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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小学研究方法。小学本为经学附庸，汉学家则使其蔚然大国，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如惠栋治经必“识字审音，乃知其义”［73］，戴震断言“自昔儒者，其结发从事，必先小学”［74］，钱大昕说：“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义不正，非诂训则经之义不明。”［75］王鸣盛明确认为：“没有小学自然就没有经学。”凡此看出小学在治经中的作用，小学是治经的基础，也是治经的必由之路。小学方法主要包括审音和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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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音韵，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在宋人郑庠以六部分类的基础上，析古韵为十部。江永继起著《古韵标准》则作十三部。段玉裁虽然为戴震弟子，但于古韵离析有青出于蓝之势，所著《六书音韵表》分作十七部。戴震受其启发，援段说入《声类表》，增为十八部。戴学嫡传王念孙、引之父子著《经义述闻》、《诗经群经楚辞韵谱》，愈加细密析作二十一部。同时人江有诰不谋而合，所著《诗经韵读》、《群经韵读》、《先秦韵读》，亦析古韵为二十一部。由此愈阐愈密的古韵离析，宋人叶韵说不攻自破，读先秦古籍始不致因训诂不明而生歧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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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方面，戴震的《方言疏证》、《尔雅文字考》开其先，邵晋涵的《尔雅正义》、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继其后，遂演成一股考文证字之流，文字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尤其是对文言虚词的探讨更具特色，将虚词的若干特殊用法条分缕析，梳理得井然有序，于后世读古文者有涣然冰释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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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广泛采用古书通例归纳法。钱大昕说：“读古人书，必先寻其义例，乃能辨其句读，非可妄议。”［76］凌廷堪说：“《仪礼》十七篇，礼之本经也。其节文威仪，委曲繁重。骤阅之如治丝而棼，细绎之皆有经纬可分也；乍睹之如入山而迷，徐历之皆有途径可跻也。是故不得其经纬途径，虽上哲亦苦其难；苟其得之，中材固可以勉而赴焉。经纬途径之谓何？例而已矣。”［77］江藩强调古书通例方法的重要性，说：“凡一书必有本书之大例，有句例，有字例。学者读时，必先知其例之所存，斯解时不失其书之文体。”“注家亦有例”，“至于诸子各史，皆有大例。学者欲读其书，宜先知其例，书例既明，则其义可依类而得矣。”［78］运用古书通例归纳法治经取得诸多成就，如戴震对《水经注》通例的归纳，段玉裁对汉儒旧注通例的归纳，凌廷堪对《仪礼》通例的归纳，顾广圻对《释名》、《易林》等书通例的归纳，洪亮吉校《石经》二十四法的归纳，王念孙、王引之对发疑致误通例的归纳，江藩对古书通例集大成式的归纳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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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求证方法。汉学家治经重视实事求是，凡立一说必重实证，无征不信。钱大昕治经拾遗规过就是客观地看待历史，即实事求是。所谓“桑榆景迫，学殖无成，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79］洪亮吉称邵晋涵治学“推求本原，实事求是”。［80］阮元治学也是“推明古训，实事求是”。［81］证据包括书证和实证。书证尤表现为以经解经，以经证经。戴震自谓“仆之学不外以字考经，以经考字”。［82］钱大昕称“《论语》之文与《礼经》相表里，以经证经，可以知辞达之义矣”。［83］孙星衍称古人解经有三例：一是守师说，二是以经解经，三是以字解经。实证指亲身实践，所得出的结果与文献参证。汉学家如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郝懿行等人熟知草木鸟兽虫鱼之名称与习性，于“草木虫鱼，多出亲验”，王念孙作《广雅疏证》把“花草竹木，鸟兽虫鱼，皆购列于所居，视其初生与其长大，以校对昔人所言形态状。”［84］这种方法属于实事判断，对于辨明真假是非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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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这些方法使汉学走向衰落，这里主要指的是一些汉学家在治学上把经学方法片面化，以治经的方法代替整个经学的研究，或者说把小学等同于经学。他们尊汉只是尊经，而尊经也只是考据训诂一途，轻视义理，至于儒家的经世致用学风很少谈及。平心而论，古代经学主要在求政治上的应用。当时的政治理论不依托在神权君权上，而别有一套符合人文、社会、历史演进的理论，这套理论都是从古代经书中推衍出来的。政治措施不倚重于当朝的法律或帝王、宰相、大臣等私人意见，必须根据从古经中推衍出来的理论作决夺。乾嘉汉学忽视了这一点。他们虽然自称汉学，其实无论从学术精神，还是从学术风格上看，都与汉代经学有所不同。正如钱穆指出：“两汉经学注重政治实绩，清代经学则专注心力于书本纸片上之整理工夫。”［85］徐复观也说：“先秦两汉，断乎没有无思想的经学家，无思想的经学家，乃出现于清乾嘉时代。”［86］这话虽然有些过头，但大体反映汉学的特点，他们大都只在整理古籍方面有贡献，由于没有或缺乏思想，所带来的学术上的繁荣与精深是畸形的。