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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2371 第三节 固守“儒学”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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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2373 姚曙光撰《先行于西学踯躅于理学——郭嵩焘“本末”思想评析》一文,认定:“从先行,到踯躅,到回归,郭嵩焘没有越出儒学的樊篱。”〔25〕并且认为“对儒学自信、自觉、自审,对异质的西方文化有相对平和的心态,一种没有丧失文化主体地位的海纳百川的大气与豪气,体现在一批湖南仕宦和士子的时代应对的言行中。”〔26〕其中郭氏具“重要代表性”。此种判定,就跟“文化二流”或“半文明”之判定,处于刚好相反的地位:郭氏依然是在“中国式思维”的框架下思维,依然固守着“儒学”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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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2375 此种“没有丧失文化主体地位”的大气与豪气,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各人自有不同看法。姚文就持否定的看法,认为“这种文化优越感成为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阻碍”,并认为这是一种“悲剧”〔27〕。著者则持肯定的看法,认为这不是“悲剧”,也非吸收外来文化之“阻碍”,相反还是吸纳消化外来文化之唯一前提。没有这样的“文化主体地位”,而去盲目吸收外来文化,恰如给死马注射强心针,再名贵的药物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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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2377 郭嵩焘倡导的“西化”层次与领域,超过同辈诸公许多,但他却没有放弃这个“文化主体地位”。他撰《大学章句质疑》二卷,是对这个“文化主体地位”的坚守,说:“嵩焘于朱子之书,沉潜有年,而知圣人尽性以尽人物之性,统于明德新民二者,而其道一裕之学。学者,致知诚意,极于修身止矣。致知之道广,而具于心者约;诚意之功严,而尽天下之事固无不包也。格物者,致知之事也。物者何?心身家国天下是也。格物之事何?所以正之修之治之平之者是也。格者,至也,穷极物之理而不遗;格者,又明有所止也,揆度物之情而不逾其则。知此则大学一书完具无缺,数百年之辨争,盖皆求之于外,而于中之要领,有未究也。用其书以求朱子之学深味而行之,可也;强大学之书以从朱子,比类而附之,循章以求之,则亦徒见其陵越而已。”〔28〕又谓:“致知所以在格物者,极吾知之量不能逾乎物之则也,致知即知止之义。”〔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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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2379 又撰《礼记质疑》四十九卷,也是对这个“文化主体地位”的坚守,说:“窃论礼者,征实之书,天下万世人事之所从出也。得其意而万事可以理,不得其意则恐展转以自牾者多也。”〔30〕又说:“化即程子变化气质之化,化者,变之甚也,逐物而流,随物而迁,久之遂与物化,而好恶随以转移。物至之知亦迷惑而丧其守,于是心知气体一沦于物,莫能自主,故曰化物。”〔31〕“味也,声也,色也,人欲之所附以行者也,而天命之精聚焉。人秉五行之秀以生,有口自能知味,有耳自能审声,有目自能辨色,圣人为之判五味之宜,辨五色之正,察五色之文,而天理之流行依乎人心之感应,以为之则。是以味声色三者,五行万物自然之符,即民生日用自然之序,非是则天地之用穷,民生日用之经亦废。人之生生于味声色之各有其情。故礼者,治人情者也,非能绝远人情以为礼者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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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2381 又撰《中庸章句质疑》二卷,也是对这个“文化主体地位”的坚守,说:“嵩焘少读是书,亦时有疑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为达道,尽人所知也,知仁勇之为达德,尽人所能言也,然何以行之一生知安行数者之分为达德言也,所以行之又何义也?中庸于此三者,言之详矣。……读中庸者,能知知仁勇三者之所以行其于圣贤成己成物之功,亦足窥其崖略矣。”〔33〕又谓:“中庸喫紧在慎独,而推本性之原于天,以见人之所以与天地同量者,其原固无二也。……性丽于道而原于天,以待体于人,则人自效其成能而物无与,注以人物各循其自然,而谓之道,疑所谓自然者,天道之无为者也。率乎性而为道,圣人尽性之功也,人道也。天既命于人而有性,而凝之以为道,则此道字不必虚属之天。率性者,人道之有事乎。率也,非循其自然之谓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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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2383 又撰《论士》、《文中子论》、《朱子家礼》五卷、《玉池老人自序》等,又于湖南城南书院、思贤讲舍等地讲论船山学、礼学、庄子学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固守“儒学”与“中学”,坚守中华文明之“文化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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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2385 第四节 儒、西关系之处理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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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2387 学界几乎均不以“中体西用”判郭嵩焘,而是相反,认为他突破了“中体西用”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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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2389 如张良俊《郭嵩焘对“中体西用”模式突破的贡献》一文,就认郭氏“否定了‘中体西用’的认识基础,也揭露了其逻辑荒谬”〔35〕,是对“中体西用”模式的“勇敢挑战”〔36〕。冯吉红《略述郭嵩焘的西方文化观》一文亦认郭氏“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文化取舍模式,开启了维新变法思想的先河”〔37〕,“不拘泥于传统的‘中体西用’模式”〔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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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2391 学界所谓“中体西用”,严格讲来是特指洋务派的儒、西关系处理格式,分解讲来就是“中体中用加西用”,就是吸纳“西用”以卫“中体”。这个格式近代以来受到广泛的批评,其中批评的关键点,是认定“中体”之捍卫乃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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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2393 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要不要捍卫“中体”,而在要捍卫怎样的“中体”;问题的关键也不在要不要吸纳“西用”,而在要吸纳怎样的“西用”。假如洋务派认定的“中体”就是专制制度,就是纲常名教,则这样的“中体”当然是不值得捍卫的;假如洋务派认定的“西用”,就是“器物”,就是“船坚炮利”,则这样的“西用”当然是不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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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2395 从“器物”、“制度”、“文化根本”三个层面来看“中学”与“西学”,则知中、西各有本末与体用。相对于“制度”而言,“器物”是末,是用;相对于“文化根本”而言,“制度”又成为末,成为用。