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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早期的周王们也是足够精明的，他们认识到，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不能像在打天下时那样纯粹用武力统治国家。商朝遗民举行的一次大叛乱更突出了这个事实。所以，周人进行了精心的宣传，给他们的征伐和统治制造了正当理由。像多半征服者一样，尽管他们是使用暴力才夺得了天下，但现在却返回头来谴责使用暴力。周人宣称，他们当初动用武力只是服从上天的要求，无疑是非常不情愿的和不得已的。根据他们的说法，实际上正是上天不断地审查世俗君主的行为。如果某个君主已经邪恶得不可救药，上天就会给那个该当受命建立新王朝的人颁下命令（天命）。作为上天的仆人，周统治者这才用武力征服了商朝，以表示对天命的服从。[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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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样的“邪恶”才会使一个君主必然倒台呢？周人特别强调的是没有适时地举行祭神，以及酗酒等行为。在商王的种种罪行中，周公还列举了一项：不好好地对待人民。[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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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人反复进行的政治宣传中，周朝的君主才是真正的“有德者”。可是，这种说法并未告诉我们多少东西，除非我们知道了它的具体意指。在西方，有一个被认为是古代美德之真正楷模的罗马人，他被西塞罗（Cicero）誉为“勇敢而可敬的马库斯·卡托（Marcus Cato）”。[640]然而，根据蒲鲁塔克（Plutarch）的记载，卡托在每次欢娱之后，都要提着皮鞭走到他的奴隶中间，亲自“鞭打粗心的仆人或厨师”。[641]毫无疑问，早期周朝的许多“有德行”的贵族也在严酷地压迫普通民众。但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他们作为新近征服者的地位是那样地不牢靠，以至于他们受到了某种刺激，想使自己变得很吸引人，并以此作为一种对于新政权的保护性措施。周公特别认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在一些可能是由他撰写并流传后世的文献中，他反复强调了以下事情的重要性，这些事情是：在断案中要公正甚至宽怀，宽容地对待人民，以及不要压迫无依无靠者和孤寡之人。[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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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人想起了查理曼（Charlemagne，742—814）大帝要求其臣下所作的誓言，他要求他们有义务“不侵扰亦不背叛神圣教会，或者是寡妇、孤儿和陌生人，视皇帝陛下为被指定的……所有这些人的保护者和辩护人”。[643]像周公一样，查理曼大帝也试图在一块广大而又联系松散的领土上巩固他的统治。所以，每当出现这种情形时，统治者们进行政治宣传的动机都是人道主义和政策策略的结合。就这样，上述两个当权者都变成了传奇人物，而且深刻影响了他们身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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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思想和历史进程的影响之下，古代中国人逐渐把理想的天子看成是管家之类的人物，而一位好天子的试金石是他能否给人民带来福祉。既然周朝征服者为使自己的天子头衔更加合法，从而声称他们取代了一个压迫人民的王朝，那么，公正和仁慈就成为此后的每个天子的义务。随着这种观念的深入人心，人们普遍认为，每个当权者必须把他的职位看成是神圣的责任和艰巨的义务，换句话说，这就是当权者的最高行为准则。尽管我们大量看到的是几乎普遍存在的背叛道义而不是遵守原则，不过，当权者的实际行为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政治思想领域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至高无上的政治行为准则。孔子会很方便地从这一准则中找到对他的政治事业有用处的东西。尽管这一准则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正像人们对待耶稣的学说一样，这一准则还是被普遍地认为正好是对孔子学说的支持，而这样的支持是不会从其他的途径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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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通常被认为是封建主义的倡导者。许多学者深信，孔子正在寻求复兴周朝早期的封建制度。这种看法主要是与一位学者（秦朝的博士）的说法有关，这位学者据推测是位儒生。在孔子去世266年后，这位学者责怪秦始皇没有给皇亲国戚和功臣名将分封土地。[644]但是，这位学者的主张根本不是孔子的学说，他建议给某些人封官的理由仅有一个，即他们是贵族的后代。事实上，在那些被有鉴定力的学者们认定的《论语》的可靠部分中，并没有倡导封建主义的痕迹。[645]当然，孔子也从未直接谴责过封建主义。然而，孔子确实希望对于实际政治进行很彻底的变革，他的这种激进主张与封建秩序几乎没有什么相似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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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知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政府类型是很容易的。我们只要翻一翻《共和国》、《法律篇》和《政治学》这些著述，他们会用自己的话告诉我们。但是，关于孔子，我们却没有这样的文献，而只能把《论语》中的零散资料分类整理，以便得出结论。