就是说，汉学家中多经师而少思想家，多校史者而少史学家，多校注而少著作，多训诂而少思想，是缺乏历史意识之学。只有这样评估汉学，才能正确理解嘉道之际以经世致用为己任的今文经学兴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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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应注意，简单一概而论地说汉学没有义理、思想也不正确，一些汉学家所讲的义理是建立在训诂考据基础之上的，他们与宋明理学的分歧，与其说在于是否讲义理、思想。不如说是如何谈义理、思想，宋明理学谈义理、思想偏重于形而上，而汉学家谈义理、思想注重训诂考据，侧重在形而下。以下几章有关汉学部分着重分析一些汉学家的义理学，揭示出其思想特色，至于训诂考据不过是他们谈义理、思想的方法。当然不否认有些汉学家只趋于训诂考据一途而不谈义理，把治经的方法当成目的，这并不是儒学的真谛，揭示汉学家讲儒学的真谛必须注意到他们的义理学。［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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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局限性就是门户之争。惠栋再传弟子江藩所撰《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把汉学与宋学截然分离，扬汉抑宋。与竭力表彰汉代学术相反，他对魏晋以下学术的大加贬斥，说：“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88］这主要是指魏晋以下玄学、佛学大兴，儒学失去汉代经学的面貌。尤其是宋学兴起后，儒释道的合一言天道性命，更使经术沉沦。在他看来，即使是宋儒讲的性理也是以汉代注疏为前提的，宋儒反汉儒是同室操戈。江氏此书一出即在当时引起一定的反响，龚自珍曾就“汉学”一语致书商榷，指出：“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89］在历陈十条质疑后，建议江藩将书名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反对汉宋的门户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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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藩书出后，姚鼐的高足方东树撰《汉学商兑》针锋相对，汉宋学术之争大有不共戴天之势。他针对汉学中人标榜“实事求是”之学进行驳斥，称其实际上却脱离实际，埋头于故纸堆里，他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90］他认为，汉学以六经为宗，以训诂为方法，既不重道也不重理，全凭感性经验，抛弃理论思维，才是离经叛道，并具体指出汉学六蔽：一是“力破理字，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悖道害教”。二是“考之不实，谓程、朱空言穷理，启后学空疏之陋”。三是“忌程朱理学之名，及《宋史》《道学》之传”。四是“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故曰宋儒以理杀人”。五是“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及其新慧小辨”。六是“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能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也”。［91］在他看来，汉学家反对理学的目的是“得以宽便其私”，“其新慧小辨”，“贪于名”，就是说汉学不注重个人的心性修养，“心术不正”，对“道”与教都是有害的。在回顾汉学发展时，他把矛头尤其指向戴震，认为顾炎武、黄宗羲虽然首倡经学，但未标出汉学。惠栋标出汉学，但对理学体系的立脚点“理”并未禁止。戴震则全面系统地批判理学家所讲的“理”，代之以自己所理解的“理”，使理学的立论基础发生动摇，学风发生根本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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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时期的汉学与宋学之争，从历史眼光看，不过是儒家经学内部不同学派之间的论争。无论是汉学家还是宋学家都有片面性，没有跳出本学派的门户之见。就传统经学而言，考据与义理应是统一的，二者对治经来说发挥的功能不尽相同，但同样重要。考据是治经的工具或手段，义理则是治经的目的。只重考据而不重视义理，就不能领悟经中所蕴涵的道理，相反，一味追求义理而忽视考据，也会流于空谈。此时汉宋之争尽管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势，但一些学者议论能跳出汉宋之争的窠臼，力主汉宋持平，考据和义理兼顾，是有远见的。另外，汉宋之争也使汉学走向衰微，随着内忧外患的进一步加剧，学术界愈来愈关注社会问题，以经世为特色的今文经学和晚清理学开始复兴，揭开了清代儒学发展的新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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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汉学家的“以礼代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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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一些学者把对礼的研究或礼学视为清代汉学的中心或主轴，认为清代中期存在着一个礼学的复兴，礼学的复兴被概括为“以礼代理”。