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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曾国藩所捍卫者，并非止于“道德”之层面。他以王船山为师，船山以张横渠为师，横渠以孟子为师，其所“师”者，已远远超出“道德”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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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遗书序》谓：“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又云：“用是，其身长遁，其名寂寂，其学亦竟不显于世。荒山敝榻，终岁孳孳，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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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物我之情”，“天地境界”也；“息天下之争”，“道德境界”也。“幽以究民物之同原”，“天地境界”也；“显以纲维万事”，“道德境界”也。“求所谓育物之仁”，“天地境界”也；“求所谓经邦之礼”，“道德境界”也。曾氏看任何问题，均是先“天地境界”，而后“道德境界”，以“道德”为“天地”之延伸，其所捍卫者，当然不会以“道德”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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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能理解，曾国藩以“清廷重臣”之身，为何要力挺具有“强烈反清意识”的船山之学，并经自己之手，使其走出湖湘之地而成“显学”。船山之学中究竟有什么东西在吸引曾氏呢？曾氏在与太平军鏖战之际夜以继日刻行《船山遗书》，战事愈紧，刻行愈急，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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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读通鉴论·宋文帝》云：“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不可亡。”〔71〕其《读通鉴论·东晋成帝》又云：“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治统之乱，……夷狄窃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道统之窃，沐猴而冠，……而受罚于天，不旋踵而亡。”〔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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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之学的核心，就在这里：有一个“儒者之统”高居于“帝王之统”之上，有一个“道统”高居于“治统”之上，有一个“圣人之教”高居于“天子之位”之上，有一个“道”高居于“天子”之上。“天子”可变，但“道”不可变；“天子”可废，但“道”不可废；“天子”可替，但“道”不可替；“天子”可乱，但“道”不可乱；“天子”可亡，但“道”不可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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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张子正蒙注·序论》又上推“张子之学”，再上推“孔孟之志”。“张子之学”与“孔子之志”兹不论，“孟子之志”又是什么呢？还是《读通鉴论》的这样一种思维：“君子”所代表的“道统”高居于“君主”所代表的“治统”之上；“道统”永远是“治统”之师。“故将有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73〕“仁道”之于一国一族，是至尊之价值标准与最高之评判尺度，“君主”亦不得逾越之。“君子”更不得“枉道而从彼”，不管是“枉尺而直寻”，还是“枉寻而直尺”〔74〕，均不行。“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75〕总之孟子认定“君主”之上，还有一个“道”在，还有一个“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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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孔孟而至张横渠，自张横渠而至王船山，曾国藩要捍卫的就是这个“统”，就是这个“学统”与“道统”，其核心就是认定，最后的“体”不在“天子”，不在“君主”，不在“帝王”，不在“治统”，亦不在“纲常名教”。不在“道德”，而在“平物我之情”，在“究民物之同原”，在“求所谓育物之仁”。相对于此“体”，“道德”只是“用”；相对于此“体”，“政治”只是“用”；相对此“体”，“经济”、“技术”等等更只是“用”。“用”是可以变的，是可以替的，是可以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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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讨粤匪檄》云：“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所也！”〔76〕学者引用此段话，只注意到其“护清”之一面，而未注意到其“反清”之一面。其“岂独我大清之变”之言，显示曾氏是把太平天国定性为“亡天下”之举，而非仅仅是“亡国”之举。“亡国”只是“亡清廷”，肉食者谋之即可；“亡天下”是“亡中华文明”、“亡天地境界”，此则匹夫之贱，有与责焉耳！曾氏明确地把自己进攻太平天国之行为定性为：防止“亡天下”，而非仅防止“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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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贯穿的，照样还是王船山的思想：“治统”与“道统”合，则“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此时的“治统”与“天子”就是可以保留的；“治统”与“道统”不合，则“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不可亡”，此时的“治统”与“天子”就是可以去除的，可以替换的。“清廷”合于“道”，则捍卫之；“清廷”不合于“道”，则拒斥之。太平天国不合于“道”，不能代表这个“道统”，焉有不拒斥之理。