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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宋代风俗，他认为，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五代末已变化殆尽。北宋真宗、仁宗之时，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靖康之变以后，“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80］宋代国力虽然积弱，但士大夫们也议论朝政，重名节，知廉耻。即便是宋末士大夫也以名节相砥砺，言外之义，明代风俗已日益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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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认为风俗醇美与统治者的提倡有关，也受社会士人的影响。既然社会风俗、道德是因人力而形成的，同时也是因人力而改变的，由此他重视对人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培养，提出具体改造风俗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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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神角度，他主张重视教育，奖励学术，指出：“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纲纪为不可阙矣。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81］转移人心，整顿风俗首先就是教育，教育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扭转社会风俗的改变。他引述宋儒罗从彦的话说：“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82］与此同时也尊崇清议，提倡廉耻，他说：“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移之效遂，载在礼经，殊厥井疆，称于毕命。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君子有怀刑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教成于下，而上不严，论定于乡，而民不犯。”又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83］这里讲的清议指关心家国天下人民生活而非清谈，清谈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不过是演说老庄之“玄风”，魏晋林下诸贤为之足以亡国。［84］廉耻是知耻，不知耻则身不立，知耻反省检讨自己，立身自然有名节，凡此皆起到刑罚起不到的作用。这是以转变身心的方式来移风易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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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质方面，他主张制民之产，“必在制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85］。教化要有一定的物质做基础，否则便流于空谈。他在改造社会风俗上把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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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思想家兼活动家。一生身体力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最后定居陕西，原因除了“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之外，还因为“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86］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其经世之心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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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扫明季空疏学风，开启清初实学先路，成为当时务实学风的首倡者。潘耒说：“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87］顾炎武就是这样一位经世致用的通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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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倡导经学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但追本溯源，可以说是明中叶以后儒学内部产生回归经典运动的继续。嘉靖、隆庆时的归有光已有决破南宋以来理学藩篱而直穷经籍之志。他说：“汉儒谓之讲经，而今世谓之讲道，夫能明于圣人之经，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讲哉！”［88］其明经见道的主张得到积极回应。万历年间的焦竑、陈第闻风而动，史称“明经君子”。明末，钱谦益自述学问途辙渊源于归有光，并进一步发挥他的思想，他指出：“汉儒谓之讲经，而今世谓之讲道。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89］顾炎武虽然不与钱谦益往还，但其好友归庄，还有黄宗羲等，与钱谦益过从甚密。后来阎若璩并推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为海内三大读书人，顾炎武经学显然受钱谦益的影响。另外，顾炎武主张读经应从考音、考文始，也渊源于明人杨慎，尤其是陈第。顾炎武考音、考文，为考据列本证、旁证等是对陈第学说的发展。但就顾炎武经学博大精深，对群经多有创获，并把通经与经世结合起来，开清初学术新风气而言，早已超越明人，并对后来的经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至于后来乾嘉考据学尊顾炎武为开山，忽视他经学思想的贡献，至多只继承了其经学中的考证、训诂和校勘诸工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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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阎若璩辨伪《古文尚书》［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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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若璩（1636—1704），字百诗，号潜邱。先世太原人，五世祖迁居淮安山阳。他小时候口吃，入学读书智力如常人。后来经过多年努力苦读，十五岁那年悟性大开，从此颖悟异常。曾经集陶贞白、皇甫士安语题其柱曰：“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91］其立志如此。二十岁始读《尚书》，于是便怀疑《古文尚书》，康熙十七年（1678），应博学鸿儒科不第。后入徐乾学《一统志》局。