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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讲穷理、格致又论居敬，指修养工夫，转向于内，说：“古人以居敬为力行，穷理为致知者。毕竟敬字赅得行字，行字当不得敬字。须把居敬作主，下面却致知力行一齐并进，方有头绪。文公本传云，文公之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本，此方是千圣千贤入门正法。”［48］服膺朱熹之学，穷理是致知，反身以践其实，强调敬，敬字包括行，居敬就是力行，因此以居敬为本，这体现了儒学的“入门正法”。人问：“居敬穷理四字，是吾子宗旨否？”他回答说：“仪亦不敢以此四字为宗旨，但做来做去，觉得此四字为贯串周匝，有根脚，有进步，千圣千贤道理总不出此。然亦是下手做工夫，得力后方始觉得，非著意以此四字为入门也。入门之法，只真心学圣贤耳。”［49］以“居敬穷理”为儒学灵魂，诸圣贤所讲的道理皆不出这四个字，下工夫成圣成贤皆从此开始，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容易做到的，因此称它为“入门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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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居敬与诚意、敬等范畴联系起来，指出：“夫居敬之学，则诚意是也。诚意之始由于不欺，一善不敢饰，一恶不敢隐，至功夫再进，则真心发矣。将欲饰善而自知耻，将欲隐恶而自知愧，至功夫又进，则谨慎至矣。几微之善亦无不存，几微之恶亦无不绝，至功夫更进，则戒惧生矣。无善可凭而常惺惺，无恶可绝而常业业，诚之至也，敬之至也。故《中庸》以至诚为圣人，朱子以敬字为圣门第一个字，盖真见千圣相传止此一法。有是法，然后有以穷天下之理，而为尽性为至命，可以即此而造极。无是法，则为异端为曲学为俗儒所为，入于邪僻委琐而不可救也。故居敬穷理在圣人为一贯之学，在学者为入德之门，即此下学，即此上达，初无有二。”［50］把居敬看作是诚意。诚意就是不欺，对善恶不掩饰隐瞒，发自内心，进而谨慎戒惧，工夫层层深入，以至至善无恶。诚也是敬，朱熹最喜欢讲敬字，这一字最能体现儒学的工夫，穷理尽性至命离不开它。凡此都是下学，属于工夫，因此陆氏反对抽象的谈论上达、本体，不主张心性体悟，以为这是异端或曲学，这实质上是反对陆王后学，因为他们深受佛教，尤其是禅学的影响。陆氏倡导居敬与穷理一以贯之，是下学与上达、工夫与本体的一致，只有通过下学、工夫才能上达窥见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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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世仪讲格物致知，讲穷理，并非仅反向内心，而且也向外，求天下事物之理，他说：“有一事一物之格致，有彻首彻尾之格致。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此一事一物之格致也。用力之久，而一旦豁通，此彻首彻尾之格致也。一事一物之格致，即随事精察工夫；彻首彻尾之格致，即一贯工夫。”［51］知天下事物，必穷其已知之理，其间通过一事一物来格物致知完成。格致就是向外，它贯穿始终，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事物，穷理是对事物的认知，格物与穷理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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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格物有多种途径，物也有多样性，“但得一道而入，则可以推类而通。且如《论语》川上之叹，《中庸》鸢飞鱼跃之旨，《孟子》犬牛人性之辨，莫非物也。于此精思而有得，则凡备于我者，皆可得而尽通，其言虽是，然愚以为格物之法，必由近以及远，由粗以及精，由身心以及家国天下，由日用饮食以至天地万物，渐造渐进，乃至豁然。夫然后天人物我，内外本末，幽明死生、鬼神昼夜，皆可一以贯之而无疑。不然未能切身理会，而遽欲求之鸢鱼犬牛之际，吾恐学者不入学究一途，却又入禅宗看话头，参竹篦子一路。”［52］孔子讲的河水流逝属于无生命之物，《中庸》与孟子讲的是有生命之物，总之皆是物。他引申为自然、人类自身、社会等存在的诸现象都是物，物实际上就是不依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既然物众多又广大无边，格物必须由近及远，精益求精，同时要懂得一以贯之、触类旁通之理，才不至于把格物做机械的理解，出现格竹子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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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世仪讲格物致知表现为重视书本，主张阅读实际有用之书。