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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正《大同书》之价值所在。《大同书》者，光大“中学中理”之作也。至少，乃是“儒（中）西并尊”之作也。且看其“抑西”之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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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老寿之苦”，《大同书》云：“欧美人人自立，然老而贫者，子更不养，穷独无告；老而富者，亲戚毒之以分其产，寡得保首领以没者。是故贫贱而寿，则有沟壑断弃之忧；富贵而寿，则有死丧疾病之苦。”〔147〕西洋“人人自立”之价值观，并不优于中土“父慈子孝”之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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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有国之害”，《大同书》云：“泰西兵祸尤剧。自埃及、巴比伦、西里亚、啡尼基、希腊各国相争互攻，时战时和，与我春秋同，今不详及。……及拿破起，三年间破意大利，并伦巴国，侵奥而再破之，虏教王，平埃及，攻西里亚。虽海军为英将军鼐利孙所破，又与英、奥、俄、突、奈波里五联军战。及为帝，破奥、俄之联军，取奈波里，覆巴泰非，灭西班牙、葡萄牙，与英大战。大破奥而割其地，且并荷兰。后以五十五万人攻俄，死者三十万。各国皆反击法军而复立其后，歼法军于滑铁卢，而流拿破，兵祸乃止，然欧人死五百万。故夫亚历山大、嬴政、摩诃末、成吉斯、拿破者，皆古今命世之雄，而杀人如麻，实莫大之民贼也。……统欧洲自罗马以还，大战八百余，小战勿论，其膏涂原野，惨状何可言耶！”〔148〕西洋盛赞之“国家主义”价值观，并不优于中土所持之“天下主义”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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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去种界同人类”，《大同书》云：“美洲烟剪之土人，今皆为白人所驱，所余不及百万。澳洲之土人，百年前数凡百万，今仅万数。檀香山之岛人，今亦零落余数万。即印度数千年前之土民，亦为亚利安族所夷灭。以此而推，今若非洲之黑人虽有万万，千数百年后皆为白人所夷灭，否则白黑交种，同化于白人，此天演之天可逃者也。……故放黑奴之高义，林肯能糜兵流血以为之。而至今美国之人，不肯与黑人齿，不许黑人同席而食，同席而坐，不许黑人入头等之舟车，不许黑人入客店。黑人之被选举为小吏者，美国人犹共挤之。黑人之有学行着，总统礼之，美国人犹非笑之。”〔149〕西洋高举“人人平等”之价值观、“人权”之价值观，原来不过是“种族灭绝”与“种族歧视”之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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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妇女之苦”，《大同书》云：“男与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共受天权一也。人之男身，既知天与人权所在，而求与闻国政，亦何抑女子，攘其权哉！女子亦何得听男子独善其权，而不任其天职哉！若谓女子无才识耶，则如罗兰夫人实为法国党魁，驱率群议员而受命矣，岂不能胜一议员之任耶！其他各国女才，著书言国政，助夫任大事者，无待缕数矣。而各国举大统领、宰相者未闻，乃至并数百之议员，不闻举一女子参预其列。夫国之有代议员者，原取诸民，一以明公共平等之义，一以选才识通达之人。夫以才识论，则数万万之女子，夫岂无人；以公共平等论，则君与民且当平，况男子之与女子乎！贵女且为帝王，过于贱男子多矣，岂能为帝王而不能为议员欤！甚怪欧美日言平等，而乃不平若是也！男子既以同形，党而力抑女子，已为可怪；女子亦自安于异形党，退谢而不求，尤为可奇。”〔150〕西洋所谓“男女平等”之背后，施行的亦不过是“男尊女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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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欧美人子之薄报”，《大同书》云：“然今欧美号称文明者也，其父母之养子教子，劬劳辛勤，无以异于中国也。……至于父老母寡，亦绝无同居迎养之事，无问寝视膳之仪，无疾痛疴痒之义。其子而富贵也，则日赴燕会游戏，仅偕其妇，无有如中国之奉养侍游者。……欧美人营业逐利，无远不届，既少子孙常住，又多岁月即迁，无宗族之同居，无祠庙之追远，盖视墓亦不数十年而置之，仅悬遗像以寄相思，亦不过与良朋等耳。此后无春秋之祭，无忌日之思，无孙、曾、云、来之贻，以视中国世传数十，祠墓常修，祭祀常洁，思慕常感者，其去极远矣，其报太薄矣。”