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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要迈入近代世界，就必须放弃心灵之家；要保留心灵之家，便无法真正迈入近代社会。中之人是否只能在此种残酷的“两难选择”中苟延残喘？能否找到一条路，让中之人既成为所谓“现代人”，又不至于丧失心灵之家而成“异乡人”？找到如此之路，正是“中土学者”下一个甲子或下两个甲子，必须完成之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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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作为“中土学者”之一员，亦正致力于此。现就目前所得，贡献于方家，祈望得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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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选取“内在关系论”、“大心论”、“功能主义”、“大利主义”、“大知主义”、“大义主义”等几个视角，略略展示儒（中）学在未来之可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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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内在关系论”可能在未来得到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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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关系说”由英哲格林（T. H. Green，1836—1882）提出，布拉德雷（F. H. Bradley，1846—1924）加以发挥，主张每一个体事物均与其他个体事物互为前提，互相影响，构成一有内在关系、关系可以改变关系者性质之有机整体。“机体论者”或“有机论者”常持此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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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者，则为“外在关系说”，由英哲罗素（B. Russell，1872—1970）针对布拉德雷而提出，主张关系不改变关系者之性质与面貌，进入关系之关系者与未进入关系前或既退出关系后保持同一，认为只有少数关系属“内在关系”，天地万物之间之关系乃是“外在关系”。“多元论者”或“机械论者”常持此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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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人与人之关系、人与物之关系、物与物之关系三方面而观，西洋哲学中主张人与人之关系为“内在关系”者，实在太少，因此种观念与近代以降西洋“个人主义”之主潮相违背。讲“个人主义”，就必得承认“个人”之独立与自我决定，个人之生死得失与父母兄弟姐妹无关，更与周遭人等无关，“个人自由”之唯一限制是“他人自由”。可知讲“个人主义”，即无法讲“内在关系”，因“内在关系”是主张脱离人体之四肢不再是真正之四肢，脱离整体之“个人”不再是真正之“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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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则个人之得失生死，不仅与父母兄弟姐妹关系密切，不仅与“家庭”关系密切，且与周遭人等同样关系密切。如此则“个人”必得为整体尽义务，为整体而牺牲，并唯有在“义务”与“牺牲”中方能得其“自我”之真正实现。“个人主义”不出现于中土，只因“中式思维”自古即强调人与人之“内在相关”；“个人主义”所以横行于西洋，只因近代以降之“西式思维”片面强调人与人之“外在相关”。西洋哲学家少有人讲人与人之间之“内在关系”，只因“机体论”不是西洋哲学之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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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有少数思想家讲人与人之间之“内在关系”，有少数思想家讲人与物之间之“内在关系”，却几乎找不到思想家讲物与物之间之“内在关系”。西洋文明，尤其近代以降之西洋文明，完全建立在人别于物、人隔于物、人优于物之假定之上，完全建立在如此一种“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之上。“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只讲“人类中心论”，根本不承认人与物处在“内在关系”中，根本不承认“人”只有在对“物”之关系中方能得到“定义”，根本不承认“人”脱离“物”便不再是真正意义上之“人”，就如不承认脱离人体之四肢不再是真正之四肢、脱离整体之“个人”不再是真正之个人一样。“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把“人”推到“物”之对立面，造成“人”之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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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学者常常指责“中式思维”不讲“人本主义”，不讲“人道主义”，此指责不为错，然其出发点却是错的。他们指责中土，是想证明西洋思想之真、西洋思想之优，是要衬托中土思想之假、中土思想之劣。这个出发点就错了。“中式思维”不讲“人本主义”，正是其伟大贡献；“中式思维”不讲“人道主义”，正是其伟大贡献。