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79025
1702079026
由此可见《皇朝经世文编》对晚清乃至于民国早期学界的影响非同一般。
1702079027
1702079028
此外，嘉道时期还涌现了一批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家，如恽敬、张惠言、李兆洛、龚自珍、魏源等，他们皆立足于现实，以儒学来解决一些社会现实问题。
1702079029
1702079030
恽敬说：“圣人治天下，非操削而为局也，求其罫之方而已，必将有以合人情之所宜。”［117］治理天下因人情之所宜，其初衷为人服务，满足人的合理需要而非限止人。他又说：“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之道盖可知矣，利不十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做到“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118］治天下要充分考虑到功利性，也就是它的实效性，同时也要根据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与时俱进。
1702079031
1702079032
张惠言说：“古之以文传者，虽于圣人有合有否；要就其所得，莫不足以立身行义，施天下致一切之治。”［119］古代人为文不发空论，立足于实际，以修身而治天下为目的。他治礼为现实服务，说：“盖先王之制礼也，原情而为之节，因事而为之防。民之生固有喜怒哀乐之情，即有饮食男女声色安逸之欲，而亦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故为之婚姻冠笄丧服祭祀宾乡相见之礼，进而因以制上下之分、亲疏之等、贵贱长幼之序、时退揖让升降之数。使之情有以自达，欲有以自遂，而仁义礼智之心油然以先，而邪气不得接焉。”［120］礼源于现实，源于人情，使其发挥节制的作用，如所制定的婚姻、冠笄、丧服、祭祀、宾乡相见等礼仪，都本于人之诸种情欲，使其合理、有序，既使人之情欲得到合理的释放同时又不至于违礼，侵害到别人，影响人伦关系乃至于社会的稳定。
1702079033
1702079034
李兆洛说：“治经者，知读书所以致用，必有观其会通，而不泥于迹者，庶几六经之在天壤，不为占毕记诵之所荒，不为迂僻胶固之所窜。”［121］治经反对穷于训诂考证，强调通经致用，解决所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时人对李氏的务实举措甚为称道，说：“于经则撷群圣之微言，不规规于性理之说，而一以礼义为准；于史则周秦而下，治乱所由，兵、农、礼、乐、河、漕、盐、币，随事立说，因宜见义，娓娓千百言，以己意为断制，而必衷于正。其若星历、象数、算术、声律、球图舆地、氏族谱牒，以及一名一物之细，莫不兼综百钩稽历代，精研极虑以出之，凡实事必求其是。”［122］也就是说李兆洛的经世不局限于口头及书本，如撰《历代地理韵编》、《皇朝舆地韵编》、《历代纪元编》等，而是见之于行动，在实际中力求运用，造出一些教学仪器，也留心海防等。
1702079035
1702079036
龚自珍（1792—1841），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嘉庆末年，以举人官内阁中书。道光九年（1829）成进士，后累官宗人府主事等。道光十九年，迫于仕途险恶，南旋返乡，置别业于江苏昆山徐元文故园，又应聘主持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兼职江苏丹阳县云阳书院，著作编入《龚自珍全集》中。龚自珍出身浙江望族，其外祖父段玉裁为著名经学家。龚自珍为学受乾嘉朴学影响，攻于校雠掌故之学。随着社会危机的日益加剧，他治学逐渐向经世致用方面转变，选择学以救世的道路。《明良论》和《乙丙之际著议》是他批判现实、倡言变法的代表作。
1702079037
1702079038
嘉庆十八年（1813）四月，龚自珍进京应顺天乡试。九月，天理教民变爆发，教民攻打紫禁城。这件事促使龚自珍开始走向社会批判、改造现实之路。翌年，他写成《明良论》，提出“更法”的主张。鉴于清代社会危机日趋严重，统治者回天无术，他主张“仿古法以行之”，“救今日束缚之病”。他所谓的古法是要求士大夫们讲廉耻，培养正气，“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把知耻视为正风气、救社会的出发点。据此，他竭力反对士大夫们贪图财富，劝告他们应当“忘其身家以相为谋”。［123］他还进一步探寻酿成社会危机的根源，认为贫富不均导致了社会危机。
1702079039
1702079040
嘉庆二十一年前后，龚自珍又撰成《乙丙之际著议》二十五篇，进一步描绘清代社会将走向衰世的景象：“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既使有才士与有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124］为了挽救衰世，他指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125］再次发出变法改革的呼声。龚自珍倡言的更法绝非凭空构想，而是鸦片战争前夜清代社会内外矛盾日趋激化的反映。他的更法主张，虽然只是想在不触动社会根本制度下进行某些变革，以图缓解社会危机，但不可否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意义。
1702079041
1702079042
