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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家谈性与天道受佛教影响，儒家经典也谈天道，但所言天道皆从吉凶祸福角度立论，钱大昕举经书加以证明：“《易》天道亏盈而益谦；《春秋传》天道多在西北，天道远，人道迩，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灶焉知天道；《古文尚书》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天道福善祸淫；《史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皆此道也。郑康成注《论语》云：天道七政，变通之占，与《易》、《春秋》义正同。《孟子》云圣人之于天道也，亦谓吉凶阴阳之道，圣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则，性与天道，又何别焉？一说性与天道，犹言性与天合也，《后汉书·冯异传》：臣伏自思惟，以诏敕战攻，每辄如意；时以私心断决，未尝不有悔。国家独见之明，久而益远，乃知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管辂别传》：苟非性与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晋书·纪瞻传》：陛下性与天道，犹复役机神于史籍。（《唐书》孙伏伽、长孙无忌传俱有性与天道之语）此亦汉儒相承之说，而何平叔俱不取。”［45］经书言天道并非如后来理学所讲的形而上或称之为本体的东西，而天地自然变化的样式，或者说某种必然性，也没有与心性联系起来，以及所谓的性与天道合一。也就是说原始儒家更重视天人相分，它们各有自己的运行法则，把天人联系在一起，准确地说性与天道并提，属于汉以来后儒家所为，但没有像理学那样认为二者相互贯通，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举以上诸经史传实例证明这一点，即使是谈性与天道也没有得到所有汉儒的认同。理学诸家谈性与天道合一的理论根据（妄指经书）显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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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经史之学得到当时众多儒家的好评，试举几例：戴震称：“当代学者，吾以晓征为第二人。”［46］戴震虽然以第一人自许，但对钱大昕给予充分的肯定。凌廷堪说：“学术自亭林、潜邱以来，士渐以通经复古为事，著书传业者不下十余家。求其体大思精，识高学粹，集通儒之成，祛俗儒之弊，直绍两汉者，惟阁下一人而已。”［47］阮元的评价最全面，他在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作序时写道：“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由今言之，盖有九难。先生讲学上书房，归里甚早，人伦师表，履蹈粹然，此人所难能一也。先生深于道德性情之理，持论必执其中，实事必求其是，此人所难能二也。先生潜研经学，传注疏义，无不洞彻原委，此人所难能三也。先生于正史杂史，无不讨寻，订千年未正之讹，此人所难能四也。先生精通天算，三统上下，无不推而明之，此人所难能五也。先生校正地志，于天下古今沿革分合，无不考而明之，此人所难能六也。先生于六书音韵，观其会通，得古人声音文字之本，此人所难能七也。先生于金石，无不编录，于官制史事，考核尤精，此人所难能八也。先生诗古文词，及其早岁，久已主盟坛坫，冠冕馆阁，此人所难能九也。合此九难，求之百载，归于嘉定，孰不云然！”［48］以上从九个方面指明钱大昕博通，列出其做人以及为学诸方面的贡献，寻此可知钱大昕为一代通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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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一生主讲多所书院，交往甚广，弟子众多，限于篇幅，恕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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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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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人。自幼喜史部之学，“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者”［49］。早年师从朱筠，多次应试，不售，“自以迂疏，不敢入仕”［50］。作幕朱筠等士宦之家时，与戴震、钱大昕、邵晋涵、洪亮吉等交往，其中与邵晋涵过甚，而与戴震论学多有不合。章氏为学先主以文辞，后擅长文史，以史学名家，晚年以著述为主。他的主要著作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所著收入《章氏遗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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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的儒学特色是打通经史，注重治学方法论的探讨，展开学术批评，尤其是提出六经皆史、由经返史、经世致用等主张，在这一点上比钱大昕有过之而无不及，体现其治学别出的特点。他的儒学思想善于从史学角度立论，尤其在历史观领域颇有建树，他的历史编纂学和方志学的研究也为后人所称道并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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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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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清代中期其他儒家相比，章学诚更重视治学方法，在所著篇章中不乏卓见，对反思与改变当时的学风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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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教育以记诵开始，他论记诵说：“学问之始，未能记诵，博涉既深，将超记诵。