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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訄书》重订本之《学变》篇斥儒者“苟得利禄”：“汉晋间，学术则五变。董仲舒以阴阳定法令，垂则博士，教皇也。使学者人人碎义逃难，苟得利禄，而不识远略。故杨雄变之以《法言》。”〔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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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訄书》重订本之《学蛊》篇斥欧阳修“不通六艺”：“修之不通六义，正义不习，而瞍以说经，持之无故，諓之以御人，辞人也。不辨于名理，比合训言，反覆其文，自以为闻道，遭大人木彊，而已得尸其名，以色取仁，居之不疑矣。”〔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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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訄书》重订本之《王学》篇斥王阳明“立义至单”：“王守仁南昌、桶冈之功，职其才气过人，而不本于学术。其学术在方策矣，数传而后，用者徒以济诈，其言则祇益缦简粗觕。何也？王守仁之立义，至单也。……夫浮屠不以单说成义，其末流禅宗者为之。儒者习于禅宗，虽经论亦不欲睹，其卒与禅宗偕为人鄙。义窭乏而尚辞，固薤质也。尝试最观守仁诸说，独‘致良知’为自得，其他皆采用旧闻，工为集合，而无组织经纬。”〔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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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訄书》重订本之《明独》篇斥儒家重“群”而扼杀个性：“不眯于独，古者谓之圣之合莫。抱蜀不言，而四海讙应，人君之独也。握其节，莫与分其祘，士卒无敢不用命，大率之独也。用心不枝，孑然与精神往来，其立言诵千人，和万人，儒、墨之独也。闭閤而省事，思凑单微，发其政教，百姓悦从如蒲苇，卿大夫之独也。总是杂术也，以一身教乡井，有贤不肖或觵之，或挞之，或具染请之，皆磬折而愿为之尸，父师之独也。”〔101〕儒家重“群”，所重只是“小群”，故上述之“独”亦只是“小独”，而“小独”同样是对个性的扼杀：“繇是言之，小群，大群之贼也；大独，大群之母也。”〔102〕“大独”与“大群”方是真正的“个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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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论朴学报书》斥儒学不合于现代生活：“抑自周孔以逮今兹，载祀数千，政俗迭变，凡诸法式，岂可施于輓近？故说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适今也。先人手泽，贻之子孙，虽汙垢佇劣者，犹见宝贵，若曰尽善，则非也。……皇汉迄今，政在专制，当代不行之礼，于今无用之仪，而欲肄之郡国，渐及乡遂，何异宁人欲变今时之语，返诸三代古音乎？……故知通经致用，特汉儒所以干禄，过崇前圣，推为万能，则适为桎梏矣。”〔103〕“于今无用”，乃是相当严厉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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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斥儒学被清廷用为“愚民之计”：“今彼满洲者，其为归化汉人乎，其为陵制汉人乎？……徒以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崇饰观听，斯乃不得已而为之，而即以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104〕又斥儒学为无用之学：“理学诸儒，如熊赐履、魏象枢、陆陇其、朱轼辈，时有献替，而其所因革，未有关于至计者。虽曾、胡、左、李之所为，亦曰建殊勋、博高爵耳，功成而后，于其政治之盛衰、宗稷之安危，未尝有所筹画焉。”〔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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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佛教缘起考》斥孔学与老学“一原”：“以此土成事例之，孔父绪言，著在《论语》，而《诗传》、《礼记》旁出者多。乃至庄周、韩非录其故言，或与儒家绝异。夫外道经中之录佛语，亦犹庄周、韩非之记孔说也。若在纯儒，必不信此为谛实，此为正道，亦犹小乘诸师之见也。然达者则知孔、老一原，与佛初出家时尝访阿罗、逻郁、陀罗诸仙同例。佛与外道互有通途，孔与庄、韩亦非隔绝。故录在彼书者，转可信为胜义。通儒大乘所见，亦相符矣。佛语录入外道书中，及灭度千百年后，忽录入佛经中，犹此土薛据、孙星衍辈皆去孔子千百余岁，而摭取诸子所载，以为《孔子集语》也。”〔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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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章太炎批评“儒学”之举，学界有较高之评价。如张昭君《章太炎的儒学思想与五四新文化思潮》一文，就认为章氏之“订孔斥儒”对“五四”新文化思想“有直接影响”。吴虞之“反孔非儒”，得益于章氏良多；陈独秀之“批孔非儒”，与章氏之斥儒“主旨基本上相同”；鲁迅、钱玄同诸人“打倒孔家店”之论，是对章氏“订孔”思想之发展；胡适《说儒》承章氏《原儒》而来，其《论戴东原哲学》乃基于章氏《释戴》、《悲先戴》而成；等等。