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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破“有主”而倡“无主”，反对行耶教于中国之立场，乃是一贯的。1906年《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云：“若说那基督教，西人用了原是有益，中国用了却是无益。因中国人的信仰基督，并不是崇拜上帝，实是崇拜西帝。……所以中国的基督教总是伪基督教，并没有真基督教。但就是真基督教，今日还不可用。因为真基督教，若野蛮人用了，可以日进文明；若文明人用了，也就退入野蛮。”〔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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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又云：“中国本无国教，不应认何教为国教，虽许信教自由，然如白莲、无为等教，应由学部检定教理，方予公行。政教分离，中国旧俗，其僧侣及宣教师，不许入官，不得有选举权。”〔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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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西洋“有主文明”入中土“无主文明”，必先“去主”而后行。其“主”表现于科学者，“原子论”也；表现于哲学者，“本体论”也；表现于宗教者，“上帝论也”。“去主”就是去其原子论，就是去其本体论，就是去其上帝论。章氏已提出“去主”之任务，但未深究“去主”之后如何“援西入中”。此固为时代之局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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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西洋之“原子论”，则归于中土之“波论与场论”，此“中式科学”也；去西洋之“本体论”，则归于中土之“现象论与关系论”，此“中式哲学”也；去西洋之“上帝论”，则归于中土之“无神教”，此“中式宗教”也。“援西入中”、“援西入儒”之核心，是以“中式思维”解构“西式思维”，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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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对于“中学”之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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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氏1910年撰《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强调“自国自心”之重要性：“本国没有学说，自己没有心得，那种国，那种人，教育的方法，只得跟别人走。本国一向有学说，自己本来有心得，教育的路线自然不同。……中国学说，历代也有盛衰，大势还是向前进步，不过有一点儿偏胜。”〔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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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指斥中土学者之“偏心”：“到底中国不是古来没有学问，也不是近来的学者没有心得，不过用偏心去看，就看不出来。怎么叫做偏心？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采，这是第一种偏心。在本国的学说里头，治了一项，其余各项，都以为无足重轻，并且还要诋毁。就像讲汉学的人，看见魏晋人讲的玄理，就说是空言，或说是异学；讲政事的人，看见专门求是、不求致用的学说，就说是废物，或说是假古玩。仿佛前人说的，一个人做弓，一个人做箭，做弓的说：‘只要有我的弓，就好射，不必用箭。’做箭的说：‘只要有我的箭，就好射，不必用弓。’这是第二种偏心。”〔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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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反对学者鹦鹉学舌，人云亦云：“但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坏，依着他说坏，固然是错；但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好，依着他说好，仍旧是错。为甚么缘故呢？别国人到底不明白我国的学问，就有几分涉猎，都是皮毛，凭他说好说坏，都不能当做定论。”〔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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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强调“不该听别人的话”：“又像一班无聊新党，本来看自国的人，是野蛮人；看自国的学问，是野蛮学问。近来听见德国人颇爱讲支那学，还说中国人民，（是）最自由的人民；中国政事，是最好的政事。回头一想，文明人也看得起我们野蛮人，文明人也看得起我们野蛮学问。大概我们不是野蛮人，中国的学问，不是野蛮学问了。在学校里边，恐怕该添课国学汉文。有这一种转念，原说他好，并不说他不好，但是受教的人，本来胸中像一块白绢，惟有听受施教的话，施教的人却该自己有几分注意，不该听别人的话。何不想一想，本国的学问，本国人自然该学，就像自己家里的习惯，自己必定应该晓得，何必听他人的毁誉？……古人说的，‘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一任他看成野蛮何妨。……日本人治中国学问，这样长久，成效不过如此，何况欧洲人只费短浅的光阴，怎么能够了解？”