〔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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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太炎文录续编·书曾刻船山遗书后》对此有明确之言，曰：“王而农著书，壹意以攘胡为本。曾国藩为清爪牙，踣洪氏以致中兴，遽刻其遗书，何也？衡湘间士大夫以为国藩悔过之举，余终不敢信。最后有为国藩解者曰：夫国藩与秀全其志一而已矣，秀全急于攘满洲者，国藩缓于攘满洲者。……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之伦，对抗大命，乔然以桓文自居。巡防军衰，而后陆军继之，其卒徒皆汉种也。于是武昌倡义，尽四月而清命斩，夫其端实自国藩始。刻王氏遗书者，固以自遂其志，非所谓悔过者也。”〔78〕既只以“道统”为“体”，只以“道统”为最后依归，则“亡清廷”亦可以成为曾国藩的一个选项，至此则曾国藩氏与船山，殊途而同归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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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曾氏所捍卫者，只是一个“宇宙背景”与“大人视野”，只是学人或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最后一份批判权与评判权，只是“学统”对于“治统”的优先权与终审权。以此而观，能否用“中体西用”界定曾国藩对儒、西关系之处理，关键看我们如何解释“中体”。若只将“中体”解释为“纲常名教”，则不能界定之；若已将“中体”解释为高于“治统”的那个“道统”，解释为“宇宙背景”与“大人视野”，则可以界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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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学界已习于以“纲常名教”指称“中体”，故著者以为不宜以“中体西用”界定曾国藩。若必得以专称名之，则宜号为“中体中用加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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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曾国藩思想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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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去世后二十四年，梁启超撰《西学书目表序例》（光绪二十二年，1896），论曾氏云：“海禁既开，外侮日亟，曾文正开府江南，创制造局，首以译西书为第一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79〕又云：“已译诸书，中国官局所译者，兵政类为最多，盖昔人之论，以为中国一切皆胜西人，所以不如者兵而已。西人教会所译者，医学类为最多，由教士多业医也。制造局首重工艺，而工艺必本格致，故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惟西政各籍，译者寥寥。官制学制农政诸门，竟无完帙。”〔80〕此处是将曾氏制造局所译西书，放到清末“西学东渐”之全局上来定位，以明其“三居其一”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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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去世后三十年，梁撰《新民说》（光绪二十八年），在“论私德”一节，再次论及曾氏，云：“曾文正者，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难行破坏可也；惟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可也。故其言曰：扎硬寨，打死仗；曰：多条理，少大言；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孚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夫以英美日本之豪杰证之则如彼，以吾祖国之豪杰证之则如此，认救国之责任者，其可以得师矣。”〔81〕此处是将曾氏之德才放到清末“救国”之大背景上来定位，以明曾氏“救国之师”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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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去世后四十四年，梁撰《曾文正公嘉言钞序》（民国五年，1916），予曾氏极高之评价：“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信否尽人皆可学焉而至，吾不敢言。若曾文正之尽人皆可学焉而至，吾所敢言也。何也？文正所受于天者，良无以异于人也。且人亦孰不欲向上，然生当学绝道丧、人欲横流之会，窳败之习俗，以雷霆万钧之力相罩相压，非甚强毅者，固不足以抗圉之。……且既思以己之所信易天下，则行且终其身以转战于此浊世，若何而后能磨练其身心，以自立于不败，若何而后能遇事物泛应曲当，无所挠枉，天下最大之学问，殆无以过此。非有所程式而养之于素，其孰能致者？曾文正之殁，去今不过数十年，国中之习尚事势，皆不甚相远，而文正以朴拙之姿，起家寒素，饱经患难，丁人心陷溺之极运，终其生于挫折讥妒之林，惟恃一己之心力，不吐不茹，不靡不回，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者，懦夫有立志。又曰：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况相去仅一世，遗泽未斩，模楷在望者耶！则兹编也，其真全国人之布帛菽粟而斯须不可去身者也。”〔82〕此处关键，在“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与“思以己之所信易天下”两句，是将曾氏一生得失放到“天下最大之学问”的大背景上来定位，告诉自卑之国人“尽人皆可学焉而至”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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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去世后四十八年，梁撰《清代学术概论》（民国九年），在第二十九节再论曾氏制造局译西书及选派留学生之功，云：“自明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前清学术，颇蒙其影响，而范围亦限于天算。‘雅片战役’以后，渐怵于外患，洪杨之役，借外力平内难，益震于西人之‘船坚炮利’。于是上海有制造局之设，附以广方言馆，京师亦设同文馆，又有派学生留美之举。而目的专在养成通译之才，其学生之志量，亦莫或逾此。