他说：“致知工夫，莫备于六书。盖天地间一物必有一字，而圣贤制字，一字必具一理。能即字以穷理，则格物之道存焉。”［53］六书指造字的六种规则。书中每一字具有一理，皆天地间一物，说明书中所载并非空洞的说教，而反映了格物致知之理，因此读书就是格物致知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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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倡读地理、水利、农田、兵法等方面的书籍，认为地理书“宜详险要，《一统志》所载多泛记山川、人物名胜，而于险要独略，或亦朝廷袐慎之意。然学者必不可不知也。予尝读二十一史战争之事，其有关于险要者，分省分郡，各以类注，颇有关学问”［54］。水利、农田书籍是一回事，读“两书可互相发明。能知水利，则农田思过半矣”［55］。兵法之书，“儒者不可不习。此虽毒天下之事，而实仁天下之事。儒者不习，而顾使强武之人习之，得以肆行其不义，此天下之所以常乱而不治也”［56］。格物、致知、穷理既然是学问就离不开书本，书本作为前人经验的总结，为后人提供认知事物的方便，他在各地讲学时就列举许多格致书籍与诸生阅读，重视读书是理学中朱熹一脉的特点之一，陆世仪强调格致继承与发扬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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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世仪对格致、居敬、穷理诸工夫的分析，避免流于本体的空疏，与此同时也体现其内外交修、内圣与外王并举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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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封建、井田、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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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世仪理学的重心注重躬行，倡导经世，其经世思想主要表现在“封建、井田、学校”三方面，以为这三者是“致治之大纲，后世若欲治平”［57］的道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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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封建制与郡县制。陆世仪认为明朝灭亡的政治原因是中央集权过分集中的郡县制造成的，他说：“凡县邑之守令，其有分土，有分民，兵农礼乐悉出其手，如古诸侯之职。至于太守二千石之职，已止有分土无分民矣。上而至于督抚，其有分土无分民与太守同，而何忧乎协谋致乱之云云也。盖太守者所以监县邑，而督抚者又所以监郡府，其权主于察吏而不主于治民，故所任非人而其失终不足以致乱。”［58］封建时的“古诸侯之职”具有管理兵农礼乐之权，即有禄田又有治民权，称之为“有分土有分民”，而郡县制条件下的官吏虽受封爵位，只有禄田而无治民权，称之为“有分土无分民”。此种体制下的吏制有六弊：“佐贰不得自选一，不主兵权二，上司太多，疲于应接三，缙绅满邑，谋议多左四，子衿数百，动辄哄堂、不可教谕五，迁转太数六。”［59］这是针砭明末腐朽政治的弊端。因此他主张把中央的行政、司法等权力下放给地方，使地方有更大的权力，也就是说郡县制下的官吏应像“古诸侯之职”一样，有地方行政权及人事任免权。他还认为行政改革的关键在于县一级有自主权，减少行政管理的层次，官员有相对稳定性。同时使郡道以上取消治民权，只有监察权，避免藩侯割据现象的出现，以稳定政治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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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封建制与郡县制问题上，陆世仪认识到封建、郡县都有得失，提出“去两短，集两长”的主张，其实质是立足于取古制之长以补今制之短：封建之得，“在于分数明，事权一，历年久，礼乐刑政易施，诸侯贤明，可以自立，无掣肘之患”。封建之失，“在于子孙世守，赏罚难行，公族蔓延，疏远之贤，不得进用”。郡县之得，“在于力小易制，无尾大不掉之虞，官吏得其人则易治，非其人亦易去”。郡县之失，“在于防制太密，权位太轻，迁转太数，小人得售其奸，君子不得行其志。故封建之弊，谓之太强，其末也，每坏于强侯之分争。郡县之弊，谓之太弱，其末也，优柔不支，每失天下于盗贼。善治天下者，当去两短，集两长。循今郡县之制，复古诸侯之爵，重其事权，宽其防制，久其禄位，有封建之实，无封建之名，有封建之利，无封建之害，以此语治，其庶几乎”。［60］这里不仅注意到封建与郡县的得失和利弊，同时也提出了改革的方法。