晚年应清世宗之召，至京而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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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若璩平生专长考据，自谓“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92］。其子作行状说：“府君读书，每于无字句处精思独得，而辩才锋颖，证据出入无方，当之者辄失据。常语不孝辈：读书不寻源头，虽得之，殊可危。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侍侧者，头目皆眩，而府君精神涌溢，眼烂如电，一义未析，反复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必得其解而后止。”［93］阎氏的主要著作有《尚书古文疏证》、《毛朱诗说》、《四书释地》、《潜邱劄记》、《孟子生卒年月考》、《困学纪闻注》等。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沉潜三十余年，作《尚书古文疏证》八卷，考辨晚出《古文尚书》之伪，使《古文尚书》公案得以定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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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辨晚出《古文尚书》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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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书记载，西汉初期伏生传授晁错《尚书》。当时的《尚书》为《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大诰》、《金縢》、《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共二十九篇。汉武帝时，河内女子奏上《泰誓》一篇，为了保持二十九篇原样不变，朝廷下令把《康王之诰》合在《顾命》之内，仍为二十九篇。《尚书》在当时被立于学官，又以汉代通行隶书书写，故称《今文尚书》。汉景帝时，鲁恭王修宫殿毁坏孔子故宅，从孔壁中发现用古文书写的《尚书》共二十四篇，与《今文尚书》相比多出十六篇，它们是《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这十六篇由孔安国的家属献给朝廷，此为《古文尚书》。这是汉代《尚书》今、古文的大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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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孔壁《古文尚书》于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亡佚。东晋时，梅赜所上的《孔传》、《古文尚书》（即今传《古文尚书》）出现，据书前孔安国《序》说，此书共四十六卷，五十八篇，与伏生今文相比增多二十五篇，其篇目是《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与孔壁《古文尚书》二十四篇也不合。晚出的《古文尚书》卷数及篇数多与孔壁古文不合，开始时与今文并立，自从唐代陆德明据以作《经典释文》，孔颖达据以作《尚书正义》，便与伏生今文二十九篇混合为一。唐以来无人怀疑其作伪，到宋代吴棫开始提出异议，朱熹亦深表怀疑，吴澄诸人相继抉摘，其伪益彰，但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明代梅鷟开始参考诸书，证其剽窃，而见闻较狭，搜采未周。至清代阎若璩引经据故，一一陈其矛盾之故，晚出《古文尚书》之伪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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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若璩考辨晚出《古文尚书》之伪的方法是从根本入手，他说：“天下事由根柢而之枝节也易，由枝节而返根柢也难，窃以为考据之学亦尔。予之辨伪古文，吃紧在孔壁原有《真古文》，为《舜典》、《汩作》、《九共》等二十四篇，非张霸伪撰，孔安国以下，马、郑以上，传习尽在于是。《大禹谟》、《五子之歌》等二十五篇，则晚出，魏、晋间假托安国之名者，此根柢也。得此根柢在手，然后以攻二十五篇，其文理之疏脱，依傍之分明，节节皆迎刃而解矣。”［94］所讲的根本就是以考证的方法区别孔壁真《古文尚书》与晚出《古文尚书》，具体而言，对晚出《古文尚书》诸篇分析考辨，多角度全方位地运用各种考证手段来证明晚出书之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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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鷟首开这一考辨方法，但他搜集的材料不完备，考证较为疏阔。到了阎若璩，材料详尽，考证精细，通过旁征博引，鞭辟入里，揭示晚出《古文尚书》作伪证据，毛奇龄想要翻案也翻不了。四库馆臣对此阎氏的考证工作给予极高的评价，说：“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词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与此同时也指出其不足：马、郑注本“与伏生合，非别有一本注《孔氏书》也。若璩误以郑逸者即为所注之逸篇，不免千虑之一失。又《史记》、《汉书》但有安国上《古文尚书》之说，并无受诏作传之事，此伪本凿空之显证，亦辨伪本者至要之肯綮，乃置而未言，亦稍疏略。其他诸条之后，往往衍及旁文，动盈卷帙，盖虑所著《潜邱劄记》或不传，故附见于此，究为支蔓。又前卷所论，后卷往往自驳，而不肯删其前说，虽仿郑玄注《礼》先用鲁诗，后不追改之意，于体例亦究属未安。”而到最后仍然赞誉阎氏，“反复厘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95］。经过阎氏考证，晚出《古文尚书》被判定为伪古文，其中的《孔安国传》为伪《孔传》，这不仅还原了经书之原貌，更重要的是动摇了宋明理学立论的根基，使理学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清代经学由此开始走向复兴之路，正是由于此，乾嘉诸儒才把他奉为汉学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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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若璩辨伪《古文尚书》所列论证一百二十八条，主要归纳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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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方面的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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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若璩文献方面的考辨主要征引汉代文献，包括官修和私人书籍，运用第一手资料，以证据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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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孔壁《古文尚书》即真古文亡佚的时间，是阎若璩考辨晚出《古文尚书》之伪的第一步，他说：“牛弘历陈古今书籍之厄，以刘石凭陵，京华覆灭，为书之四厄。