龚自珍更法的主张受到了今文经学的影响。他援《公羊》以经世，与刘逢禄、宋翔凤等常州学派有密切的关系。嘉庆二十四年春，龚自珍入京应会试，落第后居京师，此间曾问学于刘逢禄，作有杂诗“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126］一句，刘礼部指公羊公家刘逢禄，官礼部主事。虫鱼学即汉学烦琐考据，脱离实际的学风。卖饼家指公羊学。据《魏略》：“严汉，字公仲，善于《春秋公羊传》。时司隶钟繇不好，而尤以《左氏》为大官厨，《公羊》为卖饼家。”从这首诗可见他对刘逢禄及所倡导的公羊学服膺之至。刘逢禄向他传授了《春秋》公羊说。与此同时，他又结识了宋翔凤，受了宋翔凤的影响，作诗有“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127］一句，也可见对宋翔凤的推重。
1702079043
1702079044
从此以后，龚自珍把今文经学视为“绝学”，决心要敬承其“微言”。他借《春秋》公羊学“张三世”、“通三统”等微言大义来谈变革，尤其强调“易世”变的意义。他认为，正是变才有由据乱而升平，由升平而太平的社会发展。他的“三世”进化的历史观虽说很不完善，但强调发展与变革，把今文经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了。他也谈及“大一统”，所谓的“大一统”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夷夏之防”，而含有防止反对西方列强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新因素。因此，他讲今文经学与常州学派有所不同。常州学派以经书为指归，根据经书立论，他则主张“不必泥乎经史”，要“通乎当世之务”，［128］所汲取的不是经师的家法、师法，而是《公羊》中的“微言”精神。进而言之，他不仅寻求经书中所包含的“微言大义”，而且能跳出经书的框框，站在时代的高度去诠释经书，赋予经书新的意义。梁启超指出：“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129］，可见他是一位开风气的人物。
1702079045
1702079046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一字汉士，湖南邵阳人。嘉庆时期，魏源曾从汉学家胡承珙问汉儒经学，从刘逢禄问《春秋》公羊学，又从姚学爽问宋儒理学。道光年间，魏源作幕于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府，此间辑成《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魏源治学既反对宋学也不赞同乾嘉汉学，认为它们不是空疏无用就是脱离实际，不能经世。他受今文经学影响，提出“以经术为治术”的“通经致用”［130］主张，反对把经术与治术割裂，以及只从考据训诂角度治经的学风，而强调经术与治术的统一，治经应阐发经中蕴含的微言大义，以便为经世服务。
1702079047
1702079048
魏源的“以经术为治术”的主张也体现在他所作的《诗古微》和《书古微》中。《诗古微》以阐发《诗经》微言大义为宗旨。《书古微》是根据西汉伏生的《尚书大传》残本等资料撰成的，作此书的宗旨在于力图阐扬西汉经师“以《洪范》匡世主”的精神。他的《诗古微》和《书古微》虽然说有牵强附会武断之处，但治经求致用的精神值得称道。他通过对《诗》、《书》经文的分析，以明西汉今文经的“微言”，使《诗》、《书》归复西汉，不单纯是“复古”，而是以复古为手段达到革新社会的目的。
1702079049
1702079050
魏源根据今文经“三统”说发挥了社会进化的思想。针对清代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一些人主张厚古非今，宣传历史退化论，他则反其道而行之，提出历史进化的观点，告诫人们不能迷恋往古，因为“三皇之事，若有若无；五帝之事，若存若灭，三王之事，若明若昧；时愈古则传愈少”［131］。相反，“后世之事”则胜于“三代”。在阐述历史进化时，他强调了变的思想，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132］法无久不变，运无往不复，倡导更法变革，这符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需要指出的是，他并不局限于“以经术为治术”的说教，而是直接参与到经世变革中。
1702079051
1702079052
魏源借鉴林则除《四洲志》编定的《海国图志》，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刊行，后又重刊，全书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等诸方面情况，开宗明义指出所著宗旨，即“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133］。“师夷长技以制夷”遂为士大夫们的所共识，成为抵御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策略。魏源又总结清代前期的经验，撰成《圣武记》，全书与《海国图志》互为表里，它们不仅是介绍西方及世界各地地理等方面的书籍，也是激发民族斗志，抗击侵略，抵御外患的重要参考文献。
1702079053
1702079054
