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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压制之苦”，《大同书》云：“遂至于全中国绝无阶级，以视印度、欧洲辨族分级之苦，其平等自由之乐有若天堂之视地狱焉，此真孔子之大功哉！”〔163〕此处以西洋“平等自由”之说释读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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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初设公议政府为大同之始”，《大同书》云：“各国主权甚大，公政府不能设总统，并不能立总理。但立议长，于派遣各员中公举为之，以举者多数充选，如联军之有统帅也。然议长并无权，不过处众人之中，凡两议人相等者，多一人之数以决所从耳。自尔之后，公政府体裁坚定，孔子曰：见群龙无首，吉，乾元用九，天下治也。”〔164〕论及“四禁”，《大同书》又云：“太平之世，人人平等，无有臣妾奴隶，无有君主统领，无有教主教皇，孔子所谓‘见群龙无首天下治’之世也。”〔165〕此处以西洋“公政府”之说及“平等”之说释读“群龙无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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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去级界平民族”，《大同书》云：“方今各国，奴隶之制尽解，卖家人口之风已禁，即俄最多奴，亦已除免。我国孔子创无奴之义，光武实施免奴之制，实于大地首行之，其于平等之道有光哉！林肯以铁血行之，风动大地，然尚为光武之后学而已。”〔166〕又云：“孔子手定六经，灭去奴隶，其于人类，有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之等，无有为奴者也。故六经无‘奴隶’字，《论语》‘箕子为奴’，盖攻纣之暴以叔父为奴用耳，非真奴也。……嗟乎，孔教之行，免奴之制，中国先创二千年矣，真于大地最光哉！”〔167〕此处均以西洋“废奴”之事与“平等”之说释读“孔子”与“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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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妇女之苦”，《大同书》又云：“欧美则妇女一嫁，即改姓从夫，……夫名与身孰大乎？人所以光耀于千万年，震动于千万里，皆以名存故也，故志士舍身而殉名，以名重于身也。齐景为国君而名不称，伯夷饿死而百世称之，孔子曰：疾没世而名不称。今乃夺人姓名，其悖公理而争天权，尤莫甚焉！此惟唐宋君主专制之威，乃间有夺人之宗而赐姓者，而欧美之男子，乃人人尽夺妇女之姓字，——今世所诵称之罗兰，实其夫姓名也。——此其与君主之专制间有夺姓者，尤过之。孔子之著《春秋》也，于鲁女曰伯姬，曰季姬，于夫人曰成风，曰齐姜，明著其姓字，何尝如欧美从夫之姓，亦何有以夫姓冠其本姓，如近世之陈女配李姓即称为李陈氏者哉！此孔子立女子之平等自立之大义也，而何可背之哉！”又云：“《礼运》记孔子之立大同制也，曰‘女有归’，‘归’者，岿然独立之象，所以存其自立之权也。”〔168〕此处以“女子之平等自立”之说释读孔子，并以此斥责欧美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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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抑女有害于立国传种，宜解禁变法，升同男子，乃合公理而益人种”，《大同书》云：“治分三世，次第救援：囚奴者，刑禁者，先行解放，此为据乱；禁交接、宴会、出入、游观者，解同欧美之风，是谓升平；禁仕宦，选举、议员、公民者，许依男子之例，是谓太平。此孔子之垂教，实千圣之同心，以扫除千万年女子之害，置之平等，底之大同，然后无量年、无量数之女身者，庶得免焉。”〔169〕此处以“平等”之说释读“孔子之垂教”，并低判欧美为“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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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大同书》中，第二期“以西化儒（中）”之立场犹在，但已不是主体框架。《大同书》之主体框架，已转向“儒西并尊”与“中西并尊”。自此而言，《大同书》乃是康有为第二期立场之终结，又是其第三期立场之开端。第三期主体立场为“儒西并尊”与“中西并尊”；亦或有“以西化儒（中）”之立场参杂其间，然不再为主体矣。康有为出亡海外，亲历西洋各国，所见并非如想象中之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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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第三期：“儒（中）西并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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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游记与《会见记》：“儒（中）西并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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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亡海外后期（1903—1913），乃是康有为儒学思想之第三期，其基本格式为“儒（中）西并尊”。