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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特别指出子夏有弟子，并讲述了与他的教学活动有关的事情。《墨子·非儒篇》中有墨子与子夏弟子的一场谈话。《史记·儒林列传》则告诉我们有四个人跟随子夏学习，并在后来“成为王侯之师”。子夏自己到晚年也是魏文侯的私人教师。[255]毫无疑问，在传递和建立儒家学说的人们之中，子夏是非常重要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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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有一些学究气。[256]在《论语》中，他被称赞为文学之士。孔子认为他的脾性与子张相反，说子张走得太远，而子夏走得还不够。此二人的不同达到了言语冲突的地步。有一次，子夏的一位弟子向子张请教与人交往的原则。子张问道：“子夏告诉你们些什么？”这位弟子回答：“子夏说：‘与那些行为得当者交往，与行为不当者保持距离。’”子张说：“这与我所讲的不同。君子褒扬有德有才之人，但却宽容所有的人。”[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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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争论大量涌现在孔子死后。正如《韩非子》所言，从事教学的每位弟子都自称拥有“真正的孔子学说”，而既然孔子“不能死而复生，谁将作孰是孰非的裁定呢”？[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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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游说：“子夏的弟子在以下方面做得足够好：洒扫地面、应接传唤、回答提问以及举止进退。但这些事情是特殊的和偏专的，而与基本要求相关的东西却相当缺乏。”子夏为自己作了辩护，宣称不能一下子教授给学生全部真理，而应该是循序渐进地加以传授。[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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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说子夏只是个学究，在其他方面一无所能，那将是错误的。子夏曾做过一个城邑（莒父）的邑宰。[260]他兴趣广泛，有一些见解还使孔子受到启发。不过，子夏确有某种学究气质。比如，他认为：“只要一个人不越过大的道德问题的界限，就可以在小的道德问题上有所出入。”[261]这显然证明了，他以命令式的言辞把道德准则认作是某种僵硬而固定的规则，而不是像孔子那样，把道德准则看成是达到某种目标的实际进程。可能正是这些倾向，促使孔子提醒子夏一定要以“君子的而不是小人的方式”[262]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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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其他弟子的情形一样，在种种典籍中，有许多关于子夏的轶事，这些书籍的年代晚于我们现在使用的主要材料。例如法家著作《韩非子》，其中引用的子夏言语完全是法家式的，以至于让人马上就会怀疑子夏不是个忠实的儒者。[263]这种让人在身后改变信仰的做法是那个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常见标识。后来的儒家书也包含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孔子弟子的故事，其中有一些可能是真的，而另外一些确实是虚构的。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几乎不可能从所有后世著作的伪造资料中区分出真实的东西。为此，我们只能在较少的著作中寻找实情，因为这些著作是早期的记载，更为可靠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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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具有巨大影响的弟子是曾参。[264]《论语》通常称他作曾子（曾夫子），因为这种称呼是他的弟子对他而言的，所以，至少在表面上看去也可以说曾子一派主要掌握了编纂《论语》的工作。孟子把曾子称作老师（先生），并说有一阵子曾子有多达70多位学生。[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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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也认为曾子是无畏的，但在一则故事中，孟子所讲述的曾子的行为可并没有表现出这一点。孟子说，曾子居住的城邑遭到邻国军队的袭击，而曾子则是第一个跑掉的，为此，他显然受到了人们的批评。孟子为曾子受到行为怯懦的指责作辩解，说既然他不是士兵，也许这算不了什么。然而，更重要的是，曾子在袭击到来之前离开城邑时还告诉看房人，“不要让人住我的房子，他们可能会毁坏草木”，这种话完全缺乏仁爱之心。[266]无法想象曾子会说出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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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说曾子不重视道德之行，那将是非常错误的。事实上，除此之外，他根本就别无他顾。我们发现，在《论语》所记载的曾子的许多观点中，与世俗的国家或政府的行为相关的内容实在是很少，而是绝大部分专注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当曾子病重时，孟孙来看望他。曾子说：“一个人临终之时，他的言语是善良的。一位君子，遵从着大道，把三样东西看得高于一切：他的每个态度和每个姿势都远离暴力和傲慢的迹象；他的每个面部表情一定预示着善良的信仰；他说出的每个字一定要去除粗野和不得体的痕迹。”