〔107〕总之“五四学者”之“毁儒”，当是以章太炎之“非儒”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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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试图“以儒兼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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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对“西学”不盲从，表现在引进“西学”，同时又批评“西学”；对“儒学”不盲从，同样表现在“非儒”，同时又不“毁儒”。“以儒兼百家”，是其不“毁儒”之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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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氏《答张季鸾问政书》（1935）云：“今日宜格外阐扬者，曰以儒兼侠，故鄙人近日独提倡《儒行》一篇。宜暂搁置者，曰纯粹超人超国之学说。”〔108〕“以儒兼侠”，是他处理“儒、侠之关系”之格式，同样地，他也试图以此格式处理“儒、墨之关系”、“儒、道之关系”、“儒、法之关系”等等，从而有“以儒兼墨”、“以儒兼道”、“以儒兼法”等建构。此即所谓“以儒兼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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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訄书》初刻本之《儒墨》篇，“以儒兼墨”之作也。其言曰：“《春秋》、《孝》皆变周之文，从夏之忠；而墨子亦曰法禹。不法其意而法其度，虽知三统不足以为政。盭于圣哲者，非乐为大；彼苦身劳形以忧天下，以若自觳，终以自堕者，亦非乐为大。”〔109〕又云：“乌乎！佚、翟之祸，至自弊以弊人，斯亦酷矣。诋其‘兼爱’而谓之‘无父’，则末流之噧言，有以取讥于君子，顾非其本也。张载之言曰：‘凡天下疲癃残疾鳏寡孤独，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或曰其理一，其分殊，庸渠知墨氏‘兼爱’之旨，将不一理而殊分乎！夫墨家宗祀严父，以孝视天下，孰曰无父？至于陵谷之葬，三月之服，制始于禹。禹之世，奔命世也，墨翟亦奔命世也。伯禽三年而报政，曰革其故俗，丧三年乃除。大公反之，五月而报政。然则短丧之制，前倡于禹，后继踵于尚父。惟晏婴镌之，庐杖衰麻，皆过其职。墨子以短丧法禹，于晏婴则师其孅啬，而不能师其居丧，斯已左矣。虽然，以短丧言，则禹与大公皆有咎，奚独墨翟？以蔽罪于兼爱，谓之无父，君子重言之。”〔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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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訄书》初刻本之《儒道》篇，“以儒兼道”之作也。其言曰：“学者谓黄老足以治天下，庄氏足以乱天下。夫庄周愤世湛浊，已不胜其怨，而托卮言以自解，因以弥论万物之聚散，其于治乱也何庸？”〔111〕又云：“老氏之清静，效用于汉，然其言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其所以制人者，虽范蠡、文种不阴鸷于此矣。故吾谓儒与道辨，当先其阴鸷，而后其清静。韩婴有言：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国可耻。儒道之辨，其扬搉在此耳。然自伊尹、大公，有拨乱之才，未尝不以道家言为急。迹其行事，与汤、文王异术，而距之用为多。今可睹者，犹在《逸周书》。老聃为柱下史，多识掌故，约《金版》、《六弢》之旨，箸五千言，以为后世阴谋者法。其治天下同，其术甚异于儒学者矣。故周公诋齐国之政，而仲尼不称伊、吕，抑有由也。”〔112〕又云：“且夫儒家之术，盗之不过为新莽；而盗道家之术者，则不失为田常、汉高祖。得木不求赢，财帛妇女不私取，始与之，而终以取之，比于诱人以《诗》、《礼》者，其庙筭已多。夫不幸汙下以至于盗，而道犹胜于儒。然则愤鸣之夫，有讼言伪儒，无讼言伪道，固其所也。虽然，是亦可谓防窃而逸大盗者也。”〔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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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訄书》初刻本之《儒法》篇，“以儒兼法”之作也。其言曰：“自管子以形名整齐国，箸书八十六篇，而《七略》是之曰道家。然则商鞅贵宪令，不害主权术，自此始也。道其本已，法其末已。今之儒者闻管仲、申、商之术，则震粟色变曰：而言襍伯，恶足以语治！试告以国侨、诸葛亮，则诵祝冀为其后世，而不知乔、亮之所以司牧万民者，其术亦无以异于管仲、申、商也。”〔114〕又云：“然则儒者之道，其不能摈法家亦明已。今夫法家亦得一于《周官》，而董仲舒之《决事比》引儒附法，则吾不知也。夫法家不厌酷于刑，而厌密于律。……仲舒之《决事比》援附格令，有事则有例，比于侯《九章》。其文已冗，而其例已繁。已用之，斯楚之可也！箸之简牍，拭之木觚，以教张汤，使后之廷尉，比而析之，设法如牛毛，其卒又以为故事，然后舍生人之能而行偶人之道，悲夫！儒之戾也，法之弊也。”〔115〕又云：“吾观古为法者，商鞅无科条，管仲无五曹令。其上如流水，其次不从则大刑随之。贵其明信，不曰搉轻重。子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乌乎！此可谓儒法之君矣。”〔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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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訄书》初刻本之《儒侠》篇，“以儒兼侠”之作也。其言曰：“漆雕氏之儒废，而闾里有游侠。侠者无书，不得附九流，岂惟儒家摈之，八家亦并摈之。然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侯生之完赵也，北郭子之白晏婴也，自决一朝，其利及朝野。其次聂政，则击刺之萌而已矣。”〔117〕又云：“且儒者之义，有过于‘杀身成仁’者乎？儒者之用，有过于‘除国之大害，扞国之大患’者乎？得志有夏后，不得志有比干、豢龙逢，儒者颂之，任侠之雄也。夫平原君僣上者也，荀卿以为辅；信陵君矫节者也，荀卿以为拂。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而特其感概奋厉，矜一节以自雄者，其称名有异于儒焉耳。”