兹略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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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撰《意大利游记》，“尊西”与“尊中”并具。其言曰：“今者重都府、通道路、速邮传、立银行四大政，与其法律大行于欧洲，为盛强之一大原因焉。我国地土广大逾罗马，而不知大治道路以速通之；以金银贮库，而不知立国家银行以操纵财权焉。于以文明不兴，盗乱难平，财货绌滞，甚非统驭大国之道，则愧于罗马矣。而数千年无一作者，道路间有开辟，而银行未识创设。以唐太宗、宋艺祖、明太祖及燕王棣之雄武硕画，才臣如鲫，而思不及此，岂不异哉！”〔170〕此为“尊西”之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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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今欧洲新理，多皆国争之具，其去孔子大道远矣。一二妄人，好持新说，以炫其博。迷于一时之权利，而妄攻道德。乃辄敢攻及孔子，以为媚外之倡。必欲使己国数千年文明尽倒，国教俱无，而后快其猖狂纵欲之私，以助其成名之具，无论其力未能也。”又云：“吾昔者视欧美过高，以为可渐至大同，由今按之，则升平尚未至也。孔子于今日，犹为大医王，无有能易之者。”〔171〕此均“尊中”之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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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佛兼爱众生，而耶氏以鸟兽为天之生以供人食，其道狭小，不如佛矣，他日必以此见攻。……耶教以天为父，令人人有四海兄弟之爱心，此其于欧美及非亚之间，其补益于人心不鲜。但施之中国，则一切之说，皆我旧教之所有。”此并尊“西学西理”与“西学中理”之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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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又撰《德国游记》，亦采“儒（中）西并尊”之立场。其“尊西”云：“尝论德近世人才，以路德、康德、俾土麦为三杰。路德创新教而拨旧教，为欧土教门之杰第一；康德兼综心、物二理，集欧土哲理之大成，为哲理之杰第一；俾士麦合日耳曼数十邦为一统，文治武功俱冠欧土，为功业之杰第一。三杰俱生于德，教宗、哲理、功业三者俱占第一，亦足见日耳曼人才之盛矣。”〔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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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尊儒”云：“观此乃叹孔子之粹美也。即佛、梵尚不至酿大争乱焉，胜于耶、回矣。盖立教太强，强则必争，种祸之因在此。孔子之道宽柔以教，故失之弱；然因乎人情，而又为三统三世以待其变，其兹可久乎！”〔173〕又云：“夫中国民但无选举权耳，若论自由，则自由之年代，自由之程度，已至先而至极矣。”〔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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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路德创开新教，今四百年间行遍大地，已逾万万人，实为日耳曼第一人才。以儒教之朱子、佛教之慧能比之，拨弃旧教而一统则过之，若法力气势之披猖，似尚未能逮彼也。”〔175〕此为“中西并尊”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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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之《英国监布烈住大学华文总教习斋路士会见记》，乃是康有为儒学思想方面的一份重要文献，也是“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史”上的一件重要作品。文中批判“以欧美一日之富强而尽媚之”、“见吾国一日之弱遂以为绝无足取焉”之学风，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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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记》反对以“媚外自轻”、“媚外自弃”、“媚外忘耻”之方式处理儒（中）西关系，然则其正面主张又如何呢？答曰：“儒（中）西并尊”。其言曰：“吾观夫欧人之变法也，利用其新，而不必尽弃其旧。英尤有焉！双轮并驰，徐以俟其得失耳。……斟之酌之，损之益之，断之续之，务得其宜，则变通尽利矣。”〔176〕“用新留旧”，“双轮并驰”，此即为欧人之变法模式，亦当为中国之变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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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记》又云：“吾国向来只知保守，当万国交通竞争之世，而行以数千年朽弊在之旧法，必不能竞存于新世之中，是则不可不大变。