那就是至少在提法上，不否认郡县制，或者说形式上保留郡县之制，内容上引入封建古制有价值之处，“有封建之实，无封建之名，有封建之利，无封建之害”，以期在不改变现有政治体制的前提下，达到革新政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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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要想实现“封建”、“郡县”论中的“去两短、集两长”，只有从“制乡”做起，因此又倡导建立治理乡邑的“约正三长”制。治理地方主要有四法，它们是乡约、社学、保甲、社仓。所谓社学、保甲、社仓，即孔子之所谓的“足食、足兵、民信，孟子之所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也”。而乡约则是“约一乡之众而相与共趋于社学，共趋于保甲，共趋于社仓也”。在这四者之中，乡约为纲，是一般原则，因此是虚的，而社学、保甲、社仓这三者为目，属于具体操作，因此是实的。［61］乡约与其他三者应是相互统一的关系，作用虽不同，但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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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停留在制度本身的制定上，而且是注重于制度的执行。如在用人制度上，提出推举一乡之长的必要性，认为“乡无长不可治，拟每乡立约正一人，以本乡中廉平公正、宿儒耆老为之，凭一乡之公举”，尤其强调“凡举约正，不可概凭里甲开报，须细心采访，每乡多举三四人，精加选择……宁择而后用，勿用而后择”。“约正”即乡长，乡长的人选应由德高望重之人通过“公举”产生，这体现出慎重的选人标准和用人方法。在此基础上，他指出乡长的具体职责，“约正之职，掌治乡之三约：一曰教约，以训乡民。一曰恤约，以惠乡民。一曰保约，以卫乡民”。教约即社学，恤约即社仓，保约即保甲，因三约之下又设三长，即“教长”、“恤长”、“保长”。三长为约正的助手，兼约副之职。“教长以知书义者为之，恤长以富厚公廉者为之，保长以有智力者为之。皆听命于约正，由一乡之人公举。”三长各有职司，“教事责教长，恤事责恤长，保事责保长”，约正对官府负责，三长对约正负责。如果三长不称职，“则于年终之时，约正白于官府而请易。至于约正，则必俟岁终，合一乡之公评而诛赏，不得数数废置也”。［62］打破终身制，以政绩的好坏来任免“三长”。可见他的政治制度的改革措施重在基层，直接对百姓负责，其政治从社会底层入手，以此为基础向上推进，正体现了其一贯主张的“治天下必自治一国始，治一国必自治一乡始”［63］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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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世仪的政治主张与顾炎武、黄宗羲有相似之处，但又有不同。他们都看到了由于郡县制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的弊病，不满意中央集权制，主张权力下放。陆世仪的分权主张与顾炎武关于分权及地方自治的观点相近，顾氏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与陆世仪以古制之长补今制之短，有异曲同工之妙。黄宗羲认为三代之封建制有一定合理性，三代以下政治出现弊病，大体肯定秦以前的政治体制，对秦以后的政治体制采取批判的态度，此与陆世仪相近。但黄氏是以古制代替今制，陆氏则是以古制补充今制；黄氏侧重以相权限制君权，强调法制作用，而陆世仪以扩大地方权力来分散君权，以此解决当时政治出现的种种症结，立脚点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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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的“经界”制与“田赋”法。陆世仪主张只有提倡“重农”即“以农桑稼樯为主”，才能“无游惰之患，无饥寒之状，无外慕失足之虞，无骄侈黠诈之习”。发展农业生产是天下治乱、国家废兴存亡之本。所以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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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基于明末由于土地兼并而导致民变的教训，虽不反对废除土地所有制，但主张在井田制的基础上加强改革。他说：“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三代而上，田产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废井田而始以田产予百姓，此数语说得最确。”