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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辨晚出《古文尚书》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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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书记载，西汉初期伏生传授晁错《尚书》。当时的《尚书》为《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大诰》、《金縢》、《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共二十九篇。汉武帝时，河内女子奏上《泰誓》一篇，为了保持二十九篇原样不变，朝廷下令把《康王之诰》合在《顾命》之内，仍为二十九篇。《尚书》在当时被立于学官，又以汉代通行隶书书写，故称《今文尚书》。汉景帝时，鲁恭王修宫殿毁坏孔子故宅，从孔壁中发现用古文书写的《尚书》共二十四篇，与《今文尚书》相比多出十六篇，它们是《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这十六篇由孔安国的家属献给朝廷，此为《古文尚书》。这是汉代《尚书》今、古文的大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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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孔壁《古文尚书》于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亡佚。东晋时，梅赜所上的《孔传》、《古文尚书》（即今传《古文尚书》）出现，据书前孔安国《序》说，此书共四十六卷，五十八篇，与伏生今文相比增多二十五篇，其篇目是《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与孔壁《古文尚书》二十四篇也不合。晚出的《古文尚书》卷数及篇数多与孔壁古文不合，开始时与今文并立，自从唐代陆德明据以作《经典释文》，孔颖达据以作《尚书正义》，便与伏生今文二十九篇混合为一。唐以来无人怀疑其作伪，到宋代吴棫开始提出异议，朱熹亦深表怀疑，吴澄诸人相继抉摘，其伪益彰，但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明代梅鷟开始参考诸书，证其剽窃，而见闻较狭，搜采未周。至清代阎若璩引经据故，一一陈其矛盾之故，晚出《古文尚书》之伪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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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若璩考辨晚出《古文尚书》之伪的方法是从根本入手，他说：“天下事由根柢而之枝节也易，由枝节而返根柢也难，窃以为考据之学亦尔。予之辨伪古文，吃紧在孔壁原有《真古文》，为《舜典》、《汩作》、《九共》等二十四篇，非张霸伪撰，孔安国以下，马、郑以上，传习尽在于是。《大禹谟》、《五子之歌》等二十五篇，则晚出，魏、晋间假托安国之名者，此根柢也。得此根柢在手，然后以攻二十五篇，其文理之疏脱，依傍之分明，节节皆迎刃而解矣。”［94］所讲的根本就是以考证的方法区别孔壁真《古文尚书》与晚出《古文尚书》，具体而言，对晚出《古文尚书》诸篇分析考辨，多角度全方位地运用各种考证手段来证明晚出书之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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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鷟首开这一考辨方法，但他搜集的材料不完备，考证较为疏阔。到了阎若璩，材料详尽，考证精细，通过旁征博引，鞭辟入里，揭示晚出《古文尚书》作伪证据，毛奇龄想要翻案也翻不了。四库馆臣对此阎氏的考证工作给予极高的评价，说：“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词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与此同时也指出其不足：马、郑注本“与伏生合，非别有一本注《孔氏书》也。若璩误以郑逸者即为所注之逸篇，不免千虑之一失。又《史记》、《汉书》但有安国上《古文尚书》之说，并无受诏作传之事，此伪本凿空之显证，亦辨伪本者至要之肯綮，乃置而未言，亦稍疏略。其他诸条之后，往往衍及旁文，动盈卷帙，盖虑所著《潜邱劄记》或不传，故附见于此，究为支蔓。又前卷所论，后卷往往自驳，而不肯删其前说，虽仿郑玄注《礼》先用鲁诗，后不追改之意，于体例亦究属未安。”而到最后仍然赞誉阎氏，“反复厘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95］。经过阎氏考证，晚出《古文尚书》被判定为伪古文，其中的《孔安国传》为伪《孔传》，这不仅还原了经书之原貌，更重要的是动摇了宋明理学立论的根基，使理学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清代经学由此开始走向复兴之路，正是由于此，乾嘉诸儒才把他奉为汉学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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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若璩辨伪《古文尚书》所列论证一百二十八条，主要归纳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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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方面的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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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若璩文献方面的考辨主要征引汉代文献，包括官修和私人书籍，运用第一手资料，以证据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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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孔壁《古文尚书》即真古文亡佚的时间，是阎若璩考辨晚出《古文尚书》之伪的第一步，他说：“牛弘历陈古今书籍之厄，以刘石凭陵，京华覆灭，为书之四厄。