也许孔子曾对他的弟子们描绘过一幅他的理想国的蓝图，但却并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我们只能把这些零散的资料拼在一起，尽力制成一幅相对完整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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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孔子自己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远不尽如人意，他就会自然而然地认定，一个完善之国应该具有他的世界所明显缺乏的东西，即：全体人民将享受和平、安全和富裕。孔子虽然十分看重和平，但他并不是个反对一切战争的绥靖主义者。然而，不必要的战争的确有悖于他的原则。毫无疑问，他那个时代的大部分战争实质上就是自相残杀，更是整体性的天下无道的一个方面，所以，如果孔子倡导的政治改革能够成功的话，战争将会自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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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问如何管理政府。夫子回答说：‘一个有效的政府应该有充足的粮食、足够的武备和普通人民对它的信任。’子贡说：‘假如三项中的一项不得不被除去的话，会是哪一项呢？’夫子说：‘武备。’‘那么，余下两项中的哪一项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舍去的呢？’夫子回答说：‘那就把粮食舍去吧。因为，自古以来，所有的人都有一死。但是，如果人民对政府不信任，国家就不能成立。’”[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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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最后一句的表述是极其重要的。它并不是说一个政府为了自保就应该饿死它的人民，因为那是荒唐的和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它的真正含义是，统治者不应该为了经济利益而过分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他的人民，还要以“为了人民本身的利益”为借口，认为人民太愚昧以至于认识不到这一点。当然，孔子的话语表达了以下的更重要的主张：国家的存在是一项协作性的事业，所有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必须共同理解其目的、享受其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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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代人来说，认识到这样的原则是轻而易举的。可是，在孔子的时代，要达到这种认识却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正如历史上所昭示的一样。孔子时代的世袭贵族很少主动表述他们的思想观点，只是“颠覆性”的儒学使他们不得不进行防御的时候，他们才被迫发展出一种完整的哲学。公元前3世纪，作为韩国公族后裔的韩非子能言善辩地谴责一种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君主和臣民有着基本一致的利益。在韩非子看来，爱君如父的想法是愚蠢的。父亲希望保护他的儿子，但君主却“在战争时期使他的人民丧命，而在和平时期则耗尽他们的劳力”。[647]根据韩非子的观点，人民是愚味的，当权者根本不必关注大众的利益。明智的君主不需要仁爱和公正，因为这些东西会导致无序。君主必须长久保持其财富和权力，因为所有的臣民都想着杀死他们的君主并取而代之。所以，君主不应该相信任何人，而只能持续不断地严厉监督所有的人。甚至君主的首要大臣也不应被授予太大的权力，而是要使他们对国君保持敬畏。韩非子的结论是，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必定造福于民的有序和良好的政府。[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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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为支持这一理论，韩非子还引用了许多例证。但孔子想到的却是别的。孔子拒绝承认人人互相为敌的状况是人类不可避免的。相反，他认为人们应像是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以至于“四海之内，所有的人都是兄弟”[649]。确实，家庭之内要有秩序，甚至要有纪律，但是，促使人们遵守规矩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能够产生共同目的的、进行合作的积极愿望。所以，它也是政府应该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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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说：‘如果以法令的手段导引人民，以惩罚的手段维持秩序，人民便会仅仅是寻求躲避惩罚，而没有任何道德责任感。但是，如果用德行（包括告诫和典范）引导他们，并依靠礼来维护秩序，那么，人民将会感受到他们的道德责任，并去主动端正自己。’”[650]这是孔子政治哲学的基础。没有消极的惩罚，只有积极的典范；没有让人民不去做什么的严厉规定，只有让他们应该去做什么的说服教育；没有用恐吓来统治的强权国家，只有一个协作性的共同富强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相互理解和善良意志。在这一点上，孔子与最现代的民主理论是一致的。林赛写道：“一个民主社会的成立或崩溃取决于人们是否能够相互理解，这种相互理解就是，每个人都把别人而不是把自己当作目的。”