故当戊戌时，吾甘冒犯一国之怒而毅然思变之。今之时，人人亦既知变，则应就轨道之可循者寻求之，亦有宜温故存旧者。苟不问其可否，一概屏除，见西法则师之，见我法即弃之，既不能保存国粹，则无深情雅性、逸旨高怀，而人格斯下。且夫一国之立，自有其固定之精神，不在其表面之形式。若只知事事从人，以顺为正，是奴仆也。此在野蛮之国则可，岂具有数千年文明之中国而亦甘为婢妾之行哉？”〔177〕一方面是“温故存旧”，一方面是“师法欧美”，二者并举，方为正途。合而言之，就是“温故知新”：不能只讲“故”而不讲“新”，亦不能只讲“新”而不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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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记》亦有“物质救国”之主张，云：“吾夙昔未出游，因就欧美百年来之表面观之，惊惧颇甚，以为其教化之至极盛矣。今既久进其国，乃觉彼之俗化尚远不若我东汉及宋明之世，不过道路、宫室、器用、兵械之精良，乃因新学之汽电发明而遂超我，与教化都不相关也。吾国苟稍能致力物质，自强之后，通译诸经之精义微言，则最切于人道，而为彼土所未能至者。……而今欧美则犹在据乱之时期，欲升平而未之至也。”〔178〕又云：“要之，吾国人得种之慧，好学之笃，横大地而无与让。……而挟吾国人士之多，以讲求物质，妙抒新理，则吾国之盛强，吾学之修明，万国应无与我竞者矣！”〔179〕以上均倡“物质救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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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救国论”本身就是一个“儒（中）西并尊”的方案：“物质”方面“尊西”，“教化”方面“尊儒（中）”。故《会见记》亟言“中国教化”之重要性：“吾国人士，若不念神明之种而甘为野蛮禽兽也，则相约而从之，曰中国无教、无教主可也。苟吾国人士稍能自念身为神明之胄，而不甘遂沦为野蛮禽兽也，其慎无盲从妄说而亦曰吾中国无教、无教主也。知吾国教最文明、最精深，然后吾种贵；知吾国产有教主，道最中庸、最博大、最进化、最宜于今世，可大行于欧美全地，莫不尊亲，然后吾种贵；知吾国有最盛美之教，有神明圣王之教主，我全国及各教宜尊奉之，庶将来使大地效之拜之，如欧人之尊敬耶稣然，然后吾种贵。能知吾种贵，然后不媚外为奴，不称人世纪，而卓然自立。知自立而后学盛道尊，而后种强民贵焉。兹事所关者大，可不留意而毋忽耶！”〔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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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化”者，“国教”也。“国教”乃是“物质救国论”之底线：机器可变，政治制度可变，惟“国教”不可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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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质救国论》：“儒（中）西并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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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救国论”的反面是“道德保育论”，一方面要大讲“物质学”，同时又必大讲“道德哲学”。大讲“物质学”者，“尊西”也；大讲“道德哲学”者，“尊儒（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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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救国论》（1904）云：“故以欧美人与中国比较，风俗之善恶，吾未知其孰优也。推其孰为冲繁简僻乎，则道德俗尚之醇美浇漓可推也。如以物质论文明，则诚胜中国矣。若以道德论之，则中国人数千年以来受圣经之训，承宋学之俗，以仁让为贵，以孝弟为尚，以忠敬为美，以气节名义相砥，而不以奢靡佚争竞为尚，则谓中国胜于欧美人可也。即谓俗尚不同，亦只得谓互有短长耳。”〔181〕此处尊西洋之“物质”，同时尊中土之“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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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吾既遍游亚洲十一国、欧洲十一国，而至于美。……欧洲百年来最著之效，则有国民学、物质学二者。中国数年来，亦知发明国民之义矣。但以一国之强弱论焉，以中国之地位，为救急之方药，则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实冠大地，然偏重于道德哲学，而于物质最缺然。……夫势者，力也，力者，物质之为多。故方今竞新之世，有物质学者生，无物质学死。小国若缅甸、安南、高丽，无物质学者立死；文明大国若突厥、波斯、西班牙，无物质学者，少辽缓其死，然削弱危殆而终归于亡。”〔182〕此处尊西洋“物质学”或“物质之学”，同时尊中土之“道德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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