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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一段，《论语注》释读云：“孔子志在大同、天下为公之世，故最尊尧舜。……其示现之迹，或以君而创民主之事，或以民而为教主之业，广大高明，血气尊亲，然声色之化民，末也。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微妙广远，无所不在，为太平世之民主可也，为乱世之君主可也，为选用舜、禹、皋陶、益可也，兼容共工、驩兜可也。龙蛇杂沓，兰艾并生，此天所以为大也。来为中国之圣人可也，来为此地之教主可也。”〔130〕此处以西洋“君主”、“民主”之说释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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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一段，《论语注》释读云：“盖至孔子而肇制文明之法，垂之后世，乃为人道之始，为文明之王。盖孔子未生以前，乱世野蛮，不足为人道也。盖人道进化以文明为率，而孔子之道尤尚文明。……盖孔子上受天命，为文明之教主、文明之法王，自命如此，并不谦逊矣。”〔131〕此处以西洋“进化”之说、“文明野蛮”之说释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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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先进》“子路问：闻斯行诸”一段，《论语注》释读云：“兼人，谓胜人也。有父兄在，服从之义也。闻斯行之，自由之义也。孔子两义并存，各视其人而药之，亦各视其时而施之。非其时、非其人而妄行自由不可，非其时非其人而妄行服从亦不可也。”〔132〕此处以西洋“自由”之说释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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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一段，《论语注》释读云：“仁者无不爱，而爱同类之人为先。知者无不知，而知善恶之人为当务之急。盖博爱之谓仁，孔子言仁万殊，而此以爱人言仁，实为仁之本义也。”〔133〕此处以西洋“博爱”之说释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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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子路》“樊迟问仁”一段，《论语注》释读云：“此行已接物之公理。公理既备，则不徒在礼义文明之邦皆尊信，即在夷狄野蛮之国，而公理不可废，亦必不见弃也。仁本为公理，人能尽公理者，无在而不可行焉矣。”〔134〕此处以西洋“公理”之说释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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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子路》“子赣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一段，《论语注》释读云：“此为采乡评、合公论言之。风俗未美，则乡论亦不可据。…圣人之论人，不采诸众誉，而并察诸众毁，盖不为恶人所毁，亦必无可信者也。后世仅知采众好，则所得皆媚世合污之人，所由不入于尧舜之道也。若行议会之选举，先选一次举乡望之善者，乃由众善者复选之，庶几得人。然若不善人多而善人少，则好恶必失其真矣。”〔135〕此处以西洋“选举”之制释读儒学，然主旨在说明中土“选举”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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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宪问》“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一段，《论语注》释读云：“若仁，则为元德，有恻怛之心，博爱之理，天地一体，万物同气，能制其魄者。仅能克己自守，尚未有益于人，故未及能仁也，故孔子云不知。”〔136〕此处以西洋“博爱”之说释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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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一段，《论语注》释读云：“不分种族，皆与安平，此尧舜犹病不能，极言其难也。安人，小康之治也；安百姓，大同之治也。而必始于修己以敬，自明其明德，而后明明德于天下也。为治无论如何，务在安之。而已安之，必养其欲，适其性，因其情。束缚压制，则不能安，自由自立，而后能安。圣人之所以为圣，日思所以安人者而已。”〔137〕此处以西洋“自由”、“平等”之说释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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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一段，《论语注》释读云：“舜任官得人，故无为而治。盖民主之治，有宪法之定章，有议院之公议，行政之官，悉由师锡，公举得人。故但恭己，无为而可治。若不恭己，则恣用君权，挠犯宪法，亦不能治也。故无为而治，君无责任，而要在恭己矣。此明君主立宪，及民主责任政府之法。今欧人行之，为孔子预言之大义也。”〔138〕此处以西洋“民主”、“君主立宪”之制释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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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季氏》“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一段，《论语注》释读云：“此言近虽为季氏发，然太平大同之治，亦不过均而已，均则无贫。今各国人群会党宗旨，不出于此，岂非至言乎？〔139〕此处以西洋“人群会党”之制释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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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季氏》“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段，《论语注》释读云：“由此推之，一统之君主专制，百世希不失。盖由乱世而至升平，则君主或为民主矣。大地各国略近，三千年皆大变，亦自然之数也。故孔子言继周百世可知，言百世之后如夏商周，君主之治也。”〔140〕此处以西洋“君主民主”之说释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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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政在大夫”一段，《论语注》释读云：“政在大夫，盖君主立宪。有道，谓升平也。君主不负责任，故大夫任其政。”又云：“大同，天下为公，则政由国民公议。盖太平制，有道之至也。此章明三世之义，与《春秋》合。”〔141〕此处以西洋“君主立宪”之说、“国民公议”之说释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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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子张》“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一段，《论语注》释读云：“百家众技，凡有立于世者，其中各有精妙，有可观览，……不如孔子之大道，故君子择焉，忘乎大道，则不暇为小道也。此子夏专为学孔子大道发之，乃为传教之高言。而天下之人甚多，安得尽为传教者？但各执一技，求精致用。近世若哥白尼之天文学、斯密亚丹之资生学、奈端之重学、富兰克令之电学、华忒之机器，皆转移世宙，利物前民，致远甚矣。言各有为，学者勿泥于言，而不通其意也。”