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81956
1702081957
学界已普遍关注到曾国藩“师夷智”之说，若“师夷智”不局限于科技，则曾氏采“西学”之范围，就可能要比科技宽泛很多。
1702081958
1702081959
曾氏“师夷智”之说，见于其咸丰十年（1860）十一月初八日所撰《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摺》，云：“抑臣窃有请者，驭夷之道，贵识夷情。……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56〕“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并非就是只师造炮制船之智；若“夷智”仅限于造炮制船，当然还是没有超出科技之范围。
1702081960
1702081961
曹建英《试论曾国藩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及其后果》一文以为“智”之内涵要比“技”之内涵大很多，“技”限于武器，“而‘智’则既包涵了‘坚船利炮’，而且还包涵‘制器之器’及与之有关的科学文化知识”。〔57〕此论诚然。曾氏确已走出“炮船”时代，力图进一层向中国人输入“炮船所以为炮船之理”，而这就涉及所谓“科学文化知识”，以克服“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之问题。此“之所以然”，就是所谓“科学文化知识”。
1702081962
1702081963
曾氏一旦认识到“翻译一事，系制造的根本”，便立即接受李善兰之建议，在江南制造局设翻译馆，“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翻出”。此后十余年间，译书近百部二百三十余册，内容已涵盖西洋军事学、工艺学、医学、地理学、地质学、数学、测量学、化学、物理学等诸多领域，包括中国第一本符号代数学专著（李善兰译）、中国第一本微积分专著（李善兰译）、中国第一本概率论专著（华蘅芳译）、中国第一部定性化学和定量化学分析专著（徐寿译）、中国第一部矿物学专著（华蘅芳译）、中国第一部地质学专著（华蘅芳译）、中国第一部天体力学专著（李善兰、徐建寅译）等。此处“夷智”的领域，已经非常广阔。
1702081964
1702081965
熊吕茂、肖高华《论曾国藩传统文化观向近代文化观的演变》一文，认为曾氏之采“西学”已由技术、物质的层面，进至“文化科学”的层面，其所谓“夷智”已包括“算学、术数及机械制造、绘图测算等近代文化科学知识”，他“已经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认识西方近代文化”。〔58〕除此之外，曾氏“师夷智”似还应包括“招智巧洋人来为我用”和派“幼童出洋”两方面。前一方面是直接使用“夷智”，后一方面是直接“师仿”夷智。
1702081966
1702081967
然则“师夷智”是曾国藩的独创吗？龚自珍、魏源、林则徐诸先贤中，似已有人提出过“师夷智”的问题，但“师夷智可期永远之利”之说法，确是曾氏之独创。
1702081968
1702081969
第六节 格致书院之问题
1702081970
1702081971
上海格致书院有功于“西学东渐”者甚大，此份功劳可否计入曾国藩之名下，对曾氏地位之评判，会有影响。
1702081972
1702081973
就大局而言，上海格致书院之输入西学，原亦只是曾氏所开创并领导之“洋务运动”的一部分，其功计入曾氏名下，亦非绝对不可。然曾氏毕竟没有直接参与其事（其弟曾国荃曾直接参与书院考试之命题与评卷），坐揽其功似又不妥。
1702081974
1702081975
然上海格致书院之活动，却不能说与曾国藩无关。叶兴艺以为徐寿等人是“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创建格致书院的。〔59〕王扬宗以为格致学院的兴起与曾国藩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停办有直接关系：“尽管格致书院的创办人和中西董事以徐寿、傅兰雅等江南制造局的科技翻译家为主，但在1913年格致书院分办之前，格致书院并没有编译过任何科技著作。民国初年，在格致书院南迁龙华之后，徐华封开始聘人翻译科技著作，当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停办不无关系。”〔60〕
1702081976
1702081977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停办于民国元年（1912）冬，局新任督理陈洛书以翻译馆、天文馆、图书处等局中十三家机构为“与局事无甚关系者”，一律撤销。徐寿之三子徐华封（1858—1928）呼请保留翻译馆未果，转而主持格致书院之重建与经营，继续展开其父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创之译书事业。故可将格致书院之输入西学视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输入西学之延续。
1702081978
1702081979
上海格致书院之主体力量，基本上为翻译馆之原班人马：1874年3月成立之董事会五名成员中，傅兰雅（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曾长期供职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有“江南制造局中有卓越成就的西方学者中的‘泰斗’”之誉；伟烈亚力（英国传教士）亦曾受聘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后增加中籍董事，有学者徐寿、徐建寅、华蘅芳、王韬、赵元益等，几无一不出身曾国藩领导之翻译馆。1886—1894年间书院季课及春秋特课之命题与评卷人，如邵友濂、薛福成、周馥、龚照瑗、许应鑅、盛宣怀、胡燏棻、李鸿章、吴引孙、曾国荃、傅兰雅、沈秉成、聂缉椝、刘坤一、裴式模、李正荣、郑观应、刘麟祥等，几无一不是曾国藩之“洋务骨干”。书院之历任华人董事，如唐廷枢、徐寿、华蘅芳、王荣和、徐建寅、李凤苞、徐华封、张焕纶、王韬、赵元益、李平书等，亦无不与曾国藩之“洋务”有关。总之，上海格致书院输入“西学”之功，曾国藩可计一份。
1702081980
1702081981
