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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述祖治今文遂及《白虎通》。他说：“《白虎通义》杂论经传”，“《春秋》则《公羊》而外，间采《穀梁》，《左氏传》与《古文尚书》当时不立学宫”，“而《左氏》义不见于《通义》”。［85］经学今古文之争始于西汉，至清代常州学派兴起，他们推崇《公羊》，抨击《左传》、《周礼》不遗余力，使得当时治《春秋》者不及《左传》，治《礼》者不及《周官》，今文经学由此而大盛，但抹杀《左传》、《周礼》的价值是片面的。就义法而言，《左传》、《穀梁》都不及《公羊》，《公羊》中的微言大义更适应当时改革弊政的需要，这是今文经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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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1809），庄述祖写成《夏小正经传考释》第一个序，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治《夏小正》的原由。不久，他又撰成《夏小正例文句音义》、《夏小正等例》，他主张：“读《夏时》经传，必先条其等例，然后正其文字，离其句度，辨其音声，各以类从矣。”［86］进一步发挥他以前治《夏小正》的风格。十九年（1814），庄述祖终于刻成《夏小正经传考释》十卷，包括《夏时明堂阴阳经》、《夏时说义》、《夏小正文句音义》、《夏小正等例》，并先后写成第二、三个序。他治《夏小正》继承庄存与治《春秋》公羊学之法，侧重在义例上的阐发，说：“《夏时》亦孔子所正，《夏时》之取夏四时之书，犹《春秋》之取鲁史也。”［87］他也依何休治《春秋》，认为《春秋》经“至何邵公作《解诂》，悉隐括就绳墨，而后《春秋》‘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皆得其正。”［88］治经虽宗今文，但也兼顾古文，尤重视古文字学的研究，而且颇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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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述祖死后，其主要著述收入《珍艺宧丛书》中。其学得到外甥刘逢禄、宋翔凤的光大，为常州今文经学派的兴盛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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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广森（1752—1786），字众仲，号顨轩，又号撝约，山东曲阜人。他治经宗《春秋》公羊学，也是公羊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孔子六十八代孙，其祖孔传铎袭封衍圣公，其父孔继汾为户部主事，名声显赫一方。孔广森少时从学于戴震，治三《礼》、《公羊春秋》，能作篆、隶书，入能品，尤工骈体文，汪中、孙星衍十分赞赏他。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仅十七岁中乾隆戊子科举人。三十六年（1771），成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散官授检讨。孔广森成进士时，庄存与是当年会试的副主考，后来他进入庶吉士馆，庄存与也在馆中任教习，因此，他们两人的师生关系十分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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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期间，孔广森心慕郑玄，筑“仪郑堂”，“杜门却扫，循陔著书”。［89］但他主要开始写作《春秋公羊通义》。他治《公羊》可谓祖述家学，同时也受清代《公羊》学的首创者庄存与的影响。他在写《春秋公羊通义》过程中参考了庄存与的《公羊》学，他们治《公羊》学的脉络大体相同，都推崇明代经学家赵汸所著的《春秋属辞》。在总结《公羊》学义例以后，孔广森说：“自唐迄今，知此者惟汸（赵）一人哉。”［90］在该书卷六文公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屈貉”一条中采纳庄存与说经，指出：“座主庄侍郎为广森说此经曰，屈貉之役，左氏以为陈侯、郑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后至，麇子逃归。《春秋》一切不书主，书蔡侯者，甚恶蔡也。蔡同姓之长，而世役于楚，自绝诸夏。”又“若蔡庄侯者，所谓用夷变夏者也。”自谓“广森三复斯言，诚《春秋》之微旨。”［91］发挥《公羊》书法笔削等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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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年（1783），孔广森写成《春秋公羊通义》一书。汉以来，治《春秋》的有《左传》、《公羊》、《穀梁》三家，孔广森认为，“《左氏》之事详，《公羊》之义长，《春秋》重义不重事”［92］，因此所撰《春秋公羊通义》以《公羊》为主，但也兼采《左氏》、《穀梁》，旁通诸家，试图阐述《春秋》微言大义。阮元称该书“醇会贯通”，“成一家之言”。［93］其实孔广森治《公羊》也有失其大义之处。何休《公羊传》隐公元年说：“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倡导大一统思想。孔广森治《公羊》学不讲大一统，只谈“分土而守，分民而治”，并以此讥何休“自蹈所云反传违例之失”。