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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孔子去世之时,成功的希望对他来讲是渺不可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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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1]《左传·昭公七年》。《左传》这段记载在开头处有确切的编年,但《史记·孔子世家》却给弄错了。讲到孔子家系的这次对话发生在孔子30岁时,此时的孔子尚未成名,然而,这个对话却预言了孔子未来的远大前程。崔述认为这个世系有一些疑点(崔述,卷一)。此世系把孔子说成是宋公的后人,而宋公的上世是被废黜的商朝天子的继承人——微子。这可能是有根据的,但根据的不是事实,而是这样一种观念:孔子应该做天子。早在《墨子》中,一位儒生就断言,在孔子的有生之年,如果有一位圣人在位的话,孔子就会登上王位(《墨子·公孟》);而孟子则应人请求,解释了孔子为什么没有登上王位(《孟子·万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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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根据相关记载,可以肯定孔子确实是商王帝乙的法定继承人微子的后人。虽然某些儒生据此事实而故意神化孔子,但这并不足以说明这一事实是不存在的。参阅拙著《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第3—5页;《先师孔子》(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第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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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春秋经》的《公羊传》和《穀梁传》上的日期是公元前552年,《史记》则是公元前551年。学者们为此曾长期争论,莫衷一是。因为公元前551年更常用,所以本书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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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乐(Henri Maspero)认为,孔子的生卒日期可能比现在普遍接受的公元前551—前479年要晚25年(马伯乐,455n.1)。但这是不可能的。孔子的生年可能有些疑问,但既然孔子弟子接续了一个不间断的传统,就没有理由不知道他的卒年。事实上,我们可以有充足的理由说,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的记载至少是接近了实际。比照《论语·宪问十四》及《春秋·哀公十四年》,孔子一生最后的事件可以确定在公元前481年。在与他一生有关的任何确实的材料中,再没有什么事件和人物可以把他的寿数延长到公元前479年以后。《孟子·滕文公上》说,孔子去世后,部分弟子在墓地守丧3年。而颇得季氏赏识的弟子冉求,在公元前481年后就未被提到参与公务,直到公元前472年(详见《左传》)。子贡(孟子说他守丧6年)直到公元前480年都是鲁国的主要外交官。此后,他就未被提及参与公务,尽管他在外交方面显然还有很高的声望,并且人们也很希望他去完成外交使命(详见《左传》)。这些事实都支持公元前479年的说法。如果说《左传》已被窜改,删去了弟子服丧期间参与公务的事例,那么,相反的证据也有,那就是弟子子羔(高柴)参加了公元前479年的一次外交会议(《左传·哀公十七年》)。下文还要提到,子羔并不是一位很被孔子看重的弟子(《论语·先进十一》“柴也愚”章和“子路使子羔为费宰”章),也不是一位很彻底的儒者(《左传·哀公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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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生于公元前551年,他便活了72岁(译按:应该是73岁)。根据种种理由,孔子很可能活到了这么大年纪。早在公元前498年,他的弟子子路就担任季氏宰的要职(《左传·定公十二年》)。《论语·为政第二》(孔子自谓“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认为孔子至少已活到了70岁(这可能不是确数),而总的来讲《论语》是把孔子刻画成了一位可尊敬的老人。所以,他可能就出生在公元前551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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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孔子家语》(卷九)和《世家》都认定孔子之父名叫叔梁纥,这显然是认为这位叔梁纥与《左传·襄公十年》、《左传·襄公十七年》中的叔纥是同一人。可是,在这两个场合,《左传》(通常是以微不足道的借口提起孔子的名字)显然并没有明示叔纥就是孔子的父亲。那么,为什么在后来才认定了呢?原因可能简单得近乎荒唐。《论语·八佾第三》只把孔子之父记为“鄹(地之)人”,称孔子为“鄹人之子”,而《左传》提到的唯一的“鄹人”就是叔纥。对那些在早期文献中仔细搜寻有关孔子的片断材料的人来说,这无疑已是足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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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论语·公冶长》首章,《论语·先进十一》“南容三复白圭”章、“颜渊死”章和《论语·季氏十六》“陈亢问于伯鱼”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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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崔,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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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仅是我们不知道叔纥是孔子的父亲(见注),就是认为叔纥是鄹地大夫——大抵说他是邑宰的《孔子家语》(卷九)显然也没有适当的根据。唐朝的注释家孔颖达解释说,既然《左传》称“叔纥鄹人”,这就是说他是鄹地大夫(《左传注疏》卷三十一),这种说法并没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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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孔颖达之说依据的是《左传》记事体例。另外,《左传》是记年体史书,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是接续不断的,而都是散记在诸多年份和事件之中,有关孔子的记载也无例外。所以,以《左传》中关于孔子生平的记载缺乏连续性而质疑这些记载的真实性,是不值得肯定的。而在这个问题上,顾氏显然失之于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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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论语·子罕第九》“大宰问”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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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论语·颜渊十二》“颜渊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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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语》卷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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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论语·子张十九》。《左传·昭公十七年》讲的一个故事说,孔子26岁时曾求教于郯子,但这并不值得重视。《论语》和《孟子》均未谈到郯子,而我们很希望在这两部书中出现孔子的老师。《左传》的这项记载把郯子与玄鸟、龙,各种“云官”、“火官”和“鸟官”,还有“五雉”和“九扈”等联系起来,这都具有后世神话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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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论语》和《孟子》没有记载的事情,未必就不是事实。特别是在孔子的生平和思想方面,《左传》和《国语》的记载应该与《论语》和《孟子》具有同样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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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孟子·万章下》:“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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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孔子的文化修养,特别是他在古典文献方面的高深素养,不可能在这种工作中获得。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具有大家族背景的社会成员,才有学习这方面知识、得到这些方面相关训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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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译按:《论语·子罕第九》:“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孔子讲“君子不多”,并非自责,又非自卑。孔子一生颇多得益于“少也贱”的磨砺。在孔子看来,艰苦的生活固然不一定造就伟才,但在一定条件下却有助于伟才的成长。所以,孔子称赞子路“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论语·子罕第九》)而不以为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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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译按:《论语·述而第七》:“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子罕第九》:“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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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论语·公冶长第五》:“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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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孔子抨击的“佞”人,只是无原则的善辩之人。孔子并不是没有口才,他与子贡等人的区别是以什么样的原则指导口才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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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见本书第七章,原书页码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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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译按:《论语·颜渊十二》:“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论语·宪问十四》:“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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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译按:《论语·子罕第九》:“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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