“人”被中土思想定位为“万物中之一物”，乃是一正确观念，是一高于、优于西洋思想之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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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思想根本不认为“西式人本主义”是必需的，是正确的，根本不认为“西式人道主义”是必需的，是正确的。中土思想自古即不认为人别于物、人隔于物、人优于物。中之人所谓“天下万物”之“物”，是包含“人”在其中的，“人”并非“物”之外、之上之另一种更高级“存在”。“人”作为“家”之一分子，要尽责于“家”；“人”作为“国”之一分子，要尽责于“国”；“人”作为“天地”之一分子，要尽责于“天地”。其尽责于“家”，就是其“个人”之小实现；其尽责于“国”，就是其“个人”之中实现；其尽责于“天地”，就是其“个人”之大实现。其以“西式个人主义”之面貌出场，就是其“个人”之“不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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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思维”讲天地万物之“内在相关”，即是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之三重“不隔”，其中又以“物物不隔”重于“人物不隔”，“人物不隔”重于“人人不隔”。此又为“中式思维”与“西式思维”之一根本区别。王阳明《答顾东桥书》云：“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无有乎人己之分”，即是强调“人人不隔”；“无有乎物我之间”，即是强调“人物不隔”。《答顾东桥书》又云：“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以济一身之用。目不耻其无聪，而耳之所涉，目必营焉；足不耻其无执，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盖其元气充周，血脉条畅，是以痒疴呼吸，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此为王阳明个人之思想，同时又为“中式思维”之核心观念：人人之间、人物之间、物物之间之关系，即是“一人之身”各器官、肢体之间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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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以视为职，但目不会私其视，而是始终为耳之帮助；足以行为职，但足亦不会私其行，而是始终为手之配合。反之亦然。在“有机体”中，各器官、肢体是独立的，同时又是相互救济、相互配合的，且其配合“有不言而喻之妙”。天地万物就是同一“有机体”之器官肢体，各司其职，各营其业，联手“以济一身之用”。此即全部“中式思维”自古以来所求之最高境界，所谓“复性”，所谓“刳心”，所谓“存理去欲”等等，均是达此境界之某种方式。“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万物一体之仁”、“上下与天地同流”等等说法，想表达的无非就是此种“有机体”式之“不隔”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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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传习录下》又云：“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是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此处不仅论及人与草木禽兽之“不隔”，更论及人与瓦、石、风、雨、露、雷、日、月、星、辰、山、川、土等等之间，以及它们互相之间之“不隔”。从“人人不隔”上升到“人物不隔”，再从“人物不隔”上升到“物物不隔”，且“人人不隔”与“人物不隔”均源于“物物不隔”，均以“物物不隔”为依据，为原则。这就把“中土思想”提升到“西洋思想”难以企及之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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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吾人可拿“内在关系说”释读“宇宙共同体”，亦可拿“外在关系说”释读“宇宙共同体”。然唯有前一种释读，方能表现中土哲学之精神：“中式思维”自始即认一切关系均为“内在关系”，进入此“宇宙共同体”之“外物”，不可能再是本来意义上之“外物”；换言之，所谓“外物”根本不存在，是“物”就不可能“外”。进入此“宇宙共同体”之“世界”，不可能再是“纯粹独立”之“世界”；换言之，所谓“独立”，所谓“客观”，根本不存在，是“世界”就不可能“独立”，是“世界”就不可能“客观”，“世界”只可能是“我们之世界”。在此“宇宙共同体”中，吾人找不到所谓“本来之外物”，找不到所谓“外物本身本来之样子”。“中式思维”下之“宇宙”，是一个“内在的”共同体，是一个“内关系式”之共同体：天地万物互依互靠，互致影响于对方，牵一发而动全身；各部分是个体，同时又是全体，无不通体相关，全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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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思维”以“内在关系说”释读宇宙，讲“人人不隔”，讲“人物不隔”，尤讲“物物不隔”，此套观念可能在未来得到弘扬。原因很简单，唯“内在关系之宇宙”方为“真实之宇宙”，“外在关系之宇宙”完全是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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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大心论”可能在未来得到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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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思想史上有所谓“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那是西洋之“特产”，完全与“中式思维”无关。