[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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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政治哲学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它的创作者所处的政治环境。古希腊有大量的民主政治经验，但这并不总是幸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某些方面出现了民主政治的衰败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便对“纯”民主表示了严重保留意见的态度。[652]另一方面，在古代中国，包括孔子在内，并没有人曾经梦想过如我们现在所知晓的民主政治的可能性。既然人民从未拥有过政治权力，政府的任何弊病就难以归罪于人民。孔子坚决站在人民一边，严厉谴责他们的剥削者——世袭贵族，因为正是这些贵族们把现实中的问题都归咎于人民。孔子一再重申，如果在位者是善良的和称职的，人民就会效仿他们的行为，而任何剧烈的惩罚也就没有必要了。[653]弟子曾子具有与孔子相似的气质和思想倾向。有个人被任命为执法官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曾子，而曾子则告诫那人说，作为执法官，当发现了一个普通人的犯罪证据时，不要为此而欢喜，而要感到悲哀和痛心，因为普通人的犯罪是以下事实造成，那就是：统治者“丢弃大道已经很久了”。[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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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被划归为哲学家之列，孔子则经常被称作宗教导师。然而，柏拉图却认为，与侍奉神灵相比较，“民间事务不值得过问”。[655]反倒是孔子对人民生活给予了极大的甚至是专门的关注。“樊迟问德行。夫子说：‘就是去爱人。’他又问知识。夫子说：‘就是去认识人。’”[656]因为由普通人所构成的人的大多数受到了严重压迫，所以，孔子的主要愿望便是改革政府，使人民的生活安宁幸福。可以说，孔子把他的最高赞誉留给了善待人民的统治者。[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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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是不知道这样的道理：如果人民仍旧生活在可怕的贫困之中，任何其他改革都是无益的。当他被问到准备为大众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时，孔子回答道：“使他们富裕起来。”[658]对于巨大的财富和拥有它们的人，孔子表现出的是轻蔑甚至是敌意。[659]孔子责怪发了财的弟子，无论他们是自己致富还是帮助他人敛财。他说：“君子帮助的是那些生计匮乏之人，而不是使富人更富有。”[660]我们已经看到过了，当弟子冉求着手增加对人民的税收，以便为季氏积累更多的财富时，孔子就不承认他是弟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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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政论家都主张，富人会在一定程度上比穷人对政府有更大的影响。[661]可是，孔子没有这种念头。在古代中国，商业无足轻重，致富的主要方式就是做官和收税。当权者要想发大财，必须得额外征税。这样，孔子就会自然地认为，要想非常富有，就得是个压迫者。孔子不是共产主义者。他认为统治者也有权生存，但却不是去过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如果他们能尽其职责，就应该得到适合其地位的生活享受。如果他们照顾到了人民的利益，人们是不会吝惜给他们以适合其地位的消费的。但是，如果他们做出了与上述要求相反的行为，他们就是吸血鬼。“夫子说……‘如果一个国家是依据大道来治理的，一贫如洗和处境低微就是一种耻辱；如果这个国家的所作所为不是依据大道的，那么，令人耻辱的就是富有和做官。’”[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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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主张，人民一旦脱离了贫穷，就应该接受教育。[663]我们已经看到，实际上，孔子至少倡导了某种全民教育。他曾宣布，无论是多么贫贱的人，只要来向他寻求真理，他都全力以赴地帮助其解决难题。孔子从未拒绝过一个学生，他也因此而深感自豪。孔子把学生接收下来，训练他们以从政之艺。只要他们是有才智的和勤奋刻苦的，孔子并不在乎他们的出身和贫富状况。[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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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依靠着倡导一定程度的全民教育，以及对那些有抱负的平民“君子”进行教育的计划，孔子向世袭贵族垄断下的政治秩序发动了最终的致命一击。我们这些视普及教育为理所当然的人很难认识到这是怎样的一场革命。在西欧思想领域，德莱尔·伯恩斯（C. Delisle Burns）说过：“教育的普及在大约1850年以前很难开始。在此前的世纪里，它被认为只对统治阶级才是有用的……”[665]孔子确实是培养弟子从政的，但他所接受并加以培养的是相对来说出身贫贱的穷人，这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是具有破坏性的。[666]这一点也被一位英国牧师认识到了，此人就是J. 特威斯特大师（Reverend J. Twist），他在1822年撰写了一本名为《教育穷人的政策》的小册子，在这本书中他警告说：“贫民阶层有一种荒谬的观念，认为他们与上层社会有同等的资格，同样拥有获得和增进知识的权利。这种看法可能会导致对公众和平的威胁，这正如某些革命狂热者有意图地教导人民说：是人的原因，而不是上帝的意志，才使人民劳作和受穷。”[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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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教育学说的革命性质并不为他的同时代人所欣赏，或者他们可能还认为这太不现实，不会有任何实际效果。