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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孟子对性善普遍性的论证是有问题的。从他的前提得不出结论。因为人包含圣人和他人，圣人和他人都具有作为人的共同性，但圣人和他人毕竟是有区别的，圣人具有的特点他人未必具有，所以，不能从圣人性善推出他人都性善。我们问，为什么不可从普通人不像圣人一样感到道德悦心而说道德非悦心？唐君毅替孟子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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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理义之悦不悦心唯有真行道德而获得道德之圣人才能讨论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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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之不感道德之悦心，只是其尚未真行道德而获得道德。其未获得道德而不感道德之悦心，并不足以否定道德之悦心，亦即不足以否定道德为人之内在的深处心之所要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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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否定并不意味着必然肯定，我们固然不能否定圣人的经验，但是我们同样也不能肯定圣人的个体经验就必然同样适用于所有人的经验。然而，唐君毅在自己哲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反复使用这个方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在道德自我之建立的过程中，他也常常用自己内心的体验推论所有人都具有此种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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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孟子对性善论的论证，唐君毅将其概括为两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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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从自发的情绪外现的端倪上指出性善，一是从人心之所安上指出性善。前者是由四端之因，指出其必有仁义礼智之果以说性善，后者是从人之悦仁义礼智之果，指出必有悦仁义礼智之性为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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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将孟子这种论证方法全盘接受，在道德自我之建立过程中，也是用这种论证方法来论证道德自我的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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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还探讨了恶的问题。什么是恶？唐君毅引述了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并反对戴震以孟子只言寡欲，不言绝欲为证，认为孟子不以欲为恶的说法，而同意大多数宋明儒学家的解释，认为孟子以欲为恶，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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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虽不言绝欲，只言寡欲，然若孟子果不以欲本身为恶则安用寡之？寡之者，言必加以裁制压抑使不至自然放纵之谓也。孟子以欲必加以裁制压抑使不至于放纵而后可，是犹谓江河之水必以堤防之而后不至于溃决。是孟子之以欲本身为恶明矣！孟子虽言寡欲而不言绝欲，恶害其以欲本身为恶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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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性是善的，恶从何而来？孟子认为：“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告子上》）而是由于未能尽其性，也就是未能尽其潜伏的为善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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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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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为不善，是心陷溺于外在环境之中造成的。而心之所以会陷溺于外在环境的原因则是由于人与动物相同的耳目声色之欲作用的结果。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在人心之思，人心陷溺之时，就是心不思之时。唐君毅论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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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不善，只是人之感觉性活动与仁义礼智之性分离；身体耳目之官与心之官分离，小体与大体分离，以致人只求由身体耳目之官之发出之感觉性的活动之满足，为外在之欲所蔽，乃使心之功能仁义礼智之性无由显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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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孟子“人心之陷溺为恶”之观念，同样成为唐君毅在建立道德自我时论恶之来源的理论来源。1959年在夏威夷召开的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唐君毅在其宣读的论文中再次谈到了中国儒家的性善论，并做了深入的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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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认为性善学说是道德的基础，道德理想与道德原则只是人本着良善的心性自内生起的自我评价原则和标准，道德训练和涵养的目的就是维系并扩充据此标准评价为善者，道德生活的成就和道德人格的养成，就是对源自本性之物的实现。其中，起着评价功能的自省与自评，不是主观与自我封闭的，而是客观和自我开放的，因为儒家所说的心灵联系于外部世界的“格物”，不但具有知性价值，且具有道德价值，因为我们认知宇宙的行为，也是我们道德价值实现的过程，宇宙间的一切，均可由于心灵之光之所及，而被道德价值燃亮，这也是《中庸》和《孟子》书中所阐扬的，认清其善性，充分发展其道德生活，尽力达致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合一，以获致人格之庄严与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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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人都有善性，人性本善在理论上的最高推导，也就是人人皆可成圣。唐君毅对此的论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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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唐君毅认为人人皆可成圣是圣人心中的内在信念。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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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圣人之心满怀爱而不能自私，他不可能认为自己为唯一之圣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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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唐君毅不仅认为人人皆可成圣是圣人的信念，而且也是我们自己心中的信念。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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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吾相信有一圣人或相信吾可成一圣人，则吾必透过圣人之心想到圣人此一理念，如此，人人皆可成圣亦包含在吾心念之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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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唐君毅认为，性善论本身蕴涵着人人皆可成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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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人性本善之论说，吾必须相信有一圣人，同时相信吾可成一圣人，因为圣人只是吾之本性，亦即仁之充分体现而已。因此，吾必须相信人人皆可成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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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是仁之充分体现。但是孟子的性善论主要说明，人人都有成善的端倪、趋向，并未说明这些潜能都必定会变成现实，以及人人必定都能充分体现仁的本性而最终成为圣人。孟子在举例说明伯夷，伊尹和孔子等人的品行之后，曾说：“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孟子·公孙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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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孟子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圣，似乎也不敢太乐观。唐君毅也知道，孟子并不认为我们的一切行动和意图实际上都已经很好，而只是在我们的性之中具有善的倾向或开端，但其对性善论的重新阐释，也即建立其道德自我时，还是不切实际地夸大了对人性成善的信心，从而完全承续了中国哲学中对实现德性和把握真理的乐观态度。这样，一方面确实可以养浩然之气，但另一方面，则使人易走向绝对主义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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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曾如此表达其形上学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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