其主要依据是清代汉学家谈礼而不谈理，因为儒家经典很少言理，甚至不言理，谈理受到佛老方外的影响，另外也可以逆推至乾隆元年官方成立的三礼馆，以此馆的设置为标志，清代儒学界掀起了对三礼之学诠释的风气。这些主张不仅关系到礼学在当时的学术地位，同时也涉及对理的诠释问题，下面就此谈一点自己粗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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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三礼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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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乾隆元年（1736）诏开三礼馆，《清高宗实录》中有多条记载，兹引重要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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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元年六月十六日，清高宗颁谕，命开馆纂修《三礼义疏》，诏曰：“谕总理事务王大臣：昔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阐明经学，嘉惠万世，以《大全》诸书，驳杂不纯，特命大臣等，纂集《易》、《书》、《诗》、《春秋》四经传说。亲加折衷，存其精粹，去其枝蔓，颁行学校，昭示来兹。而《礼记》一书，尚未修纂。又《仪礼》、《周礼》二经，学者以无关科举，多未寓目。朕思五经乃政教之原，而《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传所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者也。昔朱子请修三《礼》，当时未见施行，数百年间，学者深以为憾。应取汉、唐、宋、元注疏诠解，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成书，俾与《易》、《书》、《诗》、《春秋》四经，并垂永久。其开馆纂修事宜，大学士会同该部，定议具奏。”［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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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九日，清廷任命三《礼》馆主事官员。“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朱轼，兵部尚书甘汝来，为三《礼》馆总裁。礼部尚书杨名时，礼部左侍郎徐元梦，内阁学士方苞、王兰生，为副总裁。”［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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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三十日，拟定《三礼义疏》的纂修条例。“三《礼》馆总裁大学士鄂尔泰《拟定纂修三礼条例》：一曰正义，乃直诂经义，确然无疑者。二曰辨正，乃后儒驳正旧说，至当不易者。三曰通论，或以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经互相发明。四曰余论，虽非正解，而依附经义，于事物之理有所发明，如程子《易传》、胡氏《春秋传》之类。五曰存疑，各持一说，义皆可通，不宜偏废。六曰存异，如《易》之取象，《诗》之比兴，后儒务为新奇，而可欺惑愚众者，存而驳之，使学者不迷于所从。然后别加案语，遵《折衷》、《汇纂》之例，庶几经之大义，开卷了然，而又可旁推交通，以曲尽其义类。得旨：此所定六类，斟酌允当，著照所奏行。”［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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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方苞言：“臣等审思详议，拟分为六类，各注本节本注之下。一曰正义：乃直诂经义，确然无疑者。二曰辨正：乃后儒驳正旧说，至当不易者。三曰通论：或以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经互相发明。四曰余论：虽非正解，而依附经义，于事物之理有所发明，如程子《易传》、胡氏《春秋传》之类。五曰存疑：各持一说，义皆可通，不宜偏废。六曰存异：如《易》之取象，《诗》之比兴，后儒务为新奇而可欺惑愚众者，存而驳之，使学者不迷于所从。”［95］此文与上引鄂尔泰等所奏一致，由此可知《拟定纂修三礼条例》系方苞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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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几条重要史料来看，清廷十分重视修三《礼》，任命高官负责纂修，同时也制定六条较为详尽的纂修体例，又别加案语加以发挥。至于为何修三《礼》，这从高宗开馆诏谕中看出端倪。归纳为以下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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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也就是说相对于其余经书，三《礼》更切近人事，因为三《礼》研究的对象即礼，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清廷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规范人伦秩序，纂修三《礼》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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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朱熹当年请修三《礼》而未得到实行，有关历代三《礼》的注疏也有必要对其进行“精研详订，发其义蕴”，因此纂修三《礼》也有总结以往礼学研究成绩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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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诏曰：“昔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阐明经学，嘉惠万世，以《大全》诸书，驳杂不纯，特命大臣等，纂集《易》、《书》、《诗》、《春秋》四经传说。