上海格致书院输入“西学”已到何种程度，我们读郝秉键《晚清民间知识分子的西学观》一文，可略知梗概。其所输入之西洋科学，已涵盖光学、声学、化学、电学、热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地质学等领域。其所输入之西洋哲学，已涵盖亚里士多德之物质构成论、培根之“唯物经验认识论”、培根之“新工具”、斯宾塞之教育学及其“可知论”与“不可知论”、达尔文之进化论，等等。〔61〕
1702081982
1702081983
在西洋科学思想与西洋哲学思想的影响下，格致书院之学生已对中式科学与哲学思想提出怀疑。这意味着“西学”之输入已开始影响到中国社会。此种影响最实质的内容，就是以“机体论”为基础的“中式哲学”让位给以“机械论”为基础的近代“西式哲学”，以“波与场”为基础的“中式科学”让位给以“原子论与粒子论”为基础的近代“西式科学”。这就是所谓“中国哲学的近代化”，这就是所谓“中国科学的近代化”。
1702081984
1702081985
第七节 儒、西关系之处理格式
1702081986
1702081987
曾国藩对儒、西关系的处理格式，被学界定性为“中体西用”。
1702081988
1702081989
冯会明《试论曾国藩对“西学东渐”的贡献》一文谓曾氏“宣扬鼓吹封建伦理纲常，其西化主张，也仅停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局限性”。〔62〕
1702081990
1702081991
童远忠《曾国藩晚年对近代西方文化的认识》一文谓“曾国藩的洋务观本身缺乏向西方近代文化各个方面纵深伸展的内在动力”，曾氏的目标是“力图通过这种中西结合的教学方式，把留学生培养成通晓西洋技艺，又属守封建纲常、不忘祖宗典制的封建地主阶级人才”，而此种思想也就“奠定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纲领”。〔63〕
1702081992
1702081993
熊吕茂、肖高华《论曾国藩传统文化观向近代文化观的演变》一文谓曾氏“不自觉地在思想文化上迈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步履，并努力付诸于实践，发动了开启中国近代化步伐的洋务运动”，认为曾氏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体，以“西方近代文化”为用，兼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与“中国近代文化的主要代表”之双重身份。〔64〕
1702081994
1702081995
蒋广学《曾国藩：近代中国政治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奠基者》一文则认为曾氏之思想比魏源、徐继畲“落后了一个时代”，在曾氏影响下“形成了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与学术结构，这一思想奠定了近代政治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65〕
1702081996
1702081997
以“中体西用”定性曾国藩对儒、西关系之处理格式，基本已成学界“定论”。唯见曹建英《试论曾国藩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及其后果》一文明确提出了异议，云：“诚然，曾国藩对西方文化所知甚少。但我们也不赞成有关曾国藩学习西方文化是搞‘中体西用’，完全为封建统治服务的论断。”理由是：（1）当时中学与西学是两种学术体系，并不具备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政治意义；（2）凡有民族责任感之人均必以维护传统文化为基础学习外国文化；（3）引进西方近代政治文化乃“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以之要求“封建地主阶级”之代表的曾氏，乃是“苛求前人”；（4）引进外来文化时完全“不考虑本阶级的利益”实属反常，“在世界上尚找不到先例”。〔66〕
1702081998
1702081999
曹文的反驳有相当道理，但稍显单薄。可不可以用“中体西用”界定曾国藩，关键是看我们对“体”、“用”如何理解。按中国传统的解释，体、用是不可分离的，目之用为视，其性曰明，耳之用为听，其性曰聪，目不能擅耳之用，耳亦不能擅目之用，否则就是“非分”。同理，中学有中学之体与用，西学有西学之体与用，中学之体无以擅西学之用，西学之体亦无以擅中学之用。“中体西用”如何能够成立呢？如谓“男体女用”、“马体牛用”、“木体草用”，能够成立吗？严复有言：“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67〕
1702082000
1702082001
纯粹概念上既说不通，我们就必得对“中体西用”之说另行做出解释。《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的解释是：“以传统的‘器变道不变’为依据，主张以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即纲常名教为根本，吸收西方科学技术和具体文化措施以为用。”〔68〕《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的解释是：“‘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以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69〕学界基本认定“中国纲常名教”就是“中体”所讲的那个“体”，“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就是“西用”所讲的那个“用”。
1702082002
1702082003
如此则我们就不能以“中体西用”界定曾国藩，因为曾氏捍卫于“中学”者，决非止于“纲常名教”；曾氏采纳于“西学”者，亦决非止于“科学技术”。采“西学”部分前文已论及，兹专论卫“中学”部分：曾氏一生所捍卫者，止于“纲常名教”吗？
1702082004
1702082005
“纲常”者，三纲五常是也。三纲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者，仁、义、礼、智、信是也。“名教”者，“以名为教”之谓也，立名分，定名目，号名节，制功名，以各就其位，各司其职为目标。可知“纲常名教”在现代学术框架中，是属于“道德”之层面。
[
上一页 ]
[ :1.70208195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