及其余征之两晋益合。秘书监荀勖，录当代所藏书目凡二万九千九百余卷，名《中经簿》，今不复传。隋唐时尚存。故《经籍志》云：晋秘府存有《古文尚书》经文是也。元帝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才十之一耳。《古文尚书》之亡，非亡于永嘉而何哉？”［96］每当社会出现战乱，书籍文献便会遭到很大的破坏。西晋的永嘉之乱以前，真（孔壁）《古文尚书》尚还存在，永嘉之乱以后则亡佚。既然真《古文尚书》亡于永嘉之时，那么后来东晋梅赜所献的晚出《古文尚书》为伪书则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前世之事，依据文献本原可以考证，只是后儒于旧书看得过少而未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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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出《古文尚书》与孔壁《古文尚书》篇数不同。阎若璩引《汉书》，如《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多得《古文尚书》”，孔安国“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夫一则曰，得多十六篇；再则曰，《逸书》十六篇”。这是《古文尚书》篇数见于西汉的情况。接着又引《后汉书》，如《杜林传》：“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后出示卫宏等，遂行于世。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郑康成之传注解，皆是物也。”此处《古文尚书》一卷虽然不言篇数，然而马融《书序》则说逸十六篇，这是《古文尚书》篇数见于东汉的情况。《汉书》中的《儒林传》、《艺文志》，《后汉书》中的《杜林传》及马融《书序》皆云《古文尚书》原为十六篇，东晋梅赜所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其篇数与汉时不符，梅氏晚出《古文尚书》是伪书无疑。［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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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出《古文尚书》与孔壁《古文尚书》篇名也不同。阎氏认为，杜林所依据的孔壁《古文尚书》正是马融、郑玄所传者，根据郑玄的说法，比《今文尚书》多出的篇名是，《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共十六篇，其中《九共》为九篇，因此也称二十四篇，而晚出《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中无《汩作》、《九共》、《典宝》等篇，篇名与孔壁《古文尚书》不同，由此断定晚出《古文尚书》为伪书。［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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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出《古文尚书》与孔壁《古文尚书》内容上也不同。阎氏认为，郑玄注《书序》，于今安国所见存的，如《仲虺之诰》、《太甲》三篇、《说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十三篇，皆注曰亡。于今安国《传》所绝无的，如《汩作》、《九共》九篇、《典宝》、《肆命》、《原命》十三篇，皆注曰逸。不仅如此，又于安国《传》分出的《舜典》、《益稷》二篇，皆注曰逸。郑玄注《书序》，如《仲虺之诰》等篇，不是注曰亡就是注曰逸，梅赜所上的《古文尚书》篇名虽然与郑玄时篇名相同，但内容并非是孔壁《古文尚书》原文。由此而知晚出《古文尚书》是伪书。［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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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坚信《史记》所引《尚书》多真古文说：“今且有显然出太史公手标举书目，其辞至二十八字，为安国书所未载。”如《河渠书》首引《夏书》曰：“禹抑鸿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踏毳，山行即桥。”其中的“禹抑鸿水”，与《孟子》相合。“十三年”与今文作“十有三载乃同”相合，“过家不入门”，与《孟子》及《今文》“启呱呱而泣予弗子”相合。“其事事有根据，非苟作如此。魏晋间人，竟以世所童而习之之书，书且开卷便见，忘其采用，岂非天夺之鉴，褫其魄，与吾今日以口实也哉！”［100］《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所引《夏书》二十八字，与《孟子》相合，实为真《古文尚书》之文，而伪作《古文尚书》未及详引。这是从《史记》引用《尚书》佚文来证明晚出《古文尚书》之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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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出《古文尚书》中《泰誓》三篇，东汉马融怀疑其伪，说：“《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稽其事颇涉神怪，得无在子所不语中乎？”又举《春秋》引《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泰誓》“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孙卿引《泰誓》“独夫受。”