就宗教学意义上说，“人类中心论”与西洋之“地球中心说”，联系在一起。西洋中世纪经院哲学与神学，就曾立足于圣经式之托勒密宇宙论，来讲“人类中心”，认为人是宇宙之中心，地球是宇宙之中心，世界是上帝为人而创造，是“为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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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角度说，西洋哲学中至少有三类命题可为“人类中心论”之代表：一类是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式之“人是万物的尺度”，一类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式之“人为自然立法”，一类是康德式之“人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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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一存在论命题，全文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人凭什么可成为尺度呢？普罗泰戈拉以为是凭“感觉”，能进入人之感觉者即是存在，不能进入人之感觉者即是不存在。黑格尔称赞此命题为一“伟大的命题”。与此相类，因而同样“伟大”之命题，尚有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之“我思故我在”，不过它以为“我”之所凭不是“感觉”，而是“思想”。此命题告诉吾人，一切东西之存在均可怀疑，如感觉之存在、天地之存在、自己身体之存在、数学与逻辑真理性之存在等等，惟有一样东西不可怀疑，即“我在怀疑”或“我在思想”。“我在怀疑”或“我在思想”既不可怀疑，则“我存在”就是确定无疑者。“我在”与“我思”总是一致，总是不可分割，故“我思故我在”即可作为全部哲学确实可靠之基点。由此逻辑推论，则“我”之外一切“不思”或“不能思”者之存在，就成为“可疑”者。黑格尔亦称赞此命题为“转移近代哲学兴趣之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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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自然立法”，是一知识论命题，康德之《纯粹理性批判》即是为证明此命题而作。它以为“自我”不是认识之对象，而是认识对象所以成立之理由，所以成立之先决条件；它以为没有“自我”，就没有知识，亦就没有知识之对象。此即所谓“人为自然立法”，此即所谓西人津津乐道之“哥白尼式的革命”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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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目的”是一价值论命题，由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所提出。核心内容有两项：宇宙中人所希望与控制之一切东西，均只是手段，唯有人是“自在之目的”；人于行动时不但应视自己为目的，且应视他人为目的，而非手段。简言之，人是目的，应该而且必须；天地万物是手段，应该而且必须。康德以为此命题乃是普遍必然适用于任何道德准则之先验原则，以为此命题乃是具有绝对价值者，故名之曰“绝对命令”。感性之人也许会把他人作为满足自己欲望之主观目的与手段，但理性之人在作为目的一点上，却是一律平等者。西洋哲学家常高度评价此一命题，认为它反映了康德伦理学中“积极的人道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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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存在论之角度说，人是万物存在与不存在之尺度；从知识论之角度说，人是现象世界秩序之赐予者；从价值论之角度说，人是唯一目的，其他一切均只是手段。此即西洋“人类中心论”之基本哲学内涵，是从哲学角度观察所得“人类中心论”之基本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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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反观“中式思维”，则知“中土思想”与“人类中心论”根本不能兼容，以“人类中心论”释读“中土思想”，根本不通。中土哲学家讲“人为天下最灵”，此“灵”完全无“中心”之意；中土哲学家讲“人最为天下贵”，此“贵”完全无“中心”之意；中土哲学家讲“人者天地之心”，此“心”亦完全无“中心”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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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正蒙·大心》之核心，是“大其心”，就是扩大心胸，放大胸怀。“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不仅没有“自我中心”之意，且是明确反对“自我中心”的：“以我视物，则我大；以道体物我，则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于道；大于我者，容不免狂而已。”“以我视物”，那是“西式思维”，在“西式思维”中只有“我大”，没有“天地万物之大”；“以道体物我”，那是“中式思维”，在“中式思维”中只有“道大”，只有“天地万物之大”，根本就没有“我大”，根本就没有“人大”（即“人类中心论”）。“我大”或“大于我”，那是“自我中心”，那是“小人之大”，那是狂人之呓语；“道大”或“大于道”，那是“反自我中心”，“反人类中心”，那是“君子之大”，那是“真正之大”，那是“真大”。可知张载“大心”之“心”，不仅绝非“中心”，不仅明确反对“自我中心”，且明确反对“人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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