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人有所适也，必资乎舟车；至其地，则舍舟车矣。一步不行者，则亦不用舟车矣。不用舟车之人，乃托舍舟车者为同调焉。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51］学问始于记诵，记诵是治学的前提条件，如同人们外出必须依赖于舟车一样，记诵对为学不可或缺，古代教育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诵读也即记诵，他引孔子及弟子的对诂讨论诵读与学的关系，说：“故以诵读为学者，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非谓此外无学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夫子斥以为佞者，盖以子羔为宰，不若是说，非谓学必专于诵读也；专于诵读而言学，世儒之陋也。”［52］诵读是学问的基础，但学问不仅限于诵读，言外之意是说博学的来源也包括实践，如果仅仅以诵读为学，那只不过是陋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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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离不开功力，他讨论两者关系，说：“功力之与学问，实相似而不同。记诵名数，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途辙多端，实皆学者求知所用之功力尔！即于数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乃学问也。”“学问中之功力，万变不同，《尔雅》注虫鱼，固可求学问，读书观大意，亦未始不可求学问，但要中有自得之实耳。中有自得之实，则从入之途，或疏或密，皆可入门。圣门如颜、曾、赐、商，未能一辙。而今之误执功力为学问者，但趋风气，本无心得，直谓舍彼区区掇拾，即无所谓学，亦夏虫之见矣。”［53］功力指为学的诸工夫或所使用的方法，学问则应由诸种工夫或方法入手，然后知晓“其所以然”即认识原因、微言大义，由此而上知古人之用心，下启后学之津梁。在这里，功力属于手段，而学问才是目的。一些汉学家治学只重功力，不把功力当成手段或工具，而往往把功力当成目的，混淆功力与学问之间的差别。章学诚对此种学风深表不满并给予批评，试图矫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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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讨论考据与义理的关系，指出名物度数十分重要，如说：“考索之家，亦不易易，大而《礼》辨郊社，细若《雅》注虫鱼，是亦专门之业，不可忽也。阮氏《车考》，足下以谓仅究一车之用，是又不然。治经而不究于名物度数，则义理腾空而经术因以卤莽，所系非浅鲜也。”［54］考据作为专门之学对于做学问来说至关重要，不能忽视。与考据相关的名物度数也是通经的重要手段，离开名物度数，义理则会流于空疏，如此治经则是武断、鲁莽。他以道器范畴说明训诂考据与义理之间的关系，认为，宋儒“以谓是（训诂名物）皆溺于器而不知道也。夫溺于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则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学于文，而宋儒则曰：玩物而丧志”［55］。训诂名物是器，义理是道，宋儒反对拘泥于训诂而不求义理，是溺于器而不知道。舍器而言道即离开训诂名物言义理只能是空谈，与孔子教人博学于文之义相佐，专于训诂名物则是玩物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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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有据无形再论实物和义理的关系，说：“声色臭味，天下之耳目口鼻皆相似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义也。然天下歧趋，皆由争理义，而是非之心，亦从而易焉。岂心之同然，不如耳目口鼻哉？声音臭味有据而理义无形。有据则庸愚皆知率循，无形则贤智不免于自用也。”“治自用之弊，莫如以有据之学，实其无形之理义，而后趋不入于歧途也。”［56］人都有感觉器官，感觉皆相似，心之所同然者称之为理义或义理。但义理因为与是非之心有关，所以容易引起争论，不如从有据的对象即有形之事物及其现象出发，靠证据说话。义理是无形的，属于人们观念的东西，有据之学是建立在实物基础之上的，因此治学必须两者兼顾，“以有据之学，实其无形之理义”，也即由考据引出义理此乃为学的正道。他谈及文辞与理说：“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辞则所以载之之器也。虚车徒饰，而主者无间，故溺于文辞者，不足与言文也。”“盖文固所以载理，文不备，则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丑，人见之者，不约而有同然之情，又不关于所载之理者，即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辞非其所重尔，非无文辞也。”［57］语言在于明理，但离不开文辞，文辞是明理的手段，脱离明理文辞只是虚文辞，无实际意义。同样理也不离文辞，因为文章载理，文辞不完备理也不会昭明，文辞与理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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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考据、文辞、义理三者并重，那么论学主张博通，于此他写道：“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证者薄词章，索义理者略征实，随其性之所近，而各标独得，则服、郑训诂，韩、欧文章，程、朱语录，固已角鼎峙，而不能相下。