〔151〕西洋之“薄报”不比中土之“厚报”更“文明”，倡导“薄报”并不就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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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欧美薄父母由于重夫妇”，《大同书》云：“夫今欧美之治近于升平矣，然父子之道何其有施而无报哉，何以知有夫妇而不知有父子如此哉！何以夫妇同乐而致老父寡母煢煢寡懽、饥寒无养如此哉！推其立义，盖本于自由自立而来。……然因是之故，乃至父母贫病而不见侍养，人子富贵而不预懽游。父子既不同居，祖孙更同陌路。吾与欧美人游，寡见有抚其孙者，况曾玄乎！乃至老父寡母，煢独寡懽，穷困无养而亦听之，律以欠借不还之道，义既不完，理亦不公。盖徇夫妇之欲而忘父母之恩，违谬甚矣！”〔152〕西洋“重夫妇而轻父母”，比之中土“重父母而轻夫妇”，究竟哪一种更“文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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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商不行大同则人种生诈性而多余货以殄物”，《大同书》云：“近自天演之说鸣，竞争之义视为至理，故国与国陈兵相视，以吞灭为固然。人与人机诈相陷，以欺凌为得计。百事万业，皆祖竞争，以才智由竞争而后进，器艺由竞争而后精，以为优胜劣败乃天则之自然，而生计商业之中，尤以竞争为大义。此一端之说耳，岂徒坏人心术，又复倾人身家，岂知裁成天道、辅相天宜者哉！”西洋“优胜劣败”之说，莫非比中土“裁成天道、辅相天宜”之说更“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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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全地大同公政府政体”，《大同书》云：“政党之事，惟竞争乃能进化，不竞争则不进，然竞争则坏人心术矣。今立宪之政体，其行政之诸长皆出于全国政党竞争，大昏博夜，喧走道途，号召徒党，密谋相攻，或至动兵行刺。若议举之先，兆人万众旁皇奔走，大罗酒食以媚庶人，所取既未必公，即公亦出大争，坏人心术，侵人根种，此大不可。大同之世，无有国争，无秘谋，大举须假权于行政之长及立统领之人。万几、百政、法律、章程、皆由大地大众公议，余事则各度小政府专行，事事皆由公举。”〔153〕“政党政治”者，“据乱世之政”也，其义未达“升平”，何以能成“普世价值”？“政党政治”只适宜于“据乱世”，其非人类政治之终极诉求者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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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四禁”，《大同书》云：“人之性也，莫不自私。夫惟自私，故事竞争，此自无始已来受种已然。原人之始，所以战胜于禽兽而独保人类，据有全地，实赖其有自私竞争致胜之功也。其始有身，只知有身而自私其身，于是争他身之所有以相杀；其后有家，则只私其家，于是争他家之所有以相杀；有姓族部落，则只私其姓族部落，于是争他姓族部落之所有以相杀；有国，则只私其国，于是争他国之所有以相杀；有种，则只私其种，于是争他种之所有以相杀。以强凌弱，以勇欺怯，以诈欺愚，以众暴寡。其妄谬而有一知半解如达尔文者，则创天演之说，以为天之使然，导人以竞争为大义，于是竞争为古今世界公共之至恶物者，遂揭日月而行，贤者皆奉之而不耻，于是全地莽莽，皆为铁血，此其大罪过于洪水甚矣！夫天演者，无知之物也；人义者，有性识之物也。人道所以合群，所以能太平者，以其本有爱质而扩充之，因以裁成天道、辅相天宜，而止于至善，极于大同，乃能大众得其乐利。若循天演之例，则普大地人类……卒为大鸟兽所食而已。”〔154〕“一知半解”、“古今世界公共之至恶物”、“大罪过于洪水甚矣”等言，乃是康有为对西洋“进化论”所作之最严厉的批评，直可为章太炎“俱分进化论”（1906）之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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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西”言论之外，《大同书》又常言“西不如中”。兹略举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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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人有不忍之心”，《大同书》云：“欧美略近升平，而妇女为人私属，其去公理远矣，其于求乐之道亦未至焉。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忧之，故立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曰‘穷则变’，曰‘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盖深虑守道者不知变而永从苦道也。”