［94］何休治《春秋》提出“三科九旨”义例，即“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孔广森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春秋》之为书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95］他以此来解释“三科九旨”，没有把握传统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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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广森虽然以补释何休《公羊》学为己任，但其朴学的诠释方法，使他未能揭示何休的奥义。临终前对其弟孔广廉说：“余生平所述，讵逮古人？《公羊》一编，差堪自信。”［96］表明《春秋公羊通义》为他一生最得意之作。正是此书确立了他作为常州今文经学大师的地位。由于孔广森过世较早，许多书稿未能付梓，其弟孔广廉为他遗著的刊行尽力不少。孔广森的著作均收入《顨轩孔氏遗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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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有可（1744—1822）为庄存与族孙，虽无科举功名，但也家学渊源，以授徒自给。庄有可著有《春秋注解》、《春秋字数义》、《春秋天道义》、《春秋人伦义》、《周易集说》、《礼记集说》等。他于诸经尤勤于《春秋》，兼采汉宋诸家学说以求创新，后人称其“属守庭训，而所进辄过所期。追长，益取诸经传，精研经义，参考礼制，句栉字比，求其异同损益之故，使如轨辙之合，浩然无带于心。然后核诸儒之书，正其是非，而自为之说”［97］。治经虽兼采古文，但仍以今文为主，关注春秋公羊学的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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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绶甲（1774—1828）为庄存与之孙，幼承庭训，兼治文字训诂，尤以公羊学为主。李兆洛称：“君兄弟三人，从兄弟复若干人，皆能守其家学。君尤力学，得现法，好深湛之思。宗伯公经术渊茂，诸经皆有撰述，深造自得，不分别汉、宋，必融通圣奥，归诸至当，而君从父珍艺先生尽传其业”，“君既负敏达之资，思兼综素业，通汇条流。”［98］肯定他承传祖庄存与、父庄述祖之学。他与庄有可对公羊学虽然没有大发明，但作为常州庄氏之学的传人，对该学派的壮大起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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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学真正光大者为刘逢禄和宋翔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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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逢禄（1776—1829），字申受，又字申甫，号思误居士，江苏武进人。著有《春秋公羊释例后录》、《刘礼部集》等。刘逢禄治经尊《春秋》，把《春秋》当作是五经的钥匙，对于《春秋》尤尊《公羊》，认为《春秋》三传中“知类通达，微显阐幽”的是《公羊传》。对于《左传》，刘逢禄强调此书非解经之作而是史籍，主张应与《春秋》分开，认为两书“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至于通行本《左传》，他认为已为刘歆窜乱。在他看来：“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99］因此，他主张“欲以《春秋》还之《春秋》，《左传》归之《左传》，而删其书法、凡例及论断之谬于大义，孤章绝句之依附经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真”［100］。治《公羊》并不否认《左传》，它们各有特点，应分别对待，但《公羊》更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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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逢禄发挥何休“三科九旨”的思想，他认为没有“三科九旨”就没有《公羊》，没有《公羊》也就没有《春秋》，《春秋》的微言大义便不能彰显。于“通三统”，刘逢禄认为夏、商、周三代各有其说，夏是黑统（人统），商是白统（地统），周是赤统（天统），夏、商、周三代制度各有因革损益，《春秋》就是“立百王之制，通三统之义，损周之文，益夏之忠，变周之文，从殷之质”，从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101］他认为，清代去古虽远，只要明《春秋》之法来驾驭政治就能从乱转治。刘逢禄发挥了“张三世”的思想，表明社会的发展是由乱世进入升平世，再由升平世进入太平世，不断进化的历史过程。他也阐发了“大一统”思想，强调巩固大一统，清除弊端，应从皇帝做起。他认为大一统，要“以诸夏辅京师，以蛮夷辅诸夏”，这才是“尊亲之化”，这是树立皇权至上，强调中央集权统治。刘逢禄从“三科九旨”入手，对“通三统”、“张三世”、“大一统”等公羊《春秋》义例作了系统的阐发，揭示《春秋》公羊学的经世特色，是今文经复兴的真正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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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翔凤（1776—1860），字于庭，江苏长洲（今吴县）人。