魏源也注重当代史研究。他的《圣武记》与《道光洋艘征抚记》是这方面的名著。《圣武记》总结清代开国以来军事、政治经验教训，为朝廷防范英国殖民者提供了历史借鉴。梁启超说：“史学以记述现代为重。故清人关于清史方面之著作，为吾侪所最乐闻。……最著者有魏默深之《圣武记》。”［134］《道光洋艘征抚记》则是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经过，贯穿着反侵略、反投降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也对元、明史进行研究，无论是对当朝史还是对元、明史的研究，都一本经术与政事合一的宗旨，以史经世，冀以此达到国富民强。
1702079055
1702079056
还有一些儒家虽然不是今文经学家，但与他们保持密切的关系，其儒学也以通经致用为宗旨，如陶澍、包世臣、林则徐、贺长龄、姚莹、徐继畲、徐松等。
1702079057
1702079058
包世臣（1775—1855），安徽泾县人。泾县史称安吴县，学者称安吴先生，所著收入《安吴四种》中。他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大官，不过是小小的知县而致仕，但却始终关心天下事，“以亭林经世之志。”［135］自许范麟在《读安吴四种书后》记述包世臣的经世业绩，说他“嘉庆戊午（嘉庆三年，1798）冬游楚北，为浦城祖承宣画招流亡、开屯田、营战屯守之策。”“戊辰（嘉庆十三年）游袁甫，觉罗长文敏公、大庾戴文端公闻声下交，立谈之间，以罢徐扬六府州摊征三百六十万已成之议。辛未（嘉庆十六年）秋，佐百文敏公治河，临工决盖坝之策，旬日间使袁浦、板闸、淮安百万家得免为鱼而就高枕。丙寅（嘉庆十一年）夏在扬州，诱伊太守举荒政，全流民三万。甲戌（嘉庆十九年，1814）冬在白门，激百文敏公举荒政，活饥黎八万。”“其余当路多采先生河漕盐法之论而行之。”［136］包世臣行走各地关心民生，涉及屯田、营战、屯守、荒政、河漕、盐法等方面，践履自己的经世主张。
1702079059
1702079060
他也重视德、威、财兼顾，说：“国立于三，行之以一。夫维心以德，养尊以威，合众以财，财匮则威不行，威沮则德不立。”［137］德、威属于政治，财属于经济，其中财是基础，政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他重视社会调查，关心人民疾苦，所提出的诸种经世革新方案注重落实。所作《说储》缘起说：“嘉庆辛酉（嘉庆二年），天津姚承谦从余游，问古今治乱之故，予与极论斟酌损益、可措施补救者，作《说储》二篇。”［138］所作经世之文《说储》是源于实际的产物。在《说储上篇序》中，他称：“苟有用我，持此以往，虽三代之盛不可妄期，汉唐二宗复见于今日。”［139］包世臣负有经世之才，但不为当道所用，其抱负未能很好实现，因此才有此一段感慨。
1702079061
1702079062
陶澍（1778—1839），湖南安化人。他幼受庭训，魏源作传称他“少负经世志，尤邃史志、舆地之学，所至山川，必登览形势，访察利病”［140］。二十五岁成进士。嘉庆道光年间先后任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直至两江总督等职，为当时的封疆大吏。陶澍倡导经世不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做实事，他为官期间关心国库亏空，专心查清诸多贪污受贿案件，致力于海运和漕运，解决漕运当中的许多困难，重视兴修水利，疏通吴淞、浏河、白茆、孟渎等水道，使之畅通无阻。他关心盐政，改行票盐，力主禁止鸦片，改革兵制等，凡国计民生多有建树。在他周围聚集诸多经世之才，如林则徐、魏源、贺长龄等，魏源评价说：“生平所至兴革务，务挈大纲、导大窾。”［141］
1702079063
1702079064
姚莹（1785—1853），字石甫，一字明叔，号展和，晚号幸翁，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任职福建、江苏等地勤于政事，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对他的政绩大加褒奖，称其“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在闽省，闻其历著政声。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武进士民，至今畏而爱之。”［142］姚莹学以致用，为政颇有成绩，得到民众的爱戴。
1702079065
1702079066
鸦片战争时，姚莹以台湾兵备道率一方军民抗击英国侵略军，英勇卓杰，名垂史册。《南京条约》签订以后，竟因之获咎，贬谪川藏。在颠沛流离之中，他根据亲身经历所得，又“就藏人访西事”，撰成著名的《康輶纪行》一书。全书十六卷接续林则徐《四洲志》和魏源《海国图志》，对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作了较之林、魏更为详尽的介绍。他主张通过深入了解各国的情况，以从中寻求抗敌御侮的正确途径。他说：“若坐并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凌，曾不知所忧虑，可乎？甚矣，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也！”［143］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英国侵略者对我国西藏的觊觎，进而敦促清廷加强边防守备，尤具远见卓识。在《复光律原书》中他述及撰写《康輶纪行》用心时说：“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144］作此书是想要国人了解列强的虚实，以便制定应对策，其目的是“冀雪中国之耻”，图强自存。
1702079067
1702079068
