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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一期之“身”而有第二期之“心”，正是郭氏出类拔萃于同辈诸公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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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并未主张“观念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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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西化”并非西化之顶点，相对于“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而言，“制度”依然是“末”，依然是“用”，不管是“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还是“道德制度”。郭嵩焘主张“制度西化”，但并未主张“观念西化”，这是吾人评判郭氏应注意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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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绪三年《请饬总署会商驻京公使严订神甫资格以免发生教案片》中，郭氏论耶教云：“臣等查天主教创自摩西，耶稣基督始立教名。数百年而阿剌伯回教兴。又千余年，路德演立西教，而耶苏教兴。希腊为西洋文字之祖，亦缘饰基督之教为希腊教，其原皆出于摩西。……盖西洋立教，各有宗主。德、义、日近罗马，皆习天主教；德、瑞以西至英、美，皆习耶苏教；土耳其以东习回教；俄国最北，自习希腊教。截然各立界限，或君民异教，强使从之，辄至滋生事端。……独中国圣人教，广大精微，不立疆域。是以佛教衍于汉初，天主教、回教传于唐世。”〔1〕西洋立教，是“截然各立界限”；“中国圣人之教”，却是“不立疆域”。两相比较，轩轾立见。郭氏以“广大精微，不立疆域”的“中国圣人之教”为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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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募修上林寺小引》中，郭氏又论及耶教：“夫彼教所以觉悟愚民，常有所偏胜。晋梁以来，释、老代兴，乃今而俱衰微，则耶稣之强民以崇事者兴焉。佛之教，日引召其徒，修而行之，其传有所归，而其流有所止，使人知其为教，犹不逾乎心性。以无急折而入于耶稣也，傥亦吾儒之志也与！”〔2〕佛教之为教，“不逾乎心性”，耶稣之为教，则“逾乎心性”；佛教之为教，不“强民以崇事”，耶稣之为教，则“强民以崇事”之。故当兴释教以抵耶教，防止“急折而入于耶稣”之局面的出现。郭氏以弘扬“明心见性之旨”的本土宗教为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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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姚彦嘉》之信函中，郭氏又论耶教云：“西洋为祸之烈，莫如洋烟，而相与以行教为事。二者迥异，而固中国人心所深恶者。蒙以为泰西之教，其精微处远不逮中国圣人，故足以惑庸愚，而不能以惑上智。士大夫诚恶之，惟当禁，吾民使不从教。为家长者，约束其家；为乡长者，约束其乡。其权在我，于彼传教之人不足校也。”〔3〕“泰西之教”精神，“远不逮中国圣人”，故当约束而禁之，此即郭氏对于“中学”之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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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咸丰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之日记中，郭氏论耶教云：“景教起于唐时，即今之天主教，佛经谓之婆罗门。……元世祖时，西人马加入仕中国，至同平章事，后逃回本土，剽窃宋儒之绪余，始以辟佛为事，创立耶稣、十字架等名目，其教大行，各国翕然从之。明宣德时，西人有路德者，复辟天主教礼拜耶稣像及十字架之谬，专心事天为主，别名为耶稣教，而后天主、耶稣复分为二，其实回回之天方教，亦同出一原。所传之书皆纰缪，无足观览。”〔4〕“剽窃宋儒之绪余”，此即郭氏对于“中学”之自信；“无足观览”，此即郭氏对于“西学”之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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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咸丰六年二月初九日之日记中，郭氏论耶教云：“有麦都事者，西洋传教人也，自号墨海老人。……其《耶苏教或问》，乃多取儒家之义相比驳，而袭引佛氏地狱之说，诋娸诬罔，以推重其术，则此数君者附会援引之勤，恐不得为无过也。”〔5〕“多取儒家之义相比驳”，此即郭氏对于“中学”之自信与对于“西学”之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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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咸丰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之日记中，郭氏论“地动说”云：“邵位西来谈，因及西洋测天之略。近见西洋书，言日不动而地动，颇以为疑。位西则言：地本静，而天以气鼓之，即易所谓承天而时行也。张子《正蒙》已主此说，近日西洋畅发其说，以日为主，五星环之，地轮又环其外。……惟佛先见及此，所以有大千世界之论。经星各自为一世界，而光与此地轮足以相及，故休咎亦与之相应。”〔6〕“张子《正蒙》已主此说”，此即郭氏对于“中学”之自信；“近日西洋畅发其说”，此即郭氏对于“西学”之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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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丁冠西〈中西闻见录选编〉序》中，郭氏论“西学”云：“夫西学之借根方，代传为东方法，中国人所谓立天元也。西人用之，锲而不已，其法日新，而中国至今为绝学。冠西主讲同文馆，始用以为教，汲汲焉勤诲而不倦。自明季利玛窦倡西学于中国，近伟勒亚力所著书尤精，冠西遂讲明而传习之。……昭示天下学者，俾知西学之渊源，皆三代之教之所有事，而冠西之为人，为足任道艺相勖之资，为尤难能也。”〔7〕“西人用之”，此即郭氏对于“西学”之不信；“西学之渊源，皆三代之教之所有事”，此即郭氏对于“中学”之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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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所持“西学中源说”，为一股时代思潮，然常为中国学者所诟病，以为不过是“夜郎自大”而已，至少是“不知天高地厚”。然郭氏等辈“夜郎自大”，是在西人“夜郎自大”之后；郭氏等辈“不知天高地厚”，是在西人“不知天高地厚”之后。“西学中源说”之提出，是在“中学西源说”之后，是为应对西洋耶稣会士“中学西源说”才提出的。西洋耶稣会士倡“中学西源”是“夜郎自大”，郭氏等辈为何不能倡同样亦只是“夜郎自大”的“西源中学”；西洋耶稣会士倡“中学西源”是“不知天高地厚”，郭氏等辈为何不能倡同样亦只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西学中源”。中国学人本极谦虚，若非洋人先提“中学西源”，他们是决不会提“西学中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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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诟病“西学中源说”，固然有理，但首先当诟病“中学西源说”，因为此说在学术上比“西学中源说”更难以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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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二流文明说”或“半文明说”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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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有一种“二流文明”或“半文明”的说法，以为郭嵩焘已经认定，相对于西洋文明，中华文明已沦为“二流文明”或“半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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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郭汉民谓：“郭嵩焘还认识到，区分夷夏的标准是文明程度的高低，是教化之有无。