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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家庭史》序”，见《家庭史》第一卷，安德烈·比尔基埃等著，袁树仁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8、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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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亲子关系”意味着父母亲（或其中之一）与其子女的关系。如上面提到的，这种关系可以是非血亲的，比如由领养造成的，尽管血亲意义上的亲子关系是它最常见与正常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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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这方面的开创性研究是由杨效斯先生做出的。见他的《家的哲学纲要》，载《留学哲学博士文选：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卷》，牟博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67—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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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般说来，古希腊人乃至其他时代的欧洲人并不否认“虔敬”（piety）是一种美德，少数思想家（比如托马斯·阿奎那）也提及家庭对于培养后代道德感的现实意义，但是，他们都不认为“孝”（filial piety）是一种主要的德行，更不认为它是一切德行的源头。古希腊人心目中的“四主德”是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奥古斯丁认为基督教的“三主德”是爱、信、望，即对上帝的爱、对戒命的信和对天国的希望。他们都倾向于在人的亲子关系之上或之下寻找某种超越的或更基本的原则，用来解释德行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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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犹太裔的法国哲学家勒维纳斯是西方思想者中的一个异数。他在《整体与无限》（第二部分第四节）中不但相当深刻地阐发了“居住”和“家”的哲理含义（尽管还未真正涉入亲属关系之家），还在第四部分第六节中讨论了父子关系，甚至提到“孝敬”（filiality），但他的分析方式还是让人感不到这是在谈人类实际生活中的孝敬父母及长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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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家庭史》第一卷，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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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孝经·明义》：“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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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现成性”（Vorhanden, ready-madeness）指任何意义上的存在者状态，也就是已经以某种方式获得了对自身的存在规定性。比如西方宗教的神具有某些已被规定了的能力，像全知、全善，爱世人，反对拜其他神，可以用思想或言语创造世界，等等；而中国古人信仰的“天”，则“无声无臭”。这样看，则西方的神是有现成性的，而“天”是非现成的、还有待触机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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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周易·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周易·系辞下》：“天地，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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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这里将“夫妻有别”理解为男方不能在自己所属的这一群人（某个范围的家族）中找配偶，而必须到与己不同“它者”或另一群人中去寻找。所以“别”指要结合的男女不能是自家人，必须分别属于某一群人（相互异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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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周易·系辞上》：“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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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对此句话，《周易正义》（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解释道：“其刚柔之气，所以改变会通，趣向于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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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讲：“作为缘在尽头的死亡，是最切己的、非关系的、（其最终的来临是）可被确知的但同时（其来临的具体细节对于我）是不可确定的、不可超越的缘在可能性。”（德文版第258—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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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海德格尔的确谈到了真正切己的团体生存，比如“牵心”（Fürsorge）、“牵挂”（Sorge）的（《存在与时间》，26节）和“社团的”、“人民的”（74节）切己生存形态。但语焉而未详，且其切己性最终还是来自个体经验。更重要的，这些真态的团体生存都未直接涉及家庭（Fami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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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德文版，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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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德文版，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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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之路上》（Unterwegs zur Sprache, Pfullingen: Neske, 1959），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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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比如《周易·系辞下》：“夫《易》，彰往察来，而微显阐幽。”“往者屈也，来者信（伸）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周易·系辞上》：“《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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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勒维那斯的《整体与无限》涉及它们，表现出现象学思路的深层活力。但他的解释方式与本章有重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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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鲁迅：《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做父亲》：“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地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鲁迅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0—2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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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关于这种改变的原因，曾有过不少理论解释，比如语言引起了这改变，或使用工具造成了它，等等。二十世纪的哲学与科学的进展使我们怀疑，这些所谓“原因”离“结果”到底有多远。反基础主义的解释可以将这种改变看成是总体生存结构的变异。在福科的“知识型”和罗姆巴赫（H. Rombach）的生成式的“结构存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摒弃了鸡与蛋孰为先的争论的思考模式。罗氏的著作可参见《结构存在论》（Strukturontologie）, Freiburg/Muenchen: K. Alber, 1971；《精神的生命：一本关于历史的境象之书》（Leben des Geistes. Ein Buch der Bilder zur Fundamental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Freiburg: Herder,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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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第1卷第8节写道：“据我记忆所及，从此以后，我开始学语了，这也是我以后注意到的。并不是大人们依照一定程序教我言语，像稍后读书那样；是我自己，凭仗你，我的天主赋给我的理智，用呻吟、用各种声音、用肢体的种种动作，想表达出我内心的思想，使之服从我的意志。……听到别人指称一件东西，或看到别人随着某一种声音做某一种动作，我便记下来：我记住了这东西叫什么，要指哪件东西时，便发出那种声音。又从别人的动作了解别人的意愿，这是各民族的自然语言。”（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1—12页。译文稍有调整）在这段表达中，“我”的记忆可以进入牙牙学语时期，而且它记住的恰是一种比较成人化的学习方式：两岁左右的婴儿已经有了“内心思想”和“意志”，已经能懂“指称”的含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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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开篇处引用了这段话，并接着对它做出了一系列深刻的、破除传统思路的评析，达到了“语言的意义来自游戏般的使用”这样的结论。但是，尽管已有了与“童年”特别相关的“游戏”，却仍然没有童年的正式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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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古斯丁那里，父母对于子女的慈爱直接而又明白地被“主的慈爱”代替：“主，我的天主……你的慈爱收纳撫慰我，一如我从生身的父母那里听到的，是你用了他（生父），在她（生母）身内形成了我，使我生于此世。……我从她们（生母与乳母）那里获得滋养，这对她们也有好处；更应说这滋养并不来自她们，而是通过她们，因为一切美好来自你天主，我的一切救援来自你天主。”（同上书，第1卷第6节，中文版第7—8页）如果我们说，这种看法与“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的慈爱观是同类型的，恐怕不会被责备为太牵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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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不少受西方个体主义伦理观影响的人（比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人士）会否认“我的出生”中有父母给予的恩惠。鲁迅讲：“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父子间没有什么恩。”（《鲁迅选集》第2卷，第16—17页）他完全避开、忽视父母养育子女（“三年不离父母之怀”）这个最重要的父母之恩，而笼统地讲“父子间没有什么恩”，实在包含了道理上的一个根本差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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