〔118〕又云：“大侠不世出，其次为朱家、剧孟，其次为荆轲、高渐离，其次为郭解、原涉，冒法抵禁，儒者睨之不比人，而平津侯得以行其议。执四累之下，以例四累之上，论已颇矣！且成安君以儒者称，然始与张耳为刎颈之交，卒相妬如仇雠。比于朱、剧，不得为牧圉。然则儒不发冢乎？诵《诗》、《书》者不庳于捲勇者乎？夫儒有其下，侠有其上，言儒者操上，而言侠者操下，是以累寿不相遇。章子曰：得志有夏后，不得志有比干、豢龙逢，儒者颂之，任侠之雄也。”〔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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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訄书》重订本之《儒侠》篇且增语曰：“故击刺者，当乱世则辅民，当治世则辅法。治世知其辅法，而法严诛于刺客，何也？训曰：大臣能厚蓄积者，必浚民以得之，如子孙之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故不若恣其不道以归于人。彼攻盗亦捊取于不道矣，法则无赦，何者？盗与刺客冒法抵禁者众，则辅法者不得独贳以生。哲王者知其裨补于政令，而阴作其气，道之以义方已矣。今之世资于孔氏之言者寡也，资之莫若十五儒，‘虽危起居，竟信其志’，‘引重鼎不程其力，鸷虫攫搏不程勇’者。”〔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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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訄书》初刻本之《儒兵》篇，“以儒兼兵”之作也。其言曰：“夫机之在心也，疾视作色，无往而非杀，无杀而非兵。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岂必至于折天柱，绝地维哉！儒者曰：我善御寇，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虽文王之用师，莫我胜也。君子曰：田儓！其一曰我善御敌，仰屋以思，为兵法百言，虽以不教民战，可也。君子曰：黠而愚，偶差智，故而。夫治兵之道，莫经治气。以白梃遇刃，十不当二；以刃遇火器，十不当一；以火器遇火器，气不治，百不当一。治气者，虽孟、荀与穰苴，犹是术也。有本有末而已矣！”〔121〕又云：“末而末者，可以撢其本。故蹴鞠列于技巧，棋势、皇搏列于艺术，不知者以为嬉戏也。其知者以为民性有兵，不能旦旦而用于寇，故小作其杀机，以鼓其气，与儒者之乡射其练民气同。虽孟、荀与穰苴犹是术也，此兵之本也。”〔122〕又云：“若夫临敌之道则有矣：方机动时，其疾若括镞，非先治气，则机不可赴；赴机以先人，而人失其长技矣。故曰：知者善度，巧者善豫，羿死桃棓不给射，庆忌死剑不给搏。王守仁知气，此所以成胜。”〔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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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明确提出了“儒本兵末”之格式，“儒、兵关系”之处理，是“以儒为本，以兵为末”。所谓“以儒兼兵”，实即为“儒本兵末”。若将此格式推而广之，则章太炎实已有“儒本墨末”、“儒本道末”、“儒本法末”、“儒本侠末”之思维，而至于“儒本西末”，从而上承自冯桂芬至张之洞“中体西用”之余绪。如此则章太炎于《訄书》初刻时，抑或尚未有“新格式”之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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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谓“《訄书》中《儒墨》、《儒道》、《儒法》、《儒兵》等文是以诸子学说之长来补儒学之不足”〔124〕。若此说不妄，则所谓“以儒兼百家”，实即“以百家补儒学之不足”，实即“以儒为本，以百家为末”。章氏“归儒”之心，昭然若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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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援佛入儒”与“援西入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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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百家补儒学之不足”，还只是“以中补中”、“援中入中”；实际上，章太炎儒学思想中还有一个“以佛补中”、“援佛入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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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问题已有学者关注，如张春香《章太炎“儒行”救国论评析》就谓：“章太炎中年‘扬佛抑儒’，晚年回归儒学，提倡‘儒行’，但并未放弃佛学，而是以庄证孔，援佛入儒，为‘儒行’精神寻找一种本源性力量。”〔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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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章太炎撰《驳建立孔教议》，反对在中国立孔为教。然而1906年章氏撰《建立宗教论》，却是主张在中国立佛为教的。莫非这是章氏理论的不能“自圆”？细按之，他的思想基本还是前后一贯的。《建立宗教论》是欲建立“无神教”，中土哲学本就是“无神教”，他当然不会反对以“孔学”为“教”。他反对的是“有神”，是立孔子为“神”，立孔子为“主”。其中土“素无国教”之说，讲的就是中土“素无教主”，“素无神”。一“无主”，一“有主”，乃是中西文明之根本差异所在。章太炎反对“建立孔教”，是为了维护这个“无主文明”；主张建立“无神”之教，也是为了维护这个“无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