亲加折衷，存其精粹，去其枝蔓，颁行学校，昭示来兹。而《礼记》一书，尚未修纂。又《仪礼》、《周礼》二经，学者以无关科举，多未寓目。”这一段话最为重要，道出了修三《礼》的原因。首先，《易》、《书》、《诗》、《春秋》这四经已经修过。其次，《仪礼》和《周礼》无关科举，士子大多不看，当然尚未官修，同样《礼记》也未纂修。五经作为儒家的经典应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其余四经已修，三《礼》没有不修之理。三《礼》修完则可以“俾与《易》、《书》、《诗》、《春秋》四经，并垂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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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诏开三礼馆不久，清廷开始纂修《大清通礼》。同年六月二十三日，高宗颁谕，命纂修《大清通礼》，谕曰：“朕闻三代圣王，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所以总一海内，整齐万民，而防其淫侈，救其雕敝也。……前代儒者，虽有《书仪》、《家礼》等书，而仪节繁委，时异制殊，士大夫或可遵循，而难施于黎庶。本朝《会典》所载，卷帙繁重，民间亦未易购藏。应萃集历代礼书，并本朝《会典》，将冠、婚、丧、祭一切仪制，斟酌损益，汇一书，务期明白简易，俾士民易守。”［96］其纂修《大清通礼》的理由与纂修三《礼》差不太多，无非是“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所以总一海内，整齐万民，而防其淫侈，救其雕敝也”。也即期以整合人心，稳定社会，同时也有总结完善历代官修礼书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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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三《礼》是否具有特殊意义？就上述方苞所拟定诸条例而言，这六条例体现了纂修者们对名物、象数、制度等与考据训诂相关方面的重视，但此六条并非仅为修三《礼》而设，而是修五经的一般条例。上述条例中所讲的“遵《折衷》、《汇纂》之例”，指康熙朝编定的《周易折中》、《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等。清廷官修经书时都先拟定条例，关于这方面，在纂修三《礼》以前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纂修条例，纂修三《礼》所拟定的诸条例只不过是先前官修经书诸条例的延续而已。另外，据与方苞过从甚密的程廷祚为《大易择言》作序说：“乾隆壬戌，望溪方先生南归，慨然欲以六条编纂五经集解，嘉惠后学，而首以《易》属廷祚，曰：子之研精于《易》久矣。夫廷祚岂知《易》者，闻先生言，退而悚息者累月，乃敢承命而为之。阅十年而书成，命曰《大易择言》。”［97］壬戌为乾隆七年（1742）。这里所说的“六条”是指乾隆元年方苞所草拟的官修《三礼义疏》纂修条例之六条，同年十一月三十日，由鄂尔泰等以《拟定修三礼条例》之名上奏，此六条斟酌允当，得到清高宗的首肯。乾隆七年，方苞老病离京南归，程廷祚当面请益，才有方苞“欲以六条编纂五经集解”，并“首以《易》属廷祚”之事，程廷祚领命后便开始依据六条体例撰写《大易择言》。这里尤其强调的是“欲以六条编纂五经集解”，由此看出这六条亦并非仅为修三《礼》而设，或者说是修三《礼》的专利，而是纂修五经的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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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言之，如果不局限于乾隆朝设立三礼馆修三《礼》这一件事，而是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联系起来看，前三朝官修经书的情况是这样的：《易》有顺治十三年（1656）大学士傅以渐、曹本荣编纂的《易经通注》，康熙二十二年（1683）大学士牛钮等编纂的《日讲易经解义》，五十四年（1715）大学士李光地等编纂的《周易折中》。《书》有康熙十九年（1680）大学士库勒纳等编纂《日讲书经解义》，六十年（1721）大学士王顼龄等编纂的《书经传说汇纂》。《诗》有康熙六十年大学士王鸿绪等编纂的《诗经传说汇纂》，此书雍正时刊行。《春秋》有康熙三十八年（1699）的《春秋传说汇纂》，雍正年间的《日讲春秋解义》，另外，《四书》与《孝经》有康熙十九年纂修的《日讲四书解义》，以及雍正五年（1727）纂修的《孝经集注》等。由此来看除了三《礼》之外，其余经书已经在顺、康、雍三朝修过，至乾隆时只有三《礼》未修，元年诏开三礼馆修三《礼》是顺理成章的，也即完成本应完成的部分。因此乾隆元年开始纂修三《礼》，十三年（1748）纂修成《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其实乾隆朝也官修了其余经书，如二十年（1755）大学士傅恒等纂修的《周易述义》、《诗义折中》，三十年（1765）纂修的《春秋直解》。总之，在诸经中，《易》被纂修四次，《书》被纂修二次，《诗》被纂修二次，《春秋》被纂修三次，四书和《孝经》各被纂修一次，三《礼》只被纂修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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