[267]令曾子感到宽慰的是，面对死亡，他马上就要超越那种只有在活着的时候才可能做出的不得体举止的危险了。[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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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因为对孝的博学深思而在儒家之中受到欢迎。[269]在《论语》的好几章中都有曾子对孝道的阐述，而孟子则以带有某种程度的传奇色彩的方式描述了曾子的不同寻常的孝行。[270]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正是后期的而非前期的弟子对孝给予了特别的注意。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出乎人们的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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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看作是两个集群的早期和后期弟子在个人兴趣和实际行动方面有着显著的不同，而孔子的个人经历的确是导致这种不同的部分原因。我们看到，直到他周游列国的最后幻灭到来之前，孔子还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一个官职，并以此实践他所宣讲的政治和道德思想。在他晚年回到鲁国之前，孔子只是偶尔搞搞教学，而真心等待的却是再造世界的伟大机遇。在这种等待的间歇之中，孔子也乐于告诉那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如何去做那些他自己正在筹划着的事情。孔子教授的这些弟子是热情澎湃的。但是，当他不得不面对政治机遇不再到来的事实之后，晚年的孔子便自然而然地把主要精力转向了书本和教学。如果他自己不能救助灾难深重的世界，就得教给别人今后如何去做。早期弟子竭力效仿早年的孔子。他们期望有效地参与实际政治的运作，而其中一些人也确实能够做得到。然而，大部分后期弟子则努力效仿晚年孔子的作为，但这并不是孔子希望弟子们全力去做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后期弟子的主要兴趣在于教学、礼乐，在于给个人而不是给全社会灌输道德。所以，与孔子（Confucius）本人的思想相比较，孔子主义（Confucianism，儒学）具有更少的实际政治改革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之热情的痕迹，但却被打上了更深的学究式的拘泥于礼仪的烙印。这是为什么呢？以上所述前、后期弟子的不同追求应当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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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第七章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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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教师的数目可谓不可胜数，但是像孔子那样以个人的身份并完全依靠对年轻人的教导而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教师却是屈指可数的。孔子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依靠的是他特殊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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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时代之前，中国就产生了兴办教育的活动，但我们对其具体内容却知之甚少。确实有一些典籍认为，在孔子时代的几千年前就有了真正的学校在运作，但大部分这种书籍都完成于孔子时代的几个世纪之后，所以它们之中有关学校教育之记载的可靠性是令人怀疑的。[271]生活在孔子去世一个世纪之后的孟子认为，在周朝的上两个朝代——夏朝和商朝，都建立过正规的学校。[272]但孟子并不能被免除以下的怀疑：他想把在未来要完成的东西归之于过去。当我们转向实际上出自前儒家时代的文献时，就会发现，除了那些用来教授射箭的地方外，没有证据证明有过任何正规的学校。这种教习射箭的地方是青铜器铭文提到的。[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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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根据可靠的记载，有大量的人跟随私人教师学习。很可能是，所有具有世袭特权的将来的统治者，以及也许是所有高层贵族的子弟，都有私人教师。官阶低的年轻人要接受比他们地位高的官员的训练，但是，这些教育渠道与孔子的教育举措不是一回事。负责这种培训的教师事实上是政府官员，接受教育的人是那些已经在政府任职或者注定要继承政治地位的人，而对这类人的培养目的也是贯彻与现存政治模式相一致的政府（官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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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所做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作为平民的个人行为，孔子把各种条件的人都当作他的学生，只要他们是块好料。孔子教育他们的意图是：造就一个不同的，并且是他所深信不疑的、非常良好的那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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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孔子的教育目标是实用性质的，但是这种实用性并不是狭隘的实用主义。尽管教育的目的是造就良好的政府，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的最终结果仅只是培养一个称职的官吏。