《礼记》《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汉代流行的《泰誓》（即马融所说的今文《泰誓》），为河内女子所献，实为伪书，与先秦流传的古文《泰誓》不同。所以马融举《春秋》、《国语》、《孟子》、孙卿、《礼记》所引古文《泰誓》之言，皆不在汉代的今文《泰誓》中。而晚出《古文尚书·泰誓》三篇却将马融所举古文《泰誓》文句全部收入其中。又如《墨子·尚同》篇有引古文《泰誓》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墨子加以解释：“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辟者也。”可谓深得《泰誓》之义。墨子生孔子之后、孟子之前，那时《诗》、《书》完好，未遭秦火，其书必真无疑。由于马融未引到，晚出《古文尚书》也遗缺这几句话，这是伪造《古文尚书》的一大破绽。［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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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作《三统历》末引《毕命》、《丰刑》“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丰刑”这十六字，《今文》、《古文》皆无，阎若璩深表怀疑，因不知刘歆从何处得之而载于此。然后想起《书大传》有《九共》、《帝告》篇之文，“安知非孔安国所得壁中书整篇外零章剩句如伏生所传者乎？”刘歆距孔安国的时代并不远，流传一定真实，而所载康王年月日又关系到历法，因此不忍删去。而晚出《古文尚书》以“王命作策丰刑”与己不合，故删去，这如同作《伊训》时删去“诞资有牧方明”，作《武成》删去“粤若来二月以下之辞”一样，可谓捉襟见肘。［102］这是割裂原文屈从己意，由此也可看出晚出《古文尚书》之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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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出《古文尚书》中《大禹谟》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句，阎氏以为出自《荀子》和《论语》。《荀子·解蔽篇》引《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惟精惟一”句是将《荀子·解蔽篇》中的“精于道”、“一于道”之语隐括而成，“允执厥中”则出自《论语·尧曰》“允执其中”，最后并成十六字为所谓的“虞廷”心传。如何知晓不是《荀子》引用《大禹谟》之文呢？他认为凡是《荀子》引《尚书》处，如“无有作好”四句，“维齐非齐”一句等，都冠以“书曰”，又如引《尚书》“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独夫纣”等，皆冠以篇名。而《道经》并非《尚书》，《大禹谟》“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自《荀子》所引《道经》之文，由此可见《大禹谟》必是伪篇。［103］这是从抄袭古书字句上判定晚出《古文尚书》之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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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出《古文尚书》袭用古书文意。据周礼，古代官爵封地，公为五百里，依爵位递降，男为百里，似乎与《孟子》所说不符。而只记载冢宰以下六卿职掌，而不上及太师、太傅、公孤等官，也不符合晚出《尚书·周官》。不合于《孟子》诚属可疑，不合于《尚书·周官》不足以质疑。因为晚出《尚书·周官》出自于《汉书·百官公卿表》，表云：“夏、殷亡闻焉，周官则备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为六卿，各有徒属职分，用于百事。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公，盖参天子，坐而议政，无不总统，故不以一职为官名。又立三少为之副，少师、少傅、少保是为孤卿，与六卿为九焉。记曰，三公无官，言其有人然后充之。”晚出《周官》的中段文意源于此。《礼记·明堂位》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文王世子》曰：“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唯其人。”以上《礼记·明堂位》和《文王世子》文意约入《周官》篇的首一段和中段。可见晚出《古文尚书》的文意是参考古书文意写成的。［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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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事实方面的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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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事实方面的考辨包括从礼制、官制、历法、地理等考证晚出《古文尚书》之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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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食的变化为人君所恐惧修省。然而建子、建午、建卯、建酉之月，所谓冬夏二至，春秋二分，日有食之，或不为灾，其余月则为灾。尤其是建巳之月。自冬至一阳生，到此月而六阳并盛，六阴并消，于此而忽以阴侵阳，是为以臣侵君，因此先王十分忧虑。以为日食禳救之礼，夏家则“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周家则“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此礼在夏时为四月（建巳之月），在周时则为六月，虽然四月、六月区别，但皆称为正月。