洋务派主张“器物西化”,相对于“制度”而言,当然是一种“中体西用”;但相对于“文化根本”而言,它不过又是一种“中用加西用”。郭嵩焘主张“制度西化”,相对于“制度”而言,它当然突破了“中体西用”之框架;但相对于“文化根本”而言,它依然只是一种“中用加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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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2397 假如我们以“制度”为本,为体,则可判定郭氏突破了、超越了“中体西用”;假如我们以“文化根本”为本,为体,则又可判定郭氏依然属于“中体西用”,只是比洋务派的“中体西用”高了一个层次,可以称之为“高级中体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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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2399 采纳“西学”亦然。主张“器物西化”,只涉及“西用”;主张“制度西化”,亦只涉及“西用”;只有主张“观念西化”,以“西式思维”替代“中式思维”,才涉及“西体”的问题。如此则可发问,郭氏之“西化”已涉及“西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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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2401 《伦敦致李伯相》论“西体”云:“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二百余人,……在此学习律法。……讲求经制出入,谋尽仿效行之。所立电报信局,亦在伦敦学习,有成即设局办理。而学兵法者甚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39〕此处郭氏是以“制度”即“各种创制”为本、体,而以“器物”即“坚船利炮”为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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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2403 《复姚彦嘉》论“西体”云:“鄙人常论办理洋务之节要三:上焉者力求富强之术,……凡为富强,必有其本。人心风俗政教之积,其本也。以今日之人心风俗而求富强,果有当焉,否耶?贤如幼帅,于此亦未能深察也。”〔40〕此处郭氏是以“人心风俗政教”为本、体,而以“富强”为末、用,大致也是以“制度”和“器物”对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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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2405 《寄李傅相》论“中体”云:“富强者,秦汉以来所称太平之盛轨也,行之固有本矣,渐而积之固有基矣。振厉朝纲,勤求吏治,其本也;和辑人民,需以岁月,汲汲求得贤人用之,其基也。未闻处衰敝之俗,行操切之政,而可以致富强者。”〔41〕此处郭氏同样是以“器物”如“富强”等为末、用,而以“制度”如“振厉朝纲,勤求吏治”等为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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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2407 《致李傅相》又论“中体”云:“要之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其见为富强之效者,末也。本者何?纪纲法度、人心风俗是也。无其本而言富强,只益其侵耗而已。贤者于此固当慎之。”〔42〕此处郭氏同样是以“富强”为末、用,而以“制度”如“纪纲法度、人心风俗”等为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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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2409 《与友人论仿行西法》论“中体”与“西体”云:“窃论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常数百年一见,其源由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乐于趋公,以成国家磐固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施行本末,具有次第,然不待取法西洋,而端本足民,则西洋与中国同也。……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43〕此处郭氏中、西并论,同样是以“富强”为末、用,而以“制度”如“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等为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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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2411 《铁路议》再论“中体”与“西体”云:“虽然,为是者有本有末。知其本而后可以论事之当否,知其末而后可以计利之盈绌。本者何?人心风俗而已矣。末者何?通工商之业,立富强之基,凡皆以为利也。人心厚、风俗纯,则本治;公私两得其利,则末治。”〔44〕此处郭氏是以工商、逐利、富强等为末、用,而以“人心风俗”等为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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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2413 又光绪元年《条议海防事宜》论“中体”与“西体”云:“窃以为方今之急,无时无地不宜自强,而行之必有其本,施之必有其方。本者何?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小之吏择人而任之,则本立矣。方者何?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斯利国之方也。”〔45〕此处郭氏亦以“富强”为末、用,而以“制度”为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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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2415 总起来看,郭氏在论及洋务、夷务或西化时,始终是以军事、经济等为末、用,而以政教、风俗等为本、体,这在同辈诸公中,是一种很特别的思维。基此郭氏的“采西学”主张,亦以“采制度”为重点;“采器物”只是“采制度”的预备与基础。他以为“采器物”不是不重要,只是不要以“采器物”为满足。而这就超越了洋务派的立场,在儒、西关系的处理格式方面,构建出一种“高级中体西用论”。这可算是郭氏在儒、西关系处理格式方面的第一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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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2417 郭氏在儒、西关系处理格式方面的第二项贡献,是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论。光绪元年《条议海防事宜》在提出“急通官商之情”、“通筹公私之利”、“兼顾水陆之防”、“先明本未之序”四大建议之后,总论“西学”之本末云:“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46〕此处是明言“西体”与“西用”:“西体”在“朝廷政教”等,属于“制度”层面;“西用”在商贾、造船、制器等,属于“器物”层面。中国有自己之“中体中用”,西洋亦有自己之“西体西用”,这是近代中国思想家首次明确肯定“中西各具本末体用”。从而也就间接否定了“西洋物质文明,中国精神文明”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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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2419 《条议海防事宜》又说:“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而惟任将及出使各国,必国人公推以重其选。”〔47〕此处是讲“学校制度”与“教育制度”,依然还是以“制度”论“西体”,还没有上升到“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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