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汉、唐以来，楚失齐得，至今嚣嚣，有未易临决者。惟自通人论之则不然，考证即以实此义理，而文章乃所以达之之具。事非有异，何为纷然。”［58］承认治学有多种角度，如有尚考证的，有尚词章的，有尚义理的，但不能彼此相互轻视甚至贬低，导致学术间的门户之争，而应把考证、词章、义理三者统一起来，强调要做通人，通人能兼顾三者，他自己为学践履以上所言。他论通古今之变说：“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59］通人必须通古今之变，做到这一点要懂得为学的详略异同轻重谨忽，既不墨守也不拘泥，也就是说要创发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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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章学诚看来，论学的归宿是明道，考据、词辞、义理三者统一皆以追求道为目的。戴震曾把训诂、音韵、天象、地理比做抬轿者，把明道比喻为乘轿的大人，有把训诂明义理明绝对化之嫌，训诂似乎成了唯一认知义理的出路。章学诚借此论道：“言虽不为无因，毕竟有伤雅道，然犹激于世无真知己者，固不免于己甚耳，尚未害于义也。其自尊所业，以谓学者不究于此，无由闻道。不知训诂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学于文辞，求于义理，不由其说，如韩、欧、程、张诸儒，竟不许以闻道，则亦过矣。”［60］训诂名物等只是为学一端，其文辞同样可以求义理，它们都是为闻道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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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分别从理事与道、学与道、文史与道角度探讨考据、辞章、义理与明道的关系，突显明道作为治学的最高目的。论理事与道的关系说：“《易》曰：神以知来，智以藏往。知来，阳也。藏往，阴也。一阴一阳，道也。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溯已往，阴也。理阐方来，阳也。其至焉者，则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则主适不偏，而文乃衷于道矣”。［61］文章在于述事明理，理事的关系是“述事而理以昭”，“言理而事以范”，述事理得以昭明，言理事得以规范，理事互动，文章就符合于道。论学与道的关系说：“义理必须探索，名数必须考订，文辞必须娴习，皆学也，皆求道之资，而非可执一端谓尽道也。君子学以致其道，亦从事于三者，皆无所忽而已矣。”［62］名物、度数、文辞、义理各有特点，但不可偏废，作为治学的方法，它们都是探索大道的手段，学以求道为目的，道是为学的宗旨。论道与文史的关系说：“余仅能议文史耳，非知道者也。然议文史，而自拒文史于道外，则文史亦不成其为文史矣。因推原道术，为书得十三篇，以为文史缘起，亦见儒之流于文史，儒者自误以谓有道在文史外耳。”［63］文史不能离开道，道存在于文史之中，但文史不等于道，道要高于文史，因此自谦说“余仅能议文史”而“非知道”。作《文史通义》皆在推原道术，以通晓大道为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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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世儒之患，超于学而不思”，“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于属文，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于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64］指出儒家所患在于学而不思，如博学的人长于考据，才华横溢的人重于文辞，负有思想的人易于悬虚，考据、文辞、义理各有所偏，这三者应结合起来，运用思维善于思考，以求道为指归。当时主张考据、文辞、义理统一的不乏其人，如戴震、翁方纲、姚鼐等，但他们都没有论及道在这三者中的地位，章学诚标出道，以识道为治学归宿，这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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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些汉学家尊汉、以汉儒是非为是非不同，章学诚论学倡导求其是，他说：“古人于学求其是。未尝求异于人也。”“夫子曰：俭，吾从众。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圣人方且求同于人也。有时而异于众，圣人之不得已也。天下有公是，成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圣人莫能异也。贤智之士，深求其故，而信其能。庸愚未尝有知，而亦安于然。而负其才者，耻与庸愚同其然也，则故矫其说以谓不然。”［65］为学不在标新立异而在于求其是，这里所讲的是不是个别人的是，而是天下的公是，也就是说天下人一般的是非标准，为了求是也可能相异于多数人，但也是值得的。他讲的是类似于真，可以引申为追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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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诫学者治学要有识，说：“学问文章，聪明才辩，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所贵乎识者，非特能持风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废者焉。”［66］这里的识指见识，学问文章等属于知，偏于知识的积累，识与思相联，通过思考、研究，体语达于道就是识，有了识则可持世。