著有《论语说义》、《大学古义说》、《过庭录》等，所作汇为《浮溪精舍丛书》。宋翔凤从庄述祖治今文经学。他说：“《左氏》之书，史之文也，于《春秋》之义盖阙而不言，故博士以为不传《春秋》，学者求其义，舍今文家未由也。”［102］又说：“自汉以来，《左氏》与今文辨论纷然，各立门户，博士守师法者，既不能辩明，好《左氏》者又不能求合，且惟恐不异俗说，师心之用，而微言大义晦矣。”［103］在他看来，“《春秋》之义，天法也，其不随正朔而变，所谓天不变”。至于《左传》不过是记史之书，对于《春秋》的微言大义，“盖阙而不言”。要发挥《春秋》微言大义，“舍今文末由”，尤“当用《公羊》”。［104］《左传》为记史之书，《公羊》才阐发《春秋》微言大义，治《春秋》应以《公羊》为主，因为《春秋》不是史书，而是包含着政治哲理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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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今文家仅推崇《春秋》有所不同，宋翔凤也重视《论语》，说：“先王既没，明堂之政湮，太学之教废，孝弟忠信不修。孔子受命作《春秋》，其微言备于《论语》，遂首言立学之义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人不知而不愠，谓当时君臣皆不知孔子，而天自知孔子，使受命当素王，则又何所愠于人”，“《礼运》记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六君子，以素王当之，亦继君子之号。先王兴学以治人情，圣人设教以维世，故作君作师，统绪若一也。”［105］并认为《论语》与《春秋》相通，其中包含着孔子的微言大义。以春秋笔法解释《论语》是宋翔凤公羊学的特色，他认为治《论语》可达到“太平之治，素王之业备焉”［106］。宋翔凤与刘逢禄一起把今文经学发扬光大，借《公羊》议政，对当时经世思想产生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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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学在学术上与乾嘉汉学不同，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推尊《春秋》。把《春秋》视为经世之书。“法可穷，《春秋》之道则不穷”［107］，《春秋》是“礼义之大宗”，通过它能够举往以明来，“传之万世而不乱”［108］。这是说《春秋》已经不单纯是一部史书，而是一种经世致用之书。《春秋》所书都有微言大义，有其书法，君臣都必须知晓、遵从《春秋》之义。其次，墨守《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尽在《公羊》，要知晓《春秋》就必须精研《公羊》义例，如“通三统”、“张三世”等，由此来辨名分，明外内，定尊卑，举轻重。再次，发挥《春秋》“大一统”思想。《春秋》强调“大一统”是使诸侯国共奉周朝，归命周天子。董仲舒发挥《春秋》“大一统”是以儒家独尊来一统汉代的政治。清代今文经学家发挥“大一统”，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清代中央集权统治。他们想通过阐扬《春秋》的微言大义，使日趋衰落的清朝重新转为“盛世”，然而所希望的“盛世”虽再也没有出现，却演成了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改革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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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经世思潮的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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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借经议政，清代今文经学家继承了这一特点，他们立足于现实，对经义加以发挥，遂演成了嘉道时期的经世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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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嘉道时期的经世思潮不得不提起贺长龄、魏源所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此书成于道光六年（1826），次年刊行。关于经世文的编纂可上溯到明末，当时陈子龙编《皇明经世文编》共五百零八卷，志在征实，以资后世之师法，通今者之龟鉴，对清初诸儒顾炎武、黄宗羲等讲求经世之学起了先导作用。乾隆年间，陆曜所作《切问斋文钞》，搜集清初诸家有关政治得失、礼俗兴衰、生民疾苦等方面的论述，依经世之学类别分为学术、风俗、教家、服官、选举、财赋、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时宪、河防等十二门排列，共三十卷，设及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进一步发展了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的经世之学，此书的特点是兼顾古今、兼采众说，立足于实用，后人谓上承陈子龙遗规，下开贺长龄、魏源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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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皇朝经世文编》，贺长龄说：“氏里官爵，总汇卷端。