〔142〕此处以西洋“科学”释读儒学，视“科学”为“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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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子张》“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一段，《论语注》释读云：“孔门教人，以求仁为事。但空言博爱无私，从何下手？故必自道问学、尊德性先之。此皆学问、思辨之事，未及乎力行而为仁。”〔143〕此处以西洋“博爱”之说释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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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尧曰》“宽则得众，敏则有功，公则说”一段，《论语注》释读云：“论帝王之德，心有此三者乃成。……《孟子》于终篇述尧、舜、汤、文，《论语》终篇亦论尧、舜、汤、武，一以见民主公天下之善，一以见革命诛民贼之功。皆孔门之微言，托于终篇以寓大义者也。”〔144〕此处以西洋“民主”、“革命”之说释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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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尧曰》“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一段，《论语注》释读云：“民利于佚乐，则食味、别声、被色而歌舞之；民利于自由，则言论思想，听其自由；民利于公同，则合民之所有，而为之立公路、公学、公囿、公养疾、公养老。皆不费于国而民大得。所因者，国家全不干预；为政者，但代民经理而已。孔子此言，尽为政之法矣。为国事而自行保护，为公众而自享利益，虽人人为兵，亦不敢怨。凡有仁政，皆立举行，仁声仁闻，洋溢天地，得所欲矣，而未尝贪。小大众寡，皆天所生，人人平等，不须严卫。……今美国利民之道，仁民之制，劳民之方，平等之制，皆行孔子之政。言简意该，以此继帝王之道，可为平世民政之法也。”〔145〕此处以西洋“自由”之说、“平等”之说以及“美国利民之道”等释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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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论语注》者，“以西化儒”之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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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大同书》：从“以西化儒”转向“儒（中）西并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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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亡海外前期，避居印度期间，康有为又撰《大同书》，完成其“以西化儒”之旅，并同时转向“儒西并尊”与“中西并尊”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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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书》初成于清光绪二十七至二十八年间（1901—1902），后经屡次增补，至晚年定居上海时方成定稿。先在《不忍》杂志刊发甲、乙两部（1913），后由上海长兴书局出版单行本（1919），中华书局又出钱定安整理之十卷本（1935）。另有北京古籍出版社本（1956）及英国伦敦英译本（195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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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书》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是一部“普世价值”之作。今之学者言“普世价值”者众，然不及康有为者多有。时间上晚康氏百年不说，思想上几尽以“西学西理”为“普世价值”，远不及康氏“儒（中）西并尊”之“学问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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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若地球上现有之文明全是“旧楼”，如中华文明为“旧东楼”，伊斯兰文明为“旧中楼”，西洋文明为“旧西楼”，其他文明为“旧配楼”；又设若我们要重建的人类文明是“新楼”，我们要构建的“普世价值”为“新楼”。则我们要问：推到“旧楼”而砌“新楼”，“旧楼”价值几何？“新楼”何以能立？凭空而砌“新楼”是不可能的，砌“新楼”必以“旧楼”为材料。如此则我们要问：“旧东楼”能贡献材料吗？能贡献何种材料？“旧西楼”能贡献材料吗？能贡献何种材料？“旧配楼”能贡献材料吗？能贡献何种材料？今之言“普世价值”者，必须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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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大同书》，就是推倒全部“旧楼”而重砌“新楼”之一部书，这“新楼”的名字叫“太平”或“大同”，通行其中的价值观就是所谓“普世价值”。然则康有为重砌“新楼”，回答了上述问题没有呢？答曰：回答了。他在《大同书》之结尾说：“耶教以尊天爱人为诲善，以悔罪末断为悚恶，太平之世，自能爱人，自能无罪；知天演之自然，则天不尊，知无量众魂之难立待于空虚，则不信末日之断，耶稣之教，至大同则灭矣。回教言国，言君臣、夫妇之纲统，一入大同即灭，虽有魂学，皆称天而行，粗浅不足征信，其灭更先。大同太平则孔子之志也，至于是时，孔子之三世之说已尽行，惟《易》之阴阳消息，可传而不显矣，盖病已除矣，无所用药，岸已登矣，筏亦当舍。故大同之世，惟神仙与佛学二者大行。盖大同者，世间法之极；而仙学者长生不死，尤世间法之极也；佛学者不生不灭，不离乎世而出乎世间，尤出乎大同之外也。至是则去乎人境而入乎仙、佛之境，于是仙、佛之学方始矣。仙学太粗，其微言奥理无多，令人醉心者有限；若佛学之博大精微，至于言语道断，心行路绝，虽有圣哲无所措手，其所包容尤为深远。况又有五胜三明之妙术，神通连用，更为灵奇。故大同之后，始为仙学，后为佛学，下智为仙学，上智为佛学。仙、佛之后则为天游之学矣，吾别有书。”〔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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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氏心目中的学问序列是这样的：“西学西理”如耶教、进化论等，只代表“升平世”之价值，至“大同世”则灭；伊斯兰文明着意于国家、君臣、夫妇之纲统，亦只代表“升平世”之价值，至“大同世”则灭；“中学中理”如孔子之学，则代表“太平世”之价值，为“世间法”之极致，但不适用于“出世间”；“中学中理”如仙学与佛学，则代表“出世间”之价值，适用于“大同世”实现之后，其顺序又是先仙学，后佛学；仙学、佛学之后，则是所谓“天游之学”。简言之，康氏心目中的学问序列是：第一层是“西学西理”与伊斯兰文明；第二层是孔子之学；第三层是仙学与佛学；第四层是“天游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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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层《大同书》言之不详，兹另论。就前三层而言，能贡献于“普世价值”最大者，当为仙学与佛学，其次是孔子之学，其次是“西学西理”与伊斯兰文明。由于《大同书》所砌之“新楼”，以“太平”、“大同”为主体，不以“升平”为归宿，于是“普世价值”之构成就以“孔子之学”为主，兼及仙学与佛学。总之“普世价值”者，在康氏心目中主体乃是“中学中理”，而非“西学西理”，与当今学界尽以“西学西理”为“普世价值”者，刚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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