〔155〕“西学西理”的最高境界，只及“升平”而已，“中学中理”则于“升平”之上立“太平”、“小康”之上立“大同”，两相比较，“西不如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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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压制之苦”，《大同书》云：“欧洲号称文明，而贵族、僧族、士族、平民族、佃民族、奴族，虽经今千年之竞争大戮，而诸级未能尽去，至今贵族、平民两争峙焉。缅甸、马，王族，贵族、平民、奴族之分愈甚。大抵愈野蛮，则阶级愈多，愈文明，则阶级愈少，此其比例也。中国有一事过绝大地者，其为寡阶级乎！……孔子首扫阶级之制，讥世卿，立大夫不世卿、士无官之义。经秦汉灭后，贵族扫尽，人人平等，皆为齐民。虽陈群立九品之制，晋复有华腴寒素之分，显官皆起自高门，寒族不得居大位。然至唐时以科举取士，人人皆可登高科而膺仕，有才则白屋之子可至公卿，非才则公卿之孙流为皂隶，自非乐丐奴虏之贱，无人不可以登庸，遂至于全中国绝无阶级。以视印度、欧洲辨族分级之苦，其平等自由之乐，有若天堂之视地狱焉。此真孔子之大功哉！”〔156〕欧美号称“平等”，然“阶级”甚严；中土被西洋指责为“无平等”，然全无“阶级”。可知西洋不比中土更文明，由“无阶级”一点可确证“西不如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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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孝报欧美不如中国，耶教不如孔教”，《大同书》云：“今欧美人之养子，亦赖其国律有养子之责，故不得已而养之。假无国律，必皆如法之妇人，无有愿出力以养子者。……故欧美富人之死，多以千百万之藏施于公家之学堂医院，盖以子亦不亲，既已费无利之大本，岂再甘以一生赀本尽与之哉？盖亦人情之自然也。夫父子天性，岂待国律责之哉！凡律者，皆不得已强人之情而为之者也。中国无此律，而爱子尤挚，育子尤多，而一生所得功业尽遗其子，盖报与不报之异也。或谓人为天生，非父母所得而私也，人为国民，非父母所得而有也。耶教尊天而轻父母，斯巴达重国而合国民，故其报父母亦甚轻也。然报施者天理也，子而为天养育，为国养育，不须父母之抚养，则不报可也。既已藉父母而后能育能成，已受父母莫大无穷之恩矣，而无锱铢之报，非道也。故人子而经父母之顾复、抚育、教学者，宜立孝以报其德。吾从中国也，吾从孔子也！”〔157〕“欧美不如中国”，岂只在“孝报”一端？“耶教不如孔教”，岂只在“孝报”一端？“欧美不如中国”、“耶教不如孔教”，乃是康有为儒学思想中之关键命题，惜学者不重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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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书》有“抑西”之论，有“西不如中”之论，然则《大同书》只为“抑西”之作吗？是又不然。于“普世价值”而言，“中学中理”合者则尊之，违者则抑之；同理，“西学西理”合者则尊之，违者则抑之。换言之，在康有为之理论架构中，“普世价值”非尽为“西学西理”，故对“西学西理”有尊有抑；“普世价值”非尽为“中学中理”，故对“中学中理”亦同样有尊有抑。尊“西学西理”及“中学中理”，吾人称之为“儒（中）西并尊”；抑“西学西理”及“中学中理”，吾人称之为“儒（中）西并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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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欲去国害必自弭兵破国界始”，《大同书》云：“然则欲弭兵而去国，天下为一，大地大同，岂非仁人结想之虚愿哉？然观今之势，虽国义不能骤去，兵争不能遽弭，而以公理言之，人心观之，大势所趋，将来所至，有必讫于大同而后已者，但需以年岁，行以曲折耳。孔子之太平世，佛之莲花世界，列子之甔瓶山，达尔文之乌托邦，实境而非空想焉。”〔158〕“孔子之太平世”，儒也；“达尔文之乌托邦”，西也。此处当为“儒西并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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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中西有无族制之得失”，《大同书》云：“夫中国祠墓之重，尊祖追远之义至美矣，其不祭祠墓者，是为忘本，至不教矣，而大地各文明国咸无之。印度则焚其先骸而无墓焉，欧人之于墓，于子礼，于孙止，子他徙则亦止，若祠庙则万国所无也。中国敬宗收族之事至美，族人之所赖矣，然亦万国之所无也。而欧美之以文明称，以强大称，且过于中国也。欧美之捐千百万金钱，以为学院、医院、恤贫、养老院，以泽被一国者，不可数也。就收族之道，则西不如中；就博遍之广，则中不如西。是二道者，果孰愈乎？