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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欧洲文化）之传入中国，始自明末。然明末传入者，究竟是技术、科学还是哲学？杨东莼先生定起自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迄于清圣祖康熙五十六年（1717）之西学输入为“西学东渐的第一期”，他以为此期传入中国者以“技术”为主，少见“社会科学”，更无“哲学”。如以《几何原本》、《历书》等为代表的天文历算之学，以《奇器图说》、《诸器图说》等为代表的力艺之学，以《万国全图》、《乾坤体义》、《职方外纪》等为代表的舆地测绘之学，以《农政全书》、《泰西水法》等到为代表的农田水利之学，均属“技术”领域，少量涉及“科学”，“社会科学”与“哲学”是完全没有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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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先生对此有不同解读。他以为中世纪基督教之传入中国总共有三次，分别为唐代、元代与明末。明末一次已经涉及“思想”之输入：“中国正式接触到所谓‘西学’，应以明末因基督教传入而夹带来的学术为其端倪。”〔17〕输入“基督教”之内容，何先生以为主要是“正统经院哲学”，包括：（1）传统的形而上学，如上帝存在、灵魂不灭、意志自由等等；（2）基督教神话，如创世纪、乐园放逐、受难与复活、天堂与地狱、最后审判等等；（3）灵修，如教父问答、祈祷文、日课、崇修与礼节等等。〔18〕这些内容已超出杨东莼所谓“技术”甚至“科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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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传教士在输入“正统经院哲学”的同时，更“夹带”输入了“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这是我们应特别关注的。利玛窦之《天主实义》（1595—1601）已输入西方哲学的“实体—属性”学说、“形式—质料”学说、“四因”学说、“物质”学说、“人类中心论”等；艾儒略之《三山论学记》（1625）已输入“形式—质料”学说、“造物”学说等；汤若望之《主制群征》（1629或1636）已输入“形式—质料”学说、“实体—属性”学说，“本体论”学说、“实在论”学说等；孙璋之《性理真诠》（1753）已输入“形式—质料”学说、“人类中心论”等。总之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哲学”的主体思想，已在明末（至迟清初）输入中国思想界。尽管它还是“夹带”的而非“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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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完全不是“技术”的输入、“科学”的输入，而是“思想”的输入、“哲学”的输入。换言之，“西学”已在明末进入中国思想家的视野，并广泛影响到当时中国的诸多思想家，如冯应京、李之藻、叶向高、曹学佺、段袭等。可以说，西洋哲学中带根本性的“本体论思维”、“形式逻辑思维”、“实在论思维”等，已在中国明末清初的学术界确立起来，并被广泛运用到批评中国本土哲学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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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则龚自珍不论及“西学”，就不是因为客观形势所限，而是因为不具备“开创近代”的战略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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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儒、西关系未成为其中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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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末清初的学术界，儒、西关系或儒学与西学之关系，也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处理，据何兆武先生考察，耶稣会会士来华传教时处理耶、儒关系的方式，不外“合儒”、“补儒”、“益儒”、“超儒”等几种，同样是以中世纪经院哲学对中国原有哲学进行“新的解释或改造”，是“企图以一种更彻底经院哲学来代替中国原有的经院哲学”〔19〕。中国原来有没有“经院哲学”，此处不论，至少何先生已经发现，儒、西关系在明末清初不仅已得到关注，而且已出现不同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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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先生提到了四种方式：（一）把儒教之“天”改造成天主教之上帝；（二）以西洋哲学的“形式—质料”学说释读中国哲学之“理—气”学说；（三）以希腊哲学中之“潜能”与“现实”释读中国哲学中之“性”与“德”；（四）糅合中国传统政治社会道德观念与天主教中古政治社会道德观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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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种做法最具学理性。如利玛窦《天主实义》说：“试论物之所以然有四焉（物之所以然有四）。四者维何？有作者，有模者，有质者，有为者。夫作者造其物，而施之为物也；模者状其物，置之于本伦，别之于他类也；质者物之本来体质，所以受模者也；为者定物之所向所用也。”〔21〕这是对亚里士多德“形式—质料”学说、“四因”学说的一个完整介绍。又说：“试以物之所以然观之，既谓之空无，则不能为物之作者、模者、质者、为者，此于物尚有何着欤？”〔22〕这是以亚里士多德之“形式—质料”学说、“四因”学说否定中国哲学中之“空无”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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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璋《性理真诠》说：“后儒恐其乱靡底止，执定理气以为造化之根原，……不知理也者，乃依赖之品，非自立之体，所谓规矩法度者是也。至于气，更属顽然，并无知觉。试问有何灵明，有何自主，而能肇造乾坤人物，主人生死，赏善罚恶，毫发不爽耶？”〔23〕这是以西洋哲学中之“形式—质科”、“实体—属性”等学说，释读中国哲学中之“理—气”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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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何先生提到的四种方式外，明末清初处理儒、西关系的方式还有如下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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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西洋哲学中之“实体—属性”学说释读中国哲学中之“性”，或以西方哲学中之“属性依赖于实体”、“属性依附于实体”之学说，释读中国哲学中之“仁义礼智”。利玛窦《天主实义》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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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西洋哲学中之“体—用关系”学说，释读中国哲学中“善”（体）与“德”（用）之关系。利玛窦《天主实义》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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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西洋哲学中之“属性依赖于实体”、“属性依附于实体”学说，释读中国哲学中“白”与“马”之关系、“理”与“物”之关系、“太极”与“物”之关系等等。利玛窦《天主实义》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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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西洋哲学中之“物质”观念，界定中国哲学中之“物”，并由此否定中国哲学中之“理”。利玛窦《天主实义》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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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西洋之“人类中心论”观念，否定中国哲学中之“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观念，或以西洋哲学中之“实体—属性”学说以及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中之“属—种”学说，否定中国哲学中之“天地万物一体之论”。利玛窦《天主实义》及孙璋《性理真诠》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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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以西洋哲学中之“形式—质料”学说，释读中国哲学中之“理”与“物”，并以“形式—质料”关系界定“理—物”关系。艾儒略《三山论学记》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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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以西洋哲学中之“造物”观念、“制造而后成”观念，否定中国哲学中之“无有主之者”、“能自造自成”观念，换言之，否定中国哲学中之“自然”观念。艾儒略《三山论学记》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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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以西洋哲学中之“形式—质料”观念释读中国哲学中之“太极”，并将“太极”规定为“质料”。艾儒略《三山论学记》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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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以柏拉图之“善的理念”界定“天主”，并以其为超出中国哲学之“理气”之上。艾儒略《三山论学记》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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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以西洋哲学中之“实体—属性”观念，释读中国哲学中之“体—用”关系。艾儒略《三山论学记》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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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以西洋哲学中之“形式—质料”观念，释读“万物”之生成，并把中国哲学中之“太极”界定为“原质”（纯质料），相对的另一端“纯形式”则被称为“作者”。艾儒略《三山论学记》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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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以西洋哲学中之“实在论”观念，释读中国哲学中之“火、气、水、土”等概念。艾儒略《三山论学记》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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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以亚里士多德之“形式—质料”学说，释读中国哲学之“天”与“理”的关系。孙璋《性理真诠》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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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以西洋哲学中之“形式—质料”学说，否定周敦颐之“太极图说”，并于“太极”之上另行添加“上主”。孙璋《性理真诠》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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