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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孟子微》者，“以西化儒”之作也。“西”指的就是“西学西理”。“西学西理”指的就是“进化”之说、“平等”之说、“民权”与“民主”之说、“公理”之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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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礼运注》：“以西化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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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亡海外前期，1901—1902年间，康有为避居新加坡、印度，遍注四书，兼注《礼记·礼运》，继续其“以西化儒”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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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运注》之“叙”载于1913年《不忍》杂志第五册，正文则连载未毕。1916年上海广智书局出单行本。全书主旨则以西洋“进化”之说，溶合今文《春秋》之公羊三世说，对《礼记·礼运》分条评注，阐发“孔氏之微言真传”。认为“今者中国已小康矣，而不求进化，泥守旧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认为“进化”之阶梯只能“循序而行”，不能“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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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注》之“叙”云：“读至《礼运》，乃浩然而叹曰：孔子三世之变，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发之明而别之精，古今进化之故，神圣悯世之深，在是矣；相时而推施，并行而不悖，时圣之变通尽利，在是矣。是书也，孔氏之微言真传，万国之无上宝典，而天下群生之起死神方哉！”〔92〕又云：“今者中国已小康矣，而不求进化，泥守旧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也，甚非所以安天下乐群生也，甚非所以崇孔子同大地也。且孔子之神圣，为人道之进化，岂止大同而已哉！”〔93〕此处均以西洋“进化”之说释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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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运》“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一段，康氏释读云：“孔子以群生同出于天，一切平等，民为同胞，物为同气，故常怀大同之志，制太平之法，而生非其时，不能遽行其大道。”〔94〕此处以西洋“平等”之说释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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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一段，康氏释读云：“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三代之英，升平世小康之道也。孔子生据乱世，而志常在太平世，必进化至大同，乃孚素志。至不得已，亦为小康。而皆不逮，此所由顾生民而兴哀也。”又云：“讲信修睦者，国之与国交，人之与人交，皆平等自立，不相侵犯。”又云：“公者，人人如一之谓，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异。分等殊异，此狭隘之小道也；平等公同，此广大之道也。”〔95〕此处以西洋“进化”之说、“平等”之说释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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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运》“孔子曰：呜呼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一段，康氏释读云：“孔子以大同之道不行，乃至夏、殷、周三代之道皆无征而可伤。小康亦不可得，生民不被其泽。久积于心，乃触绪大发，而生哀也。孔子于民主之治，祖述尧舜；君主之治，宪章文武。然周亡于幽、厉，平王夷为列国，王迹已熄，天下不康，遂为乱世。茫茫天地，浮海居夷，亦无所就。既生于鲁，舍之何适？况鲁犹秉礼，犹可一变至道也。”〔96〕此处以西洋“民主”之说释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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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运》“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一段，康氏释读云：“此为人道之义，自一人、一家、一国施之者也。其他国与国交，人与人交，平等而可絜矩，至公而可互行者，则信睦为凡人之公利，争杀为凡人之公患。故讲信修睦，尚让禁夺，实为人道之公理，可行之天下。”〔97〕此处以西洋“平等”之说释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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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运》“五行之动，迭相竭也”一段，康氏释读云：“五行之名，不过化物明理，不必泥金、木、水、火、土也。印度以地、水、火、风为四行，希腊亦同，加以气为一行，此求之实义者。要大地前圣之制，若行其意，犹同近言六十四原质，恐将来亦可破，但在前民用而已。”〔98〕此处以西洋之“希腊哲学”以及科学中“元素”之说释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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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运》“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一段，康氏释读云：“盖物得五行之余气，而人得五行端首之气，故超然贵于万物也。以其有智慧文理，故口能食味，耳能别声，目能被色，精益求精，以求进化，礼以节之，此所以日启文明也。”〔99〕此处以西洋“进化”之说释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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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运》“故圣人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一段，康氏释读云：“如人道之用，不出饮食、衣服、宫室、器械、事为，先王皆有礼以制之。……后此之以楼代屋，以电代火，以机器代人力，皆可例推变通，尽利实，为义之宜也。拘者守旧，自谓得礼，岂知其阻塞进化、大悖圣人之时义哉！此特明礼是无定，随时可起，无可泥守也。”〔100〕此处以西洋“进化”之说释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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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以西化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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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亡海外前期，康有为又补撰《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1901年补作），以稽考形式，阐发孔子笔削《春秋》之微言大义。