及其余征之两晋益合。秘书监荀勖，录当代所藏书目凡二万九千九百余卷，名《中经簿》，今不复传。隋唐时尚存。故《经籍志》云：晋秘府存有《古文尚书》经文是也。元帝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才十之一耳。《古文尚书》之亡，非亡于永嘉而何哉？”［96］每当社会出现战乱，书籍文献便会遭到很大的破坏。西晋的永嘉之乱以前，真（孔壁）《古文尚书》尚还存在，永嘉之乱以后则亡佚。既然真《古文尚书》亡于永嘉之时，那么后来东晋梅赜所献的晚出《古文尚书》为伪书则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前世之事，依据文献本原可以考证，只是后儒于旧书看得过少而未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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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出《古文尚书》与孔壁《古文尚书》篇数不同。阎若璩引《汉书》，如《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多得《古文尚书》”，孔安国“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夫一则曰，得多十六篇；再则曰，《逸书》十六篇”。这是《古文尚书》篇数见于西汉的情况。接着又引《后汉书》，如《杜林传》：“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后出示卫宏等，遂行于世。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郑康成之传注解，皆是物也。”此处《古文尚书》一卷虽然不言篇数，然而马融《书序》则说逸十六篇，这是《古文尚书》篇数见于东汉的情况。《汉书》中的《儒林传》、《艺文志》，《后汉书》中的《杜林传》及马融《书序》皆云《古文尚书》原为十六篇，东晋梅赜所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其篇数与汉时不符，梅氏晚出《古文尚书》是伪书无疑。［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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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出《古文尚书》与孔壁《古文尚书》篇名也不同。阎氏认为，杜林所依据的孔壁《古文尚书》正是马融、郑玄所传者，根据郑玄的说法，比《今文尚书》多出的篇名是，《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共十六篇，其中《九共》为九篇，因此也称二十四篇，而晚出《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中无《汩作》、《九共》、《典宝》等篇，篇名与孔壁《古文尚书》不同，由此断定晚出《古文尚书》为伪书。［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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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出《古文尚书》与孔壁《古文尚书》内容上也不同。阎氏认为，郑玄注《书序》，于今安国所见存的，如《仲虺之诰》、《太甲》三篇、《说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十三篇，皆注曰亡。于今安国《传》所绝无的，如《汩作》、《九共》九篇、《典宝》、《肆命》、《原命》十三篇，皆注曰逸。不仅如此，又于安国《传》分出的《舜典》、《益稷》二篇，皆注曰逸。郑玄注《书序》，如《仲虺之诰》等篇，不是注曰亡就是注曰逸，梅赜所上的《古文尚书》篇名虽然与郑玄时篇名相同，但内容并非是孔壁《古文尚书》原文。由此而知晚出《古文尚书》是伪书。［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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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坚信《史记》所引《尚书》多真古文说：“今且有显然出太史公手标举书目，其辞至二十八字，为安国书所未载。”如《河渠书》首引《夏书》曰：“禹抑鸿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踏毳，山行即桥。”其中的“禹抑鸿水”，与《孟子》相合。“十三年”与今文作“十有三载乃同”相合，“过家不入门”，与《孟子》及《今文》“启呱呱而泣予弗子”相合。“其事事有根据，非苟作如此。魏晋间人，竟以世所童而习之之书，书且开卷便见，忘其采用，岂非天夺之鉴，褫其魄，与吾今日以口实也哉！”［100］《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所引《夏书》二十八字，与《孟子》相合，实为真《古文尚书》之文，而伪作《古文尚书》未及详引。这是从《史记》引用《尚书》佚文来证明晚出《古文尚书》之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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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出《古文尚书》中《泰誓》三篇，东汉马融怀疑其伪，说：“《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稽其事颇涉神怪，得无在子所不语中乎？”又举《春秋》引《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泰誓》“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孙卿引《泰誓》“独夫受。”《礼记》《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汉代流行的《泰誓》（即马融所说的今文《泰誓》），为河内女子所献，实为伪书，与先秦流传的古文《泰誓》不同。所以马融举《春秋》、《国语》、《孟子》、孙卿、《礼记》所引古文《泰誓》之言，皆不在汉代的今文《泰誓》中。而晚出《古文尚书·泰誓》三篇却将马融所举古文《泰誓》文句全部收入其中。又如《墨子·尚同》篇有引古文《泰誓》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墨子加以解释：“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辟者也。”可谓深得《泰誓》之义。墨子生孔子之后、孟子之前，那时《诗》、《书》完好，未遭秦火，其书必真无疑。由于马融未引到，晚出《古文尚书》也遗缺这几句话，这是伪造《古文尚书》的一大破绽。［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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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作《三统历》末引《毕命》、《丰刑》“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丰刑”这十六字，《今文》、《古文》皆无，阎若璩深表怀疑，因不知刘歆从何处得之而载于此。然后想起《书大传》有《九共》、《帝告》篇之文，“安知非孔安国所得壁中书整篇外零章剩句如伏生所传者乎？”刘歆距孔安国的时代并不远，流传一定真实，而所载康王年月日又关系到历法，因此不忍删去。而晚出《古文尚书》以“王命作策丰刑”与己不合，故删去，这如同作《伊训》时删去“诞资有牧方明”，作《武成》删去“粤若来二月以下之辞”一样，可谓捉襟见肘。［102］这是割裂原文屈从己意，由此也可看出晚出《古文尚书》之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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