他继承发扬传统治学方法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67］史识和史意不完全属于知识，需要研究者的智慧、运思等来完成，所作《文史通义》体现了史识、史学、史法、史意诸方法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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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汉学宋学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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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所处的时代汉学中天，宋学式微，汉学家们以批判宋学为己任，其矛盾所向直指朱熹，也涉及朱陆异同问题。他作为史家对此做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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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意识到宋儒的缺陷，说：“宋儒之学，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68］宋学功在讲求正心诚意治国平天下，其不足在于后起的理学在学问文章和经济事功之外独标道学，以道名学脱离经世致用，流于空谈性与天道的虚学。他又说：“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重轻；宋学流弊，诚如前人所讥，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讲也。”［69］宋学短处在于忽视经济事功而流于空谈，基于宋学的这一弊端，乾嘉时期的儒家则不讲宋学而趋于考证一途，章氏对此不满，他在批评宋学的同时也批评当时的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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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后世朱陆之间的门户之争，他表示反对，说：“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末流无识，争相诟詈”，“故为陆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于支离；谓陆氏之偏于尊德性，故为朱氏之学者，攻陆氏之流于虚无；各以所畸重者，争其门户。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陆、王，必且博学多闻，通经服古”，“今攻陆王之学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无稽之学究，则其所攻，与其所业相反也”。［70］学术之间存在着异同是正常的，这正体现《周易》所讲的殊途同归，对学术的发展有益。朱陆异同也如此，而朱陆的弟子及后学相互攻击，指责对方学术的片面性，演成门户之争，甚至贯穿于理学发展的始终，这对儒学的发展极为不利。他又说：“朱陆异同，干戈门户，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究其所以纷纶，则惟腾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71］朱陆后学陷于门户之争是囿于纯学术圈子而不能自拔，儒学本包含史学，史学更重要的是经世，如《春秋》主张经世，关心人事，应跳出学术圈子放眼社会现实，争取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就不会有门户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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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朱熹与陆九渊学术之间做选择，他更赞同朱熹，认为今人反对朱子，并不了解朱子之学，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其后学“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而当时汉学诸家“因闻宁人、百诗之风，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则通经服古之绪，又嗣其音矣。无如其人慧过于识而所荡乎志，反为朱子诟病焉，则亦忘其所自矣。”［72］乾嘉汉学诸家推尊顾炎武、阎若璩等实证之风，不知此务实学风绍发于朱熹，也就是说从学理而言，汉学诸家之学实际上源于朱熹却又反对朱熹，在章氏看来，汉学家的做法真可谓数典忘祖，饮水不思其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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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学术是章学诚考察的重点，曾辟专篇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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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东学术的渊源流变，他写道：“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袁燮、袁肃、袁甫——引者）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黎洲黄氏，出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73］浙东学派虽然源自朱熹，但更多的是推尊陆九渊，尤其是袁燮、袁肃、袁甫受陆学的影响。明代王守仁发展陆九渊之学，与朱熹相矛盾，晚明刘宗周发明王守仁，与朱熹不合，但并不反对朱子而是调和朱陆。入清以后，黄宗羲上承刘宗周，下开万斯大、万斯同兄弟之学，演至于全祖望等，虽然尊陆九渊、王守仁，但不悖朱子。只有毛奇龄攻击朱熹不遗余力，显然有些过分。在这里，他尤其是强调黄宗羲的历史地位：“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74］对于汉学家仅推尊顾炎武为清代儒学开山之祖提出疑义，以为与顾炎武同时的黄宗羲上宗王守仁、刘宗周，下开万氏兄弟，同样是清代儒学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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