……郭氏的这些言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华夷秩序’和‘夷夏之辨’的旧观念，认定西洋教化远胜于秦汉以来的中国，……其文明程度高于中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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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田永秀、鲜于浩谓：“首先，他认为中国文化已经远远落后于欧洲，否定了中国流传二千余年的华夷观念等文化优越论。……能看到西方文化上的先进，承认并正视中国文化落后的中国人，却属凤毛麟角了。而郭嵩焘就是这寥若晨星的人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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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周行之谓：“郭氏在出使英、法之前，已因认为洋人也有‘文明’而大遭物议。出使之后，由于亲自目睹耳闻，更感本国之不如。”〔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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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朱薇说：“他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已经从整体上全面超越了中国传统的礼教文化，中国在世界上实已沦为文化二流之国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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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吉红亦谓：“他认为西方文化并不比中国文化差，甚至比中国文化更为先进。……他彻底抛弃了‘华夏文化中心论’，……因而他大胆地接受了从总体上用‘文明’与‘半文明’来界定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与优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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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郭氏已承认“西洋文明优越论”，已承认中国为“文化二流之国”，已承认中国为“半文明之国”，乃是一种“速断”，是难以立足的。郭氏批“中国文化”甚严，但矛头所指只及“器物”的层面，又及“制度”的层面，从未在“文化根本”或“观念大义”层面视中国为“二流”，视中国为“半文明”。这是郭氏所把持的底线，有了这条底线，郭氏就不会走上“自毁文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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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读《论语》，喟然叹曰：“呜呼！是言也，尽万世之变而无以逾焉者也。”〔13〕这是对“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的认同。郭氏读《孟子》，亦叹曰：“呜呼，孟子之言至矣！”〔14〕这也是对“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的认同。《复何镜海》谓：“承示近日读《易》以穷天人之变，读《论语》以求性道之归，论学论治，备于是矣。”〔15〕这是对“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的认同。《复罗小溪》谓：“鄙人近数年颇有悟于《周易》言几之旨，以为道非诚不立，非几不行，事之大小，天下之治乱，皆有几者行其间，天也，固人也。”〔16〕这也是对“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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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日记云：“天下之理，一阴一阳而已。阳，君子也；阴，小人也。阳长则阴消，阴长则阳消，天地之行为运，人之赞天地为事功。天之运，无形者也；人之事功，有形者也。故运不可言，而事功可言。阴阳之消，有消之者；阴阳之长，有长之者。……家国天下之盛衰，友朋之离合，人之从违，未有不由此者也。”〔17〕同月二十七日日记云：“天地大气之运行，实有顺逆二者。……二气之运行，如暑至而热，冻极而寒，皆确有此气。惟其弥纶旁薄，而亿万人转旋其中，故神而妙耳。”〔18〕同月二十九日日记云：“和乐是心之体，所谓满腔恻隐，盎然如太和元气，流行于天地之间也。精明是心之用，所谓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截然若万物之各正其性命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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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八年九月二十日日记云：“《中庸》一书，圣人之道推阐尽致，以慎独为入德之门，以知仁勇三者为造道之纲，以诚为体道之极，以制礼作乐为行道之验，为［以］成物参天地为尽道之实，以尽人合天为修道之功。推究其致，总归入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八字上。”〔20〕咸丰八年十月二十日日记云：“予谓孟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程子以穷理尽性四字释此语，而不及立命之说。朱子谓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所谓天命之谓性也。……圣人到五十时，已自与天合撰，所以能知天，所以能立命。”〔21〕同月二十四日日记又云：“如坤之象曰：乾以刚修己，克己复礼之道也；坤以柔治人，民胞物与之道也。”〔22〕咸丰十年闰三月十一日日记云：“吾人行事，必具有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之心，乃能于事有济。”〔23〕同月十四日日记云：“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圣贤只是以成物为心，所以能尽己性，即能尽人之性。实觉得有一腔不忍人之心，日加积累填满去，此是圣人言仁之实际。”〔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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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赞天地”、“天地大气”、“成物参天地”、“穷理尽性”、“民胞物与”、“以成物为心”等等，这些观念不来自西洋，而是标准的“中国制造”。郭氏反复论及，一再揣摩，不见“二流”之讥，亦不见“半文明”之讥，而是肯定之，实行之，认真阐发之。讲“器物西化”，不足以使中华文明成“二流”；讲“制度西化”，亦不足以使中华文明成“二流”；唯有讲“观念西化”，才可能使中华文明成“二流”。而“观念西化”却是郭嵩焘所不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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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郭氏并未承认“西洋文明优越论”，并未认中国为“文化二流之国”与“半文明之国”，至少在“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层面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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