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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对于文化的观念，主要是中国儒家式的，但论述方法则采用了西方式的，并遵循了康德、黑格尔的理想主义传统。中国哲学论学方式往往是明体以达用，立本以持末，西方哲学传统则常常反之，是由末返本，由用识体，先肯定社会文化为一客观的存在，再反溯其形成的根据。唐君毅在论述道德自我展开时，就是由横面的论各种文化活动，揭示出它们的道德理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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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西文化各自的缺陷所在，唐君毅有清楚的认识。他认为，中国将来的文化，应由本成末，现代西方文化，则应由末返本。他指出，道德自我、精神自我不仅应存在，而且要与各种文化活动贯通，从而为中西文化理想的会通，建立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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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西方现代哲学，特别是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唐君毅对于“自我”持类似于生存论的态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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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属于已成之现实者，皆属于过去之世界，而现在之自我或方生之自我，对于已成而过去之现实，皆可有不同之态度。凡过去之我或已成之现实之我之如此，均不涵蕴吾今后之必然如此。(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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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应当与否的判断，也应超越过去自我或既成自我，而以当下自我之自觉和不自觉的理想作标准。成就此理想的自我，也就是中国儒家所说的性理。唐君毅认为，此性理或理性，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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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生起创发一切具普遍性之理想之超越而内在的根原。(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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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此理性或性理之自我，即一恒常悠久的具普遍性之超越自我。(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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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超越自我即是当下的超越自我。当下生发理想、志愿的意志，也即自我主宰与改造的道德意志，纯是自己为自己，所以是自由的，而一般的文化活动，则要寻求实现于外在的客观世界，因有一客观的外在世界相对与限制，故为不自由。可以说，我们的精神自我或超越自我自身，对于精神或文化活动起决定作用，是其创生的依据；他人和社会等客观的外在环境，对于精神或文化活动则起规定作用，构成其实现的条件。也就是说，后者只是消极地规定我们的精神或文化活动形态不能为其他种类，而不能积极地决定精神或文化活动必为何种类。精神自我或超越自我为体，一切精神或文化活动皆为其用。因而，由超越自我统摄的精神活动最终形成的文化，具有自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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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或文化活动，有自动自发之自由，其表现的文化活动有合理和不合理之分。那么，何时为合理，何时为不合理呢？标准就是精神自我、超越自我的理性所形成之理想。顺承此理想和理性而生起或创发的活动，即是合理的活动，而没有此理想和理性之根据，只是依于我们个人的生物本能欲望，自然心习，任意联想等而生的活动，则不是合理的活动。自精神本性看来，精神的本性表现为依理性而形成理想，归宿于理性的圆满实现，所以，精神的本性就是理性自己。至于不合理的活动，也是精神自身的表现，只不过是精神欲完成自身所要经过的中间阶段和过程，精神经历其反面，方为自觉。可以看出，唐君毅将非理性看成理性或精神自我实现历程中一个终将被克服和超越的环节，而不是与理性并存的精神现实的一个方面。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其理性主义的哲学基础。这种对精神的认识与黑格尔精神“自我实现的历程”有很强的相似性。(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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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进一步探讨了合理的文化理想与活动的性质与类型。合理的文化理想与活动的性质主要是，超越当前感觉的超越性，指向主观心理之外的客观性，发自超越自我自身之直接性和内在性，使主观精神外在化，客观世界内在化的主宰性，表现理性之本性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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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各自包含的价值、目的和观念，合理的文化理想和活动又可分为十二种类型，分别是：求真的科学与哲学，求美的文学与艺术，求自我超越的宗教，道德，技术，经济，政治，家庭伦理，体育，军事，法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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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又将这十二种类型分成三组。前四种为一组，是人类理性最纯净的表现；中间四种是人类理性规范人的自然生命欲望的产物，所以与人的自然生命欲望相夹杂；最后四种旨在维护人类文化世界自身的存在。所有这些文化活动中，道德虽只为其中的一种，但这是指自觉的道德理想而言，实则所有的文化活动，都由人类理性自身生起与创发出，都为实现或表现一道德价值，也就是使人的超越自我、精神自我更尽现其本身依据的理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君毅在中期表现出较强烈的理性主义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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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认为，自然生命欲望、自然心理、物体、身体以及语言文字这些有形相的物事与精神的沟通，在于前者为后者提供凭借和场所，以及前者表现出自身的超越性之时。