这里的正月指正阳之月，而不是春王正月之月。《左氏》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礼也。”平子不知却说：“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其余则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是谓孟夏。’”太史言此礼在周之六月，接着引《夏书》以证夏礼，也就是在周之六月朔。而晚出《古文尚书》中的《胤征》篇却说：“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不知“乃季秋月朔”为九月，如何有“瞽奏鼓”等礼，误解礼制，且不明历法。［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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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氏认为，一代有一代的官制，各有不同。如西汉有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典调和阴阳，职所当忧。”此三公与周代的太师、太傅、太保这三公，本不相同。晚出《古文尚书·周官》的作者，不知西汉时的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妄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并说“兹惟三公，燮理阴阳，失之远矣。”［106］他又认为，一代有一代官，官名及职能不同，如唐虞之时，四岳为官名，百揆非官名，百揆指其官以揆度百事为职任，如后来文契作司徒，司徒是官名，敷五教则是其职任。皋作士，士是官名，明五刑是其职任，百揆典三礼，如敷五教之类，不是官名而是职任。晚出《古文尚书·周官》说：“内有百揆四岳”，把百揆与四岳官名并称，显然把官名与其职任混为一谈。［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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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作《三统历》引《武成篇》八十二字，其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康戌，武王燎于周庙。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此文见于《汉书·律历志下》。晚出《古文尚书·武成》则是“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费服。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奔走，执豆笾。越三日康戌，柴望，大告武成。”阎氏认为，以上二段文字不同，事迹有异。刘歆所引事迹，四月己丑朔，十六日甲辰望。惟四月既旁生霸，是十七日乙巳。越七天是二十二日庚辰，武王燎于周庙。次日，二十三日辛亥，武王祀于天位。越五日，是二十七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晚出《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阎氏以为无所本。“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奔走，执豆笾。越三日庚戌，柴望”，与刘歆所引相异，而刘歆所引的记日法与《今文尚书》相同，如《召诰》“惟三月丙午朏”，越三日便是戊申，《顾命》“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便是癸酉。两篇讲越三日、七日，都从本日算起，中间分别相隔一日、五日。晚出《武成》不从本日算起，丁未越三日是庚戌，中间相隔两日，与《今文》算法不同。［108］这是从晚出《古文尚书》记日与古例不合来证明其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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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尚书·牧誓》说“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牧野在朝歌之南，即商郊之地，并非二地。因此誓师之辞说“于商郊”，不必再说牧野。《诗经·大雅》说“矢于牧野”，又曰“牧野洋洋”，指是就是商郊，不必再说“商郊”二字。而晚出《古文尚书·武成》不知此义。叙武王时说：“癸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这似乎在说武王于癸亥，只在商郊屯兵，次日甲子昧爽，才开始在牧野誓师，然后与商军作战。商郊与牧野本为一地，这里却一分为二，显然伪造此书者不谙地理。［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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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章等方面的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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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书的文章和史例不合，阎若璩服膺朱熹有古史例不书时之说，并举《今文尚书》诸篇证明，如《康诰》“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虽然书三月、五月，但都不冠以时。《洪范》“惟十有三祀”也不继以时。又引唐孔颖达的说法认为《春秋》主书动事，编次为文，于法日月，时年皆具，其不具是因缺乏史料。与此不同，《尚书》只记言语，不讲时。晚出《古文尚书·泰誓上》开卷大书“惟十有三年春”，显然不符合古史例，可知其为伪书。［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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