认为“当今进至升平”，应“君与臣不隔绝而渐平，贵与贱不隔绝而渐平，男与女不压抑而渐平”。又以西洋“政体”学说释读“公羊三世说”：“《春秋》始于据乱，立君主；终于升平，为立宪，君民共主；终于太平，为民主。”全书以此为“释读框架”，解读全部“中国史”与“世界史”，并最终归依于社会渐进、君主立宪、民权平等之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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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之“自序”云：“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夫主乎太平，则人人有自立之权；主乎文明，则事事去野蛮之陋；主乎公，则人人有大同之乐；主乎仁，则物物有得所之安；主乎各明权限，则人人不相侵；主乎与时进化，则变通尽利。”〔101〕又云：“亦庶几孔子太平之仁术、大同之公理不坠于地，中国得奉以进化，大地得增其文明。”〔102〕此处均以西洋之“进化”之说、“平等”之说释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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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卷一“隐公”部分，康氏释读云：“孔子以人世宜由草昧而日进于文明，故孔子日以进化为义，以文明为主。”〔103〕此以西洋“进化”之说为“释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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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每变一世，则愈进于仁。仁必去其抑压之力，令人人自立而平等，故曰升平。至太平，则人人平等，人人自立，远近大小若一，仁之至也。此如土耳其、波斯、印度，则日教以西欧之法度，渐去其生民之压力，而升之于平。而美国之文明，已至升平者，亦当日求进化，乃能至太平也。”“其他一切进化之法，以求进此世运者，皆今日所当有事也。”此处以西洋“平等”之说、“进化”之说为“释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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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分隐公、桓公、庄公（闵公附）、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凡十一卷，全部采西洋“进化”、“平等”或“民权”诸说为“释读框架”，实为发明“西学西理”之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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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卷八“襄公”部分，康氏释读云：“从夷狄而灭人，则中国不复存矣。按孔子所以重中国者，谓先王礼乐、文章、政治之所存，人道之文明也。文明国当崇礼义，不当不仁而自翦伐。然以文明灭文明国，虽无道而文明无损也；若文明国从野蛮以灭文明国，则胥天下而为野蛮，而文明扫地、人道退化矣。此生民非常之大忧也。故孔子不与之。”〔104〕此处以西洋“进化”之说为“释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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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然地势虽殊，种族犹争。生存竞争，强胜弱败，其理一也。峨特之侵于欧北，回部突厥之据君士坦丁，大势亦同。当时希腊恶马其顿为夷狄，而为亚力山大所灭，且混一埃及、波斯。罗马恶沙立曼为夷狄，而为沙立曼所分，遂开今法、德、奥、英，至后世皆以为文明矣。此皆据乱世自然之理。若今则渐入升平世，无复有野蛮乱文明者，只有以文明兼野蛮。至太平之时，则大地种族混合，天下如一，治化大同，无复文明、野蛮之别矣。”〔105〕此处亦以西洋“进化”之说为“释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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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卷九“昭公”部分，康氏释读云：“孔子贵进化而恶退化，以野蛮主文明是退化也，孔子所不许。然孔子所谓中国、夷狄，非以其地也，但以其文野之别耳。中国而能文明也，则可主中国；中国而野蛮也，则亦不可主中国。故孔子至公者也。又别灭、获，以别君臣各得其名分也。野蛮而稍有文明者，则孔子进也。”〔106〕此处以西洋“进化”之说为“释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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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卷十“定公”部分，康氏释读云：“孔子言公，纯乎公理者也。其行而文明也，则野蛮亦文明之；其复野蛮也，则野蛮之。故文明、野蛮无定地，无定人，惟行是视。凡师兵入国，多掠人妻、居人室，此野蛮莫甚之行，而号称文明之国者多行之。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之师入顺天犹然，俄、法、德最甚，此亦还为野蛮者矣。”〔107〕此处亦以西洋“进化”之说为“释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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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卷十一“哀公”部分，康氏释读云：“太平之世，大国小国皆平等，故无所详略。今欧洲希腊、荷兰、比利时、瑞典诸小国，皆与俄、英诸大国平等。日耳曼诸小国，若汉堡、罕伯雷，十数里小国，亦与诸大国平等。乃至南美诸小国，苟得在公法之列，无不平等。亦可谓升平之世矣。”〔108〕此处以西洋“平等”之说为“释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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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之结尾部分云：“《春秋》托始文王，以为人道之始。故一部《春秋》，皆言人道，发人道平等、自立、自主之理，不及鸟兽道。孔子以天为体，以物为胞，众生同出，推恩亦同，但施之有次第耳。故亲亲而后仁民，仁民而后爱物。先其国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至于人人平等自立，远近大小如一，人道备矣，次当德及鸟兽，言及豚鱼。”〔109〕此处以西洋“平等”、“进化”之说为“释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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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人道有正道，文明、平等、自立、仁心、公理，正道也，皆拨乱之法。但正道有三，有据乱之正，有升平之正，有太平之正，各视其时所当世而与之推迁。所谓‘溥博渊泉而时出之’也。孔子有此文明正道，托之鲁《春秋》隐元年至哀十四年史文之中，各寓其义，分张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于是人事浃，王道备。其有同在一时而治化迥异者，如今美国之自由，当进以太平；欧洲之政治，当进以升平；非洲之野蛮，当进以据乱。且据乱之中，又有升平、太平。”〔110〕此处以西洋之“平等”、“进化”之说为“释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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