事实远非如此。孔子所要培养的官吏在各方面都应该尽善尽美，近乎理想之人。他们绝对不仅仅是具有某种特殊技能的专门人才。[274]孔子有一次把完人定义为这样一种人：拥有智慧，脱离贪欲，勇敢无畏，多才多艺，以及彬彬有礼，精通礼仪和音乐。[275]这无疑是他摆在学生面前的做人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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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希望他的学生所具有的某些品质，例如勇敢和诚实，并不是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但是，孔子的目标不是个人成功的事业，而是良好的政府。他相信，只要政府由某种人进行管理，这个目标就能够实现。这种管理政府的人一定要接受通常所必需的教育，还需要具有刚正不阿的品质，以及达到自我约束的修养。孔子问道：“一个不能自我克制的人怎么能够管理他人呢？”[276]事实上，孔子认为，国家首脑和所有政府官员在道德上都应该成为最高行为方式的典范。他进而强调，如果国家的管理者想取得实实在在的政治成就，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模范作用，而不是花样繁多的说教或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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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孔子常常被误解。不可忽视的是，后来（我们以汉代为一个特别分界）开始流行一种形而上学的，或者也许应该称作伪科学的理论，认为宇宙的各个部分之间都以亲密的和显著的方式相互联系。在这种形而上学理论看来，皇帝的最微不足道的行为也会影响宇宙的运作机制。因此，成书于汉代的《礼记》说，如果皇帝在夏季最后一个月穿白衣而不穿红衣的话，“大地将一片汪洋，庄稼不会成熟，还会有许多妇人流产”。[277]许多学者以这种形而上学理论解释孔子的思想，认为他所讲的对统治者德行的本质性的影响就是指的这种几近魔法的强制力量。[278]本书作者从前就持这种观点。[279]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真正的早期文献，就会发现这种思想与前儒家思想并不相干，也没有出现在哪怕是稍晚于孔子的著作中。这并不是说在早期著作中就没有迷信或异教。在许多早期著作中有大量的（但却是不相同类型的）神灵和精怪，它们是那样的实在，以至于有时会产下婴孩，但却并不带有神秘的和复杂的“感应”作用。总的来说，在早期文献中，孔子认为，统治者要想引导人民趋向于善，就不能依靠魔法般的强制力量，而是一定要依靠道德典范的力量。[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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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尽力使他的学生（有一些来自社会下层）成为适合于担当（严肃意义上的）政治职位的人。也许正是为此原因，孔子号召他们修养理想的人格，要求他们努力成为“君子”。“君子”这个词的字面意义是“国君之子”，也就是国君的亲属，因而也是贵族的一员。与之意义相反的是“小人”，意指平民百姓。[281]在早期文献中，讲到有继承权的贵族时，一般都是使用“君子”这个词。在早于孔子的文献中，“君子”也很少有其他意思。[282]孔子有时也使用这个词的旧有意思，但是，对他来讲，这是例外的用法。[283]在通常情况下，孔子所说的“君子”是指这样一种人，他们具备了一个理想的贵族应该拥有的那些品质，也就是说，孔子的君子，是一个真正的（而不仅仅是世袭的）高贵之人，高尚之人。这个词的词义变化类似于英文的gentleman一词。这个词原指出身于上层社会的人，但现在一般是指举止得体和有修养的人，与人的出身并没有关系。为此，我们就遵循常规，把中文的“君子”译作gentl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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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君子”的新意义而不是旧意义逐渐流行起来，所以，那些不符合儒家行为标准的在位者便自动将自己划入了“非君子”的行列。这样一来，儒者便指出，正是君子，而不是世袭的在位者，才是真正的高贵之人，并且因此而理应成为政府的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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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目标是把他的学生培养成君子。孔子是用什么样的具体措施实现这一目标的呢？他自称从未拒绝过教授任何人。尽管他很穷，孔子也只要求他们带一束干肉作为投师的礼物就可以了。[284]这不仅仅是自恃，还有儒学所坚持的对卑贱之士的善待，而这种亲切的接待表现在《孟子》里的一个有趣的故事中。在他的时代，孟子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周游列国。有一次，孟子访问一个国家时，居住在该国的一处宫殿里，可是这个宫殿的管理人却怪罪孟子的弟子偷窃了他的一只尚未编好的鞋子，孟子因此而被深深地激怒了。可是，这位管理人为自己的猜疑作辩护说，众所周知，孟子不加调查地接收任何想跟他学习的人。[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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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贫穷还是卑贱的出身，都不会成为跟随孔子学习的障碍，但这并不是说孔子就没有其他条件了。孔子声言拒绝教授蠢材，并宣称他要教诲的是“那些满怀渴望”想受到启迪的人。[286]孔子提出这些条件的意图，可能是想避免在这样的学生身上浪费时间，他们跟随孔子学习的目标仅仅是获得财富和地位。这些人借口关切较高层次的事物，实际上却为破衣烂衫和粗茶淡饭感到羞辱，就这样，孔子因为他们“不值得交谈”而打发走了他们。[287]可是，孔子也悲叹“很难找到情愿学习三年而不想获得任何物质报酬的人”。[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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