前者自我超越表现精神，启发理想的精神意义，超越自身的主观性而具有客观性，超越自身的机括性而具有活泼周流的生机，超越自身的被动性而见原初所依之理。而精神表现于物体，身体，文字之形相，可规定精神之形态，并成就人与人之间精神的贯通，以及人的自我的一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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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阐明对文化的基本认识之后，唐君毅一一论述了各种文化活动与精神的关系。由于唐君毅谈文化活动，重在其精神基础，所以同时也就很关注各种文化意识。他曾如此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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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化意识，在本原上皆为依吾人之超越自我或精神自我而生起之意识，亦即皆为一精神意识或精神活动。此即谓一切文化意识，皆有其理性之基础，并表现一成就精神自身之生发，提高吾人之人格之道德价值：而人之实现文化理想之要求，皆依于人深心之实现道德理想之要求。人形成其文化理想之理性，在本原上亦即一道德理性。人之各种文化的精神活动，皆人之道德的精神活动之各种化身。本书目的，只重在说明此义，使各种文化部门，统于一宗。(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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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化意识同为提高人格之道德价值，也共同建立在统一的道德理性基础——精神自我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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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将文化划分为纯粹文化与社会文化。纯粹文化就是人之理性自我，独立于人之私欲外，以表现其活动而有的文化，包括哲学、科学、文学艺术与宗教道德，此种文化较难为人的私欲所利用，而能长久保持其清净性。社会文化就是，人类的理性自我直接表现其活动于人的私欲之中，与之相斗争，相顺展而有的文化，包括家庭、社会、经济、法律、政治等，此种文化常与人的私欲相纠缠，易为人的私欲利用和污染。通常所说的文化，即以纯粹文化为主，而最可以培养人的道德意识，需要教育传递保存的，就是纯粹文化。依据纯粹文化所培养之道德，是内心道德，依据社会文化所培养之道德，是社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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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哲学与科学等纯粹理性之活动，常被视为从根本上是纯静观的，于事物无有好恶，因而是价值中立之活动。唐君毅认为并不尽然。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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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活动之心无善恶道德观念是一事，而此活动之心本身，是否表现道德价值又是一事。……作此活动之心，自限而陷溺于其所认识之对象为不善，能反此而继续呈现，则为善。而当此活动之心，自以为其本身为自完自足者，不受道德评价时，亦即其陷溺于其所知之时。由是而以此活动之心为无善恶超善恶，即为一错误，亦即成一罪恶。(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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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错误用到哲学科学等纯粹文化上，即导致此种文化活动与人生脱节之罪恶。所以，唐君毅指出，科学哲学之活动在根本意义上不能孤立，与其他文化活动一样，同根于人的道德理性，也当同受同一之道德自我的主宰，而可在不同的情形下，分别表现道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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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认为，科学和哲学活动为追求有系统之知识与真理的活动。构成知识的概念、判断，与知识之所成，都原于我们的心灵能自物事与自然本能欲望中超越。而本理性贯通联结知识所成知识系统的哲学与科学，则是一个对概念、判断、知识次第超越的历程。此种不断超越限制之能，即表现了一种依于我们的道德理性而生的道德意义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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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目的在求宇宙之真理，而此求真理之心，即涵盖人我之心的普遍心，是对自我私欲、本能欲望的节制与压抑，是对已有知识成见的陷溺的超拔。所以，此认识真理之心，为一道德的心灵。求真的文化须以道德意识为基础，并表现道德价值。但是，此道德心不能自足，因为生活上之事，可以影响我们自陷于成见之中，所以，尚需其他文化生活上之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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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的文化如科学与哲学者，须以道德意识为基础，以及其他文化活动相扶持而可能，并表现道德价值。文学、艺术等求美的文化，即使是为求美而求美，其所依的心灵，仍旧是一道德的心灵，因而也表现一道德价值。唐君毅用求美和求真相依相通的关系，对这一点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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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与求美的相似之处，概括地说，就在于：首先，主观心身活动的忘却与实用目的的超越；其次，真理与美都是客观普遍的，因而所依之心都为一大公无私之道德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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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的这两点认识与德国的两位大哲康德和叔本华有共鸣之处。康德曾在其《判断力批判》中指出，人们在审美时是非功利的，即与审美对象没有欲望要求的关系。叔本华继承了这一思路，认为在审美时，个人不再是欲求的主体，而是一个纯粹无意识的认识主体，一个“不带意志的，超乎时间的，在一切相对关系之外的认识之主体”。(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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