考陆氏《切问钞》之叙，乃乾隆四十载所刊。时海峰（刘大櫆）东原（戴震），岿然并存，而风俗时宪，已收数作。殆以切时之言，无顺身后始出。今兹所录，咸据椠本。保无子瞻（苏轼）海外，未辨存亡，乐天（白居易）时人，已疑今古。彼既行世之书，吾取经世之益，其有见闻所及，确然生存，则止旁注集名，虚其氏字。庶文资乎救时，复例绝夫标榜。“［109］贺长龄、魏源所编《皇朝经世文编》本着“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110］这一宗旨，著录近两百年间经世文两千余篇，包括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纲六十五目，共一百二十卷。此书表明魏源经世思想已趋于成熟，无论在分类的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比以前此类书有较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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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朝经世文编》刊行后续作补作不断出现。如张鹏飞的《皇朝经世文编补》、饶玉成的《皇朝经世文续编》、葛士浚的《皇朝经世文续编》、盛康的《皇朝经世文续编》等，从他们叙列中也可看出贺、魏《皇朝经世文编》的影响，［111］以下摘录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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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士浚说：“善化贺氏《经世文编》，成于道光丙戌。迄今六十余年，世局既有变迁，论义因之日积。东乡饶氏，阳湖盛氏，皆有赓续。饶编出于光绪壬午，盛编迄今未出。夫难莫难于创始之作，备莫备于晚出之本。古来撰述，大抵若斯。故是编之作，订疏舛于已往，待删正于将来。前不敢忘东乡先路之导，后或可备阳湖葑菲之采。八纲六十三目，均仍贺编之旧。惟自道光壬寅（1842）后，中外交涉益繁，有非海防塞防所能概者。京师总署之设，既与六官并重。往岁廷臣恭纂穆庙实录，亦闻洋务别为卷帙。兹师其意，立洋务一纲，系以七目。曰洋务通论，曰邦交，曰军政、曰教务，曰商务，曰固圉，曰培才。惟刑法之类，华夷虽时有牵涉，而其要领条目所存，则视他务稍简。今汇为律例下卷，仍以隶诸刑政。”［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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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康说：“道光初，善化贺耦庚中丞因华亭陈氏有《明经世文一编》，复踵陆氏《切问斋文钞》之例，辑开国以来诸家奏议文集，成《皇朝经世文编》百二十卷。钜典宏规，于斯焉萃。言经济者宗之。道光而后，世变浸寻，于今为烈。而荩臣志士之所经营而维持者，论议设施，尤资考证。曩岁历官两省，即有志搜辑，以续贺氏之书。闻见日滋，述录难竟，遂初多暇。命子宣怀益加编次。凡四朝经制事宜，具详六政。其有关中外交涉者，别为外编，不与焉。体例悉仍前编，而增损其目，书成卷数亦如之。阅七年，为光绪丁酉之岁，校刊始毕。”［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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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邦瑞说：“《经世文编》，为前云贵总督贺耦耕先生所辑，凡文字足备经济，有关治世者，无不搜采，洵称大观。后贤复踵而续之，又有续编三编之出，固早已风行海内矣。方今国家讲求实学，广征经济之才，用备维新之佐。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于是《经世文编》，都人士莫不家置一编，更觉洛阳纸贵矣。独是中西人才层出不穷，而奇文伟论之作，亦日新而月异。今鸿宝斋主人（何良栋）广搜博采，续为四编，付诸剞劂，其较初二三编也尤精萃宏丽。使贺公犹在，得见此编，当亦拜手佩服，引为知己。”［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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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说：“自邵阳魏氏师华亭陈氏吴江陆氏之意撰集《皇朝经世文编》，采取精寀，有裨实用。近年江西饶氏、上海葛氏、武进盛氏，迭有赓续，美矣备矣。厥后麦氏有《经世文新编》之刻，今甘君眠羊又复为之续编，分类仍二十有一，得文五百余首。呜呼！何其多也。”［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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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宝轩说：“昔陆朗夫中丞有《切问斋文钞》之刻，贺耦耕尚书与魏默深先生仿之增辑《经世文编》。缀制树猷，允称杰构。嗣江右饶氏汇于前，上海葛、陈二氏续于后。时制迁移，外政遂为当务之急。武进盛氏书出，旁例搜宏要，援例变通，论者谓可方轨善化。然各编家自为书，再三重复，繁缛如毛。丁戊之交，顺德麦氏重辑新编。依傍壹空，别开生面。兹编宗旨，在于救时，辑成后与诸家研校，芟削雷同，不敢剽窃，第各编类目太繁，如间有失检之处，识者谅之。”［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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