故数十年中，思想界无丝毫变化，惟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柢，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83〕此处是将曾氏之“西学东渐”界定为明末“西学东渐”之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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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看，梁启超之“曾论”偏重于“人生大义”，谓曾氏为后世之楷模。比较而论，章太炎之“曾论”则偏重于“民族大义”，谓曾氏有“覆满”之力然未能尽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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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撰《检论·杂志》云：“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亟功名善变人也。始在翰林，艳举声律书法，以歆诸弟。稍游诸公名卿间，而慕声誉，沾沾以文辞蔽道真。金陵之举，功成于历试，亦有群率张其羽翮，非深根宁极，举而措之为事业也。所志不过封徹侯，图紫光。既振旅，始为王而农行遗书，可谓知悔过矣！其功实方诸唐世王铎、郑畋之伦。世传曾国藩生时，其大父梦蛟龙绕柱，故终身癣疥如蛇蚹，其征也。凡有成勋长誉者，流俗必傅之神怪。唐人谓郑畋之生，妊于死母，其夸诬盖相似。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乎！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84〕因其立足于以“汉族罪人”评曾氏，故所得结论与梁启超刚好相反。梁以曾为胸怀大志之“豪杰”，而章则以之为追求功名利禄之“鼠辈”，以“吾祖民贼”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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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又撰《检论·对二宋》，驳宋教仁许国藩、左宗棠“无忝于英雄”之论：“曾、左之伦，起儒衣韦带间，驱乡里服耒之民，以破彊敌。宗棠又能率南旅，西封天山，置其叛迹，则上度皇甫规嵩，下不失为王铎、郑畋。命以英雄，诚不虚。夫风教有变移，而古今无常序。当曾、左时，文化盛在中江以下，湖南处势稍僻，左学艺未兴，魏源、汤鹏、邹汉勋者，覢而一睹，其学术终未就成也。曾国藩虽多识，其部属良将罗泽南辈，财窥朱元晦之小学耳。……是以曾、左用之，为能有功。今湖南文学日盛，乃与江左代兴矣。……夫文学盛，则人自以为高材，莫肯率服；仕宦达，则夸奢中其心，而势利移其志。假令曾、左生于今日，成功大名，终不可就。非其材之绌也，时地异矣。”〔85〕总之，只以曾氏为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之“英雄”，为“湖南文学未盛”时之偶然产物，在他时他地，“成功大名，终不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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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又撰《检论·近思》，益责曾国藩以“汉族大义”，云：“湘军之夷洪氏，名言非正也。洪氏以夏人挞建夷，不修德政，而暴戮是闻，又横张神教，以轶干之。曾国藩、左宗棠之起，其始不过卫保乡邑，非敢赞清也。当是时，骆秉章、向荣始知名义。……湘人虽蔑易秉章，又甚恶向荣为人，卒不能干正义。故其檄书不称讨叛，独以异教愆礼数之。洪氏已獘，不乘方伯四岳之威，以除孱虏，而流大汉之岂弟，是以没世不免恶名。……如曾、左、张、刘者，上不敢为伯王，而下犹不欲为馈赠割赂之主，此之易行，而犹几不可覩，则中夏之迹，殆乎熄矣。”〔86〕“大汉”、“中夏”云云，均是以“汉族大义”责曾国藩，认为在这一点上，曾等是“没世不免恶名”，因为他们有“除孱虏”之能力，然却不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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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更撰《书曾刻船山遗书后》，以为曾国藩本就有“乘胜仆清”之志，只是因为情势有变，未及速成。其言曰：“王而农著书，壹意以攘胡为本。曾国藩为清爪牙，踣洪氏以致中兴，遽刻其遗书，何也？……刻王氏遗书者，固以自道其志，非所谓悔过者也。余谓国藩初起抗洪氏时，独以拒祅教、保桑梓为言，或云檄文宜称大举义旗以申天讨者，国藩不肯用。然则种族之辨，夫固心知之矣。洪氏纲纪不具，又訹于异教之说，士大夫虽欲为之谋，不可得。国藩之屈而之彼，势也。及金陵已下，戏下则有惰归之气，而左、李诸子新起，其精锐乃逾于旧，虽欲乘胜仆清，物有相制者矣。独有提挈湘淮，以成百足之势，清之可覆与否，非所睹也。”文章对王闿运“其性不爱国至是，谓其志覆满洲可乎”一问题的回答是：“夫其力足以制洪氏，智足以弊清宗，以之应远西，其闇劣乃如是，此非独国藩一人然也。……故曰世有一得而一失者，以是谓其不欲覆清，则未可也。”〔87〕此处谓曾氏有“覆满洲”之志，与前面所论稍有出入。可知章氏论曾之观点，前后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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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萧一山所撰《曾国藩传》，对章太炎“志覆满洲”之说，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萧云：“章先生即知道他‘不敢赞清’，而以‘异教愆礼’数洪、杨，足征国藩是为文化而战争，为宗教而战争，自不能以民族大义责之！”〔88〕又谓：“事后论人，自己不免忘掉时代环境了！他们在实际上确把满清的政权转移于汉人，无形中又增加了会党的势力，替民族革命隐隐做下驱除艰难的工作，就在这一点来讲，也算功可补过吧！况且他们的眼光，已着重在全世界上，帝国主义者以方张之势，压迫欺凌我们，汉满的畛域，究竟是可有可无的。为整个中华民族谋出路，计划出一种复兴的方案，守旧维新，安内攘外，虽然没有达到救国救世的目的，毕竟是个不世出的哲人，值得我们称赞的啊！”〔89〕在曾氏视野中，真正的“异族”不是满人，而是洋人，真正要应对的不是满人之统治，而是洋人之欺凌，故以“汉族大义”责曾氏，乃是降低了曾氏的眼光。萧一山之驳斥章太炎，就是指章降低了曾氏的眼光，曾氏当时已是立足于“全世界”，而不是“汉满的畛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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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在“曾国藩”一章亦专节驳章太炎之论。谓：“若说曾国藩在主观上本来就有取清廷而代之或排满的思想，那就是臆测了，没有什么迹象可以作为根据。从曾国藩的家庭出身及所受的教育看，他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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