［64］这种井田制虽然是好的经济制度，但井田之法，“行之春秋、战国，而寻其遗迹也易，行之后代而更新开拓也难；行之于创造而产无专主也易，行之于承平而夺民定产也难；行之封建而诸侯各视为己业也易，行之郡县而守令迁转如传舍也难；行之边鄙而开荒集众也易，行之内地而欲夺民之世产也难。欲行井田，必先封建”。所以“井田沟洫、形体之制，不可执一而论”［65］。由于政治上的郡县制代替封建制，也使与其相配套的并田制推行出现困难。因此，只有在恢复封建制的基础上，才能实施井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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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世仪提出欲行井田必正经界，认为“经界是治地大法”，而三代以后已无人知晓经界，把阡陌当成经界，其实阡陌与经界有所不同，“阡陌有实无虚，经界则有虚有实；阡陌有曲有直，经界则有直无曲”。经界“如今地图之计里画方，计里画方，今人但于纸上约略画就，古人则实实于地上经画出来，真所谓经天纬地。”［66］所谓“经界”实际上是一种丈量土地的方法，把画经界喻之为绘地图，天下地图最难画准，一旦有经界，画地图定准无疑。其实宋代的改革家王安石、明代权相张居正都重视“经界”，并防止大土地占有者泯没经界、以便兼并，但丈量结果，地少者溢出而地多者变少，仍未达到初衷。陆世仪这种以经界与地图联系起来的新的土地测量方法既形象又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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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于此，他把经界与井田联系起来，提出了治理的措施：“今时欲行井田，须乘大乱之后，设处田皆入官，定都图，修水利，然后将田分作分数，上田四十亩，中田六十亩，下田八十亩，逐都逐图，编成字号，募人佃种，力能胜一分者一分，不能胜者半分，虽富有力者，不得佃一分之外，老则授之子，无子而不能胜者，以田归官，听人另佃，其佃田逾一分之外，及无子而授他姓，不以田归官者罪之。夫定都图，经界也，修水利，沟洫也；作分数，画井也。上田四十，中田六十，下田八十，一易再易三易也。募人佃种，二十授田也，力能胜者种一分，八口之家也。不能胜者半分，余夫也。虽富有力，不得佃一分之外，限田也。老则授之子，无子而不能胜者，以田归官，六十归田也。然后斟酌地力，轻徭薄赋。”［67］通过正“经界”的形式把有效的土地确定下来，然后兴修水利，按人口多少，能力大小还分配田亩，使田有所耕，人有所用，按照地、人的实际情况来担负相应的徭役、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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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土地所有制改革相适应，陆世仪主张改革田赋。他基于清初江南田漕运的困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弊端，力倡“设开中法”，说：“江南岁漕五百万石，若无良法救疗，此万世之病也。常思得一策，苟能循而行之，则三十年后，岁漕可已。其法莫若用洪永开中法，凡畿辅之地及山东西九边各塞，或募徽商，或召土著，或遣谪贪污官吏，给与闲田，永不起科，听其以意，号召乡人，有能垦至百顷者，或复其官，或荣其身，数年之间，边鄙充足。三十年间，漕运可已。”［68］正是由于他出生于江苏太仓，深知清初江南漕运劳民伤财，费多效少，才提出“开中法”。此法在于通过免除赋税的方式，鼓励京津、山东、山西、安徽，乃至于各边塞的商人、土著、有罪戍边之官吏耕种荒地，开垦边塞，扩大粮食产量。这不仅使北方居高不下的米价下降，京畿地区粮食自给自足，同时使江南不必漕运，解决南粮北调所带来的艰辛。他的这些主张及措施，对于发展农业生产，稳定政治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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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建议稳定赋额，说：“凡田赋之法，最要简明直截，赋额一定，上下遵守，永世不易，故贪暴不敢挪移作弊。”［69］由此他痛陈当时姑苏钱粮的三大困和四大弊，即“浮粮积害之困”、“水利壅塞之困”、“豫征白粮之困”与“杂徭妨正之弊”、“吏胥侵蚀之弊”、“棍儒朋侵之弊”、“四民失业之弊”。［70］针对百姓的困苦，他提出了统治者应对肥田高产，其赋当多；瘠田低产，其赋当少。在水利方面，主张疏通娄江、泄太湖积水，建议朝廷停止“折色”、“豫征”，让百姓“休养生息”，特别是统治者应对农民要“务减赋以恤民，量入以为出”。针对统治者的流弊，他指出：第一，朝廷应对地方“杂徭”做出明确规定，并奖励重用廉干人才；第二，朝廷在命官用吏上要“清源”、“节流”，以加强对吏制的管理；第三，对贪官、污吏与“棍儒”的结党营私，坚决严惩不贷；第四，提倡正道正风和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以扶持社会正当行业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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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上的“学校之制”和“经济之才”。