贺长龄（1785—1848），字耦耕，号耐庵。嘉庆十二年（1807）进士。道光年间曾任南昌府知府，负有经世之才，自谓“我辈读书非关身心性命，即系天下国家，余可概置弗阅，实亦无暇旁及”［145］。反对读死书，应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倡导儒家经世致用，必如是方为真人才、真人品、真学问、真经济。他为官也做了许多实事，如官南昌时，“别设自理谳局，详定章程，局员以劳叙考绩”，“日与诸员会食，辄随事究情实，辨疑难，自是讼无留牍”。布政江苏时，“值清江口塞，诏群臣议海运，尚书英和连疏其利，长龄力主之，海运乃行”，官贵州，“以僻远之区，文教不启，长龄乃饬官方练营伍，缉盗贼，赡仓储，种桑麻，民利赖之”。［146］关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他尤其注重经世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如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正是在他的幕中编辑的，此书的整理与出版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皇朝经世文编》作为清代经世文章的总汇也有他一份功劳。
1702079069
1702079070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号少穆，晚号俟村老人。福建侯官人。嘉庆十六年（1812）进士，以翰林院编修于道光中官至湖广总督。道光十八年（1838）末，他奉命以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旋任两广总督，迄于二十年（1840）九月被诬革职。两年间，他除了禁绝鸦片之外，还组识翻译西方报刊书籍，大约有五类：一是《澳门新闻纸》六册，并据以选辑《澳门月报》五辑；二是摘译《华事夷言》和《对华鸦片贸易罪过论》；三是据1836年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译为《四洲志》；四是摘译滑达尔著《各国律例》（又译《万国公法》）；五是翻译大炮瞄准法等武器制造应用书籍。［147］其中《四洲志》及相关中外文献后来转交魏源，辑入《海国图志》之中。
1702079071
1702079072
徐松（1781—1848），字星伯，浙江上虞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初官编修，后任湖南学政。他“生前仕宦极其蹭蹬，身后并不传铭”［148］，但舆地学造诣甚深。嘉庆十七年，徐松获罪遣戍伊犁，伊犁将军松筠嘱咐他续扩祁韵士著的《伊犁总统事略》。为了得到第一手资料，他“即览其山川城邑，考其建官设屯，旁及和阗、乌什、塔尔巴哈台诸城之舆图，回部哈萨克布鲁特种人之流派”［149］，历尽艰辛撰成《新疆识略》这一被龚自珍誉为“当代奇作”的西北地理佳作。后又撰成《西域水道记》、《西域水道记校注》、《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等。徐松研究西北史地旨在通过测道里，明险要，察风土，为边陲开发及其防务提供第一手丰富的资料。他还预感到西北边疆的大患是沙俄，凡书中涉及中俄边界之处，他均精细考证说明。他虽“才不为世用”，但能“著经世书”、“足迹周寰区”、“下笔思济物”，这种把个人荣辱置之度外，以边疆安危为己任的精神值得称道。他对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奠定清代边疆史地学基础。
1702079073
1702079074
徐继畲（1795—1873），字健男，号松龛。十九岁中举人，三十二岁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他在粤闽为官时多与外国人接触，尤其是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向他介绍世界历史知识，开阔了眼界。再加上他有“究时务”的抱负，“了然于世界大势”之胸襟，撰成《瀛环志略》。他认为，欧洲的扩张已打破过去“求疏通而不得”的世界格局，印度和南洋已经成为列强觊觎中国的据点，面对这种情况，他号召奋起迎接西方的挑战。徐继畲虽然呼吁民族自强，但并非简单咒骂“英夷”，而是缜密客观地研究欧洲诸国。针对中国人认为欧洲为文明低下的“西夷”的传统观念，他指出：“其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火，尤为奇妙。火器创自中国，彼土仿而为之，益加精妙。铸造之工，施放之敏，殆所独擅。造舟尤极奥妙，篷索器具，无一不精，测量海道，处处志其浅深，不失尺寸，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土，非偶然也。”［150］客观地介绍了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以便让国人了解，这也是对华夏中心论的批判。他还分析欧洲富强的原因，因欧洲“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由其善于操舟，亦因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151］注意到西方列强以商业为本，发展海上贸易等对其强盛的促进作用。梁启超在评价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时写道：“当时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152］
[
上一页 ]
[ :1.70207902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