只是在知识的“毒素”被作了不可忽视的传播之后，我们才看到了对它的危险性的谴责。道家著作《老子》（当今多半学者认为明显完成于孔子时代之后）[668]的作者宣称：“人民难于治理的原因是，他们知道得太多了。”[669]法家的韩非子断言，在他的时代，太多的应该用于经济生产的时间完全被浪费在了学习上，这应归罪于孔子和其他人的有害的榜样。为矫正此种弊端，韩非子重申，应该销毁文献典籍。[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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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孔子在其有生之年大讲特讲其改革方略之时，显然并没有人为此而感到惴惴不安。孔子从未像孟子那样，直言压迫性的统治者应该被处死或者农民与帝王之间没有禀赋方面的不同。[671]如果孔子这样去做，他的整个改革运动极有可能会在很好地开展之前就被制止了。孔子依靠着某种程度的机智老练而打下了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孟子才有可能在一个世纪之后大胆放言而不受惩罚。这其中确实有一个机智策略的问题。孔子曾发表意见说，当一个人生活在腐败政府之下时，他应该准备一有机会就大胆行动。但是，因为言语本身不能矫正外界状况，所以，他在言语之时，还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小心谨慎。[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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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孔子并不总是谨小慎微的。在任何情况下，孔子都不想放弃他的基本信念，这个信念就是：就其本身而言，每个人都具有伟大的和本质上的平等的价值。孔子曾把弟子子路称赞为这样的一个人，他“穿着破烂的麻布袍子，能与身着轻裘的人并肩而立，却没有丝毫的羞耻之感”。[673]孟子引述孔子的话说，如果他的主张和行为是不正当的，即使面对的是最卑贱之人，他也将害怕与之争斗，“但是，如果反躬自问，认为自己是正当的，那么，即使是直面千百万人，也要勇往直前”。[674]孔子也同样宣布说，大臣自己的良心要比他的君主的命令具有更高的权威。[675]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重要区别是道德。尽管伟人并不多见，但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伟人。人生的真正价值与出身、财富或地位毫无关系，它依靠的是人的行为，亦即依靠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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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不会同意《独立宣言》中“所有人生来平等”的主张的。但他会同意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的主张，即：人“在他们的权利方面是平等的”。孔子认为他的一个弟子适合于登上君位，尽管这位弟子不是国君的儿子，并且还受到了某种家世阴影的不利影响。但孔子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位弟子是有德行和有才能的。[676]孔子也坚持认为，所有的人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限制他们受教育的只是每个人的才智和勤奋程度。这种主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既然孔子认为政府的官职应该直接依据德行和才能来任命，那么，平等教育就意味着，在得到和提高社会和政治地位方面，人们有着几乎不受限制的平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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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显然是站在人民一边的。孔子从未像西塞罗那样用轻蔑的口气讲述过“无知的民众”之类的话语。[677]不过，孔子的确认为人民是无知的，因为那时的大众实际上就是那样。既然人民确实无知，孔子就从未建议过把政府交与大众之手。孔子不怎么相信多数人判断的正确性，也不太相信世袭贵族判断的正确性，他认为这些人都需要进行教育。[678]孔子曾说：“普通人可以促使他们遵循适当的行动路线，但不必让他们理解。”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个有些含糊的表述时，必须指出另一项表述，在此表述中，孔子倡导说，要以大道教育普通人，并以此作为改进政治运作的手段。[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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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孔子实际上是把普通人的常识作为他的判断标准。我们在上一章已经看到，孔子认为并没有关于真理的恒定权威。在科学上也没有这样的权威。然而，有一种荒谬的说法认为，所有的人在科学方面都是平等的。这就等于是说，任何人都能稳健地管理一个化学实验室或一所医院。其实，在科学方面，只有受过适当教育的人才会是称职的，尽管任何正常的和有才智的人都有接受此种教育的能力。实际上，孔子就是坚持了这样的思想。他保证接收任何一个有才智的学生。无论他们的社会背景如何，孔子都要把他们教育得有能力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断。但是，孔子并不依赖任何神的启示或任何特殊权威的陈述，以确保他的观点被学生所接受。像科学家一样，孔子相信，通过诉诸人们的理性，他会使学生们信服的。这就是《论语》中内容有些含糊的一章的意思。在这一章中，孔子认为，普通人就是标准，依照这一标准，人们的行为的正确与否可以得到检验。[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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