陆世仪的教育思想以“人处天地之间，无不学而成其能者”为依据，肯定教育对培养人才的重要作用，强调学校教育要与社会实际需要相结合。从教育本身看，要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从社会需要看，要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基于这两点的考虑，他针对当时学校教育的弊端，提出了有关教材设置、教学内容、教育方法等改革建议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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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上的更新。他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而“国学”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后环节。他说：“学校之制，其在乡学，不过读书识字、歌诗习礼而已。至于国学，决当仿安定湖学教法而更损益之。”如“经义则当分为《易》、《诗》、《书》、《礼》、《春秋》诸科，治事则宜分为天文、地理、河渠、兵法诸科，各聘请专家名士以为之长。”［71］在宋代胡瑗“湖学教法”的基础上，根据时代要求，增加了新的教学内容，如建议“今人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讲”［72］。从教育要“切于用世”的立场出发，强调学校不仅要开设“六艺”之科，还要增设“天文、地理、河渠、兵法”等科。强调，“经义”与“治事”相结合，反对八股的教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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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特别是把当时最新的西学科技成果引入教学中，像他所说：“西学有几何用法，《崇祯历书》中有之，盖详论勾股之法也。勾股法《九章》算中有之，然未若西学之精。”［73］同时他还肯定西方天文学“近理”，说：“西学绝不言占验，其说以为日月之食，五纬之行，皆有常道、常度，岂可据以为吉凶，此殊近理。”“天文图盖天不如浑天，人知之矣。然浑天旧图亦渐与天不相似。惟西图为精密，不可以其为异国而忽之也。”［74］认为中国应该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中有用的东西，把学习西学与经国济世有机地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我国古代的教育内容。从他的论述中似乎可以看到近代科学教育的初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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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重视对教师的选择，认为应该聘请各科目学有所长的“专家名士”，以改变当时“学校设官，如教授、训导之类，徒立虚名”的局面。汉代设立博士“是即专家名士之意也，故汉儒之学虽未精纯，然尊重师传，渊源有本，是以其学尤多近实”。他也强调学校之师的品德学问是影响人才辈出的关键因素。凡是学校的老师，不论是乡学、国学、太学，“决当以德行学问为主。德行学问高于一乡者，即聘之为乡学之师；德行学问高于一国者，即聘之为国学之师；德行学问高于天下者，即聘之为太学之师”。［75］选择老师得当，教出的学生必然是德才兼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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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设置，他列举了许多必读书目，多为经世致用之书，并主张“力能兼者兼之，力不能兼，则略其涉猎而专其讲贯。又不然，则去其诗文，其于经济中，或专习一家，其余则断断在所必读，庶学者俱为有体有用之士。今天下之精神皆耗于帖括矣，谁肯为真读书人，而国家又安得收读书之益哉！”［76］故此，接下来提出了从“乡学”到“国学”，从“小学”到“太学”的三十年一整套的教育教材，书目涉及之广是前所未有的，这体现出他的办学宗旨，认为学校教育不是“帖括”之徒的培养场所，科考登仕也不是办学的唯一目标，学校的真正目标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各个方面的有用人才，而“有用人才”的标准则是“有体有用”，既有道德心性的修养，又有经世致用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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