〔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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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厌恶学日本人的“小家模样”：“可见别国人的支那学，我们不能取来做准，就使是中国人不大深知中国的事，拿别国的事迹来比附，创一种新奇的说，也不能取来做准。强去取来做准，就在事实上生出多少支离，学理上生出多少谬妄，并且捏造事迹。……大凡讲学问施教育的，不可像卖古玩一样，一时许多客人来看，就贵到非常的贵；一时没有客人来看，就贱到半文不值。自国的人，该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像水火柴米一个样儿，贵也是要用，贱也（是）就要用，只问要用，不问外人贵贱的品评。……至于别国所有中国所无的学说，在教育一边，本来应该取来补助，断不可学《格致古微》的口吻，说别国的好学说，中国古来都现成有的。要知道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弃己所长，攘人之善，都是岛国人的陋见，我们泱泱大国，不该学他们小家模样！”〔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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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章氏又撰《留学的目的与方法》，痛斥中土学人的“迷信”习性：“照以上的话，求学不过开自己的智，施教不过开别人的智，是最大的坦途了。既然求智，就应该把迷信打破。迷信不是专指宗教一项，但凡不晓得那边的实际，随风逐流，胡乱去相信那边，就叫做迷信。中国十几年前，相信欧洲的学问，没有路去求，求着教士，就觉得教士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后来听到福建严几道的话，渐渐把迷信教士的心破了，又觉得严几道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后来有游学日本的风气，渐渐把迷信严几道的心又破了，又觉得日本的博士学士，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及到日本来了，晓得分科，也知道一个人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看日本全体的学者，依然觉得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是一边的迷信破了，一边的迷信又起么？”〔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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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视别国的学问只是“借来的钱”：“大概看前人已成的书，仿佛是借钱一样，借了来，会做买卖，赢得许多利息，本钱虽则要还债主，赢利是自己所有。若不会做买卖，把借来的钱，死屯在窖子里头，后来钱还是要还债主，自己却没有一个赢余。那么就求了一千年的学，施了一千年的教，一千年后的见解，还是和一千年前一样，终究是向别人借来的，何曾有一分自己的呢？如果说自己没有，只好向别国去求，别国的学问，或者可以向别国去求，本国的学问，也能向别国去求么？就是别国的学问，得了来，还是借来的钱，必要想法子去求赢利，才得归自己享用。若只是向别国去求呢，中国人没有进境，去问欧洲人，欧洲人没有进境，又去问甚么洲的人呢？……中国就不然，自己本来有自己的学问，只见一天精密一天，就是采取别国，也都能够转进一层。”〔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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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菿汉雅言札记》认为“中学”在四个方面长于“西学”：“先生云：中夏政制，长于异国者四物：一曰仁抚属国；二曰教不奸政；三曰族性无等；四曰除授有格。”〔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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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国学讲习会序》已把“国学”提升到“国家之存灭”的高度：“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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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国学概论》认定“中国哲学”有高于“欧西哲学”之处：“以哲学论，我们可分宋以来之哲学、古代底九流、印度底佛法和欧西底哲学四种。欧西底哲学，都是纸片上底文章，全是思想，并未实验。他们讲唯心论，看着的确很精，却只有比量，没有现量，不能如各科学用实地证明出来。这种只能说是精美底文章，并不是学问，禅宗说‘猢狲离树，全无伎俩’，是欧西哲学绝佳比喻；他们离了名相，心便无可用了。宋明诸儒，口头讲的原有，但能实地体认出来，却也很多，比欧西哲学专讲空论是不同了。”〔162〕又云：“西洋哲学，文字虽精，仍是想象如此，未能证之于心，一无根据，还不能到宋学的地步，所以彼此立论，竟可各走极端的。这有理论无事实的学问，讲习而外，一无可用了！”〔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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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章氏星期讲演会记录》以“爱国心”为“一国之主宰”：“自有《春秋》，吾国民族之精神乃固，虽亡国者屡，而终能光复旧物，还我河山，此一点爱国心，蟠天际地，旁礴郁积，隐然为一国之主宰，汤火虽烈，赴蹈不辞，是以宋为元所灭而朱明起，明为清灭而民国兴。”