夫行仁者，小不如大，狭不如广。以是决之，则中国长于自殖其种，自亲其亲，然于行仁狭矣，不如欧美之广大矣。仁道既因族制而狭，至于家制则亦然。”〔159〕一方面讲“西不如中”，一方面又讲“中不如西”，是一个“儒（中）西并尊”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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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奖仁”，《大同书》云：“即前古之教主圣哲，亦以大同之公理品其得失高下，而合祀以崇敬之。亦有限制焉，凡其有功于人类、波及人世大群者乃得列。若其仅有功于一国者，则虽若管仲、诸葛亮之才，摈而不得与也；若乐毅、王猛、耶律楚材、俾士麦者，则在民贼之列，当刻名而攻之，抑不足算矣。若汉武帝、光武、唐太宗皆有文明之影响波及亚洲，与拿破之大倡民权为有功后世者也。自诸教主外，若老子、张道陵、周、程、朱、张、王、余、真、王阳明、袁了凡，皆有影响于世界者也；日本之亲鸾、耶教之玛丁路德，亦创新教教者也；印度若羯摩、富兰那、玛努与佛及九十六道与诸杂教之祖；欧美则近世创新诸哲，若科仑布、倍根、佛兰诗士。凡有功于民者，皆可尊之。”〔160〕马丁·路德、培根诸辈，西士也；老子、程、朱诸辈，中士也。此处当为“中西并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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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中）西并尊”的反面，当然就是“儒（中）西并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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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刑措”，《大同书》云：“夫公理本无善恶是非，皆听圣者之所立。佛法戒淫，则孔子之有妻亦犯戒律，当堕地狱矣；孔子言不孝无后为大，则佛、耶二教主亦犯戒律矣；莲华生、亲鸾及玛丁路德公然在佛、耶界内创新教而行淫，然天下亦无有非之者，且多从之者；西藏红教居大半，皆居莲华；日本亲鸾教，从者人过千万；路德新教，则过万万矣。故知善恶难定，是非随时，惟是非善恶皆由人生，公理亦由人定。我仪图之，凡有害于人者则为非，无害于人者则为是。”〔161〕“公理本无是非善恶”、“公理亦由人定”之类，乃是康有为有关“普世价值”之关键命题。由是而观，西之人以“西学西理”为“普世价值”，中之人以“中学中理”为“普世价值”，均在情理之中。惟中之人自我阉割，净以“西学西理”为“普世价值”，则超出情理矣！此段言论可谓“儒西并尊”与“儒西并抑”之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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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去类界爱众生”，《大同书》云：“孔子以祖宗为类之中，故尊父母。子女者爱类之本也，兄弟宗族者爱类之推也，夫妇者爱类之交也。若使与兽交者，则不爱之矣。自此而推之，朋友者，以类之同声气而爱之也；居臣者，以类之同事势而爱之也；乡党者，以类之同居处而爱之也；为邑人、国人、世界人，以类之同居远近而为爱之厚薄也。以形体之一类为限，因而经营之，文饰之，制度之，故杀人者死，救人者赏，济人者誉，若杀他物者无罪，救济他物者无功。尽古今诸圣聪明才力之所营者，不过以爱其人类，保其人类，私其人类而止。若摩西、摩诃末者，以立国为事，自私其乡国，率人以食人，其为隘陋残忍，不待摈斥。即中国诸圣乎，耶稣乎，祚乐阿士对乎，索格拉底乎，言论心思之所注，亦不过私其同形之人类，于天生万亿兆物之中，仅私一物，爱一物，保一物。以私一物，爱一物，保一物，则不惮杀戮万物，矫揉万物，刻斵万物，以日奉其同形之一物。其于天也，于爱德也，所得不过万亿兆之一也；其于公理也，于爱德也，所失已万亿兆之多。已乎，已乎，公之难乎，爱德之羞乎！”〔162〕此处斥责“人类中心论”，是连同“中国诸圣”与西洋耶稣、苏格拉底等并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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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书》讲“抑西”，讲“西不如中”，同时又讲“抑中”，讲“中不如西”，此为“儒（中）西并抑”之立场；《大同书》讲“尊西”，讲“中不如西”，同时又讲“尊中”，讲“西不如中”，此为“儒（中）西并尊”之立场。合而言之，就是“儒西并尊”与“中西并尊”。前文已言，《大同书》乃是康有为儒学思想之转折点：从“以西化儒”转向“儒西并尊”，从“以西化中”转向“中西并尊”。转变后的立场，上文已证之。然则《大同书》中，还能见及“以西化儒”、“以西化中”之立场吗？答曰：还能见及。兹略举几例以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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