念。孝有三品的思想，是吸收了孔子、《孝经》、《礼记》的思想而综合之，王岱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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