〔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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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儒、西关系之处理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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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1906年《国学讲习会序》反对冯桂芬以降“体用主辅”之格式，说：“新学者，亦利禄之途也，而其名为高。业新学者，以科举之道业之，其蔽害自与科举等。而新学则固与国学有比例为损益之用，非词章帖括之全属废料者比。前之言国学者，可绝对弃置科举；而今之言国学者，不可不兼求新识。前之业科举者，不敢排斥国学；而今之业新学者，竟敢诋国学为当废绝。时固不乏明达之士，欲拯斯败，而以其无左右褊袒之道，即无舍一取一之方，二者之迷离错杂，不知所划，几别无瓯脱地，以容吾帜。则有主张体用主辅之说者，而彼或未能深抉中西学术之藩，其所言适足供世人非驴非马之观，而毫无足以餍两方之意。以此之故，老生以有所激而顽执益坚，新进以视为迂而僢驰益甚。是二者虽皆无所增损于日月之明，而其浮障之所至，竟可使国学之昏暗较之科举时代而尤倍蓰。呜呼，是谁之责欤？”〔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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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留学的目的与方法》主张以“借钱生利”之格式处理“中学”与“西学”之关系：“别国的学问，或者可以向别国去求，本国的学问，也能向别国去求么？就是别国的学问，得了来，还是借来的钱，必要想法子去求赢利，才得归自己享用。”〔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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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西关系之处理，既不可能有“无左右褊袒之道”，不可能有“无取一舍一之方”，则处理者必先有“偏西”或“偏中”之立场。“偏西”则必致“援中入西”，借“中学”之钱生“西学”之利；“偏中”则必致“援西入中”，借“西学”之钱生“中学”之利。章太炎采用的是后一种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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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章太炎对现代性的迎拒与文化多元思想表述》一文，乃是研究章氏儒、西关系处理格式方面的不二力作。该文以为章氏既非保守派，亦是西化派，前一方面他要“迎接西潮”，后一方面他要“寻求本国文化的自主”；前一方面他要迎接“西方的现代性”，后一方面他要“营建中国的现代性”。“其立论的根据，就是文化多元论，每一种文化既然都有它的特性，其‘现代性’自然亦有其特性。”〔167〕文章认为“文化多元论”乃是章氏全部思想之核心：“正因其对现代西方有迎有拒，才有多元思想的表述，而多元思想乃章氏思想的核心，最完整的呈现在他的《齐物论释》一书之中，自称‘一字千金’。如此自珍的思想乃其毕生学术的结晶，决不会在晚年放弃。他晚年专注国学，并不是回归到古典传统的一元论，而是在西化一元论的潮流下更加强调中国历史与文化，正是坚持其多元论。……他的排满思想为革命宣传所需，是一时的；而多元论乃其学术性的创获，是永恒的。”〔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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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学”与“西学”之关系而言，“多元论”者，“中西并尊”也；“一元论”者，“援中入西”或“援西入中”也。章太炎之文化立场，若是“中西并尊”，则可称为“多元论”；若是“援西入中”，则不可径称“多元论”，只能称为“吸纳西学之中学一元论”或“不拒西学之中学一元论”。著者以为章氏曾经经历“中西并尊”的阶段，但晚年渐趋“援西入中”之立场。故著者不同意汪荣祖“永恒”之说，只认“多元论”为章氏思想之一个阶段；章氏之目标是要经过这个阶梯，达到“援西入中”或“援西入儒”。这也正是真正“国学家”应有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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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7月刊于《民报》第六期的《演说录》（一名《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或《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是持“中西并尊”之立场，还是“援西入中”之立场呢？著者以为是“援西入中”之立场。就是把“西学”拿到中国来试，能消化就吃，不能消化就不吃。章氏对于“西学”中占重要地位的基督教，就是这个态度。他说：“若说那基督教，西人用了，原是有益，中国用了，却是无益。因中国人的信仰基督，并不是崇拜上帝，实是崇拜西帝。”〔169〕把“上帝”定性为“西帝”，是何等的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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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所以中国的基督教，总是伪基督教，并没有真基督教。但就是真基督教，今日还不可用。因为真基督教，若野蛮人用了，可以日进文明；若文明人用了，也就退入野蛮。”〔170〕以中国乃“文明人”为由拒斥基督教，这又是何等的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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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斥基督教“极其下劣”〔171〕，认为佛教华严、法相诸宗“比那基督教人依傍上帝扶墙摸壁，靠山靠水的气象，岂不强得多吗”？〔172〕这又是何等的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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