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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孔子去世之时，成功的希望对他来讲是渺不可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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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1]《左传·昭公七年》。《左传》这段记载在开头处有确切的编年，但《史记·孔子世家》却给弄错了。讲到孔子家系的这次对话发生在孔子30岁时，此时的孔子尚未成名，然而，这个对话却预言了孔子未来的远大前程。崔述认为这个世系有一些疑点（崔述，卷一）。此世系把孔子说成是宋公的后人，而宋公的上世是被废黜的商朝天子的继承人——微子。这可能是有根据的，但根据的不是事实，而是这样一种观念：孔子应该做天子。早在《墨子》中，一位儒生就断言，在孔子的有生之年，如果有一位圣人在位的话，孔子就会登上王位（《墨子·公孟》）；而孟子则应人请求，解释了孔子为什么没有登上王位（《孟子·万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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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根据相关记载，可以肯定孔子确实是商王帝乙的法定继承人微子的后人。虽然某些儒生据此事实而故意神化孔子，但这并不足以说明这一事实是不存在的。参阅拙著《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第3—5页；《先师孔子》（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第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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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春秋经》的《公羊传》和《穀梁传》上的日期是公元前552年，《史记》则是公元前551年。学者们为此曾长期争论，莫衷一是。因为公元前551年更常用，所以本书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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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乐（Henri Maspero）认为，孔子的生卒日期可能比现在普遍接受的公元前551—前479年要晚25年（马伯乐，455n.1）。但这是不可能的。孔子的生年可能有些疑问，但既然孔子弟子接续了一个不间断的传统，就没有理由不知道他的卒年。事实上，我们可以有充足的理由说，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的记载至少是接近了实际。比照《论语·宪问十四》及《春秋·哀公十四年》，孔子一生最后的事件可以确定在公元前481年。在与他一生有关的任何确实的材料中，再没有什么事件和人物可以把他的寿数延长到公元前479年以后。《孟子·滕文公上》说，孔子去世后，部分弟子在墓地守丧3年。而颇得季氏赏识的弟子冉求，在公元前481年后就未被提到参与公务，直到公元前472年（详见《左传》）。子贡（孟子说他守丧6年）直到公元前480年都是鲁国的主要外交官。此后，他就未被提及参与公务，尽管他在外交方面显然还有很高的声望，并且人们也很希望他去完成外交使命（详见《左传》）。这些事实都支持公元前479年的说法。如果说《左传》已被窜改，删去了弟子服丧期间参与公务的事例，那么，相反的证据也有，那就是弟子子羔（高柴）参加了公元前479年的一次外交会议（《左传·哀公十七年》）。下文还要提到，子羔并不是一位很被孔子看重的弟子（《论语·先进十一》“柴也愚”章和“子路使子羔为费宰”章），也不是一位很彻底的儒者（《左传·哀公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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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生于公元前551年，他便活了72岁（译按：应该是73岁）。根据种种理由，孔子很可能活到了这么大年纪。早在公元前498年，他的弟子子路就担任季氏宰的要职（《左传·定公十二年》）。《论语·为政第二》（孔子自谓“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认为孔子至少已活到了70岁（这可能不是确数），而总的来讲《论语》是把孔子刻画成了一位可尊敬的老人。所以，他可能就出生在公元前551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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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孔子家语》（卷九）和《世家》都认定孔子之父名叫叔梁纥，这显然是认为这位叔梁纥与《左传·襄公十年》、《左传·襄公十七年》中的叔纥是同一人。可是，在这两个场合，《左传》（通常是以微不足道的借口提起孔子的名字）显然并没有明示叔纥就是孔子的父亲。那么，为什么在后来才认定了呢？原因可能简单得近乎荒唐。《论语·八佾第三》只把孔子之父记为“鄹（地之）人”，称孔子为“鄹人之子”，而《左传》提到的唯一的“鄹人”就是叔纥。对那些在早期文献中仔细搜寻有关孔子的片断材料的人来说，这无疑已是足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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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论语·公冶长》首章，《论语·先进十一》“南容三复白圭”章、“颜渊死”章和《论语·季氏十六》“陈亢问于伯鱼”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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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崔，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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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仅是我们不知道叔纥是孔子的父亲（见注），就是认为叔纥是鄹地大夫——大抵说他是邑宰的《孔子家语》（卷九）显然也没有适当的根据。唐朝的注释家孔颖达解释说，既然《左传》称“叔纥鄹人”，这就是说他是鄹地大夫（《左传注疏》卷三十一），这种说法并没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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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孔颖达之说依据的是《左传》记事体例。另外，《左传》是记年体史书，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是接续不断的，而都是散记在诸多年份和事件之中，有关孔子的记载也无例外。所以，以《左传》中关于孔子生平的记载缺乏连续性而质疑这些记载的真实性，是不值得肯定的。而在这个问题上，顾氏显然失之于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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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论语·子罕第九》“大宰问”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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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论语·颜渊十二》“颜渊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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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语》卷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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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论语·子张十九》。《左传·昭公十七年》讲的一个故事说，孔子26岁时曾求教于郯子，但这并不值得重视。《论语》和《孟子》均未谈到郯子，而我们很希望在这两部书中出现孔子的老师。《左传》的这项记载把郯子与玄鸟、龙，各种“云官”、“火官”和“鸟官”，还有“五雉”和“九扈”等联系起来，这都具有后世神话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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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论语》和《孟子》没有记载的事情，未必就不是事实。特别是在孔子的生平和思想方面，《左传》和《国语》的记载应该与《论语》和《孟子》具有同样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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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孟子·万章下》：“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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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孔子的文化修养，特别是他在古典文献方面的高深素养，不可能在这种工作中获得。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具有大家族背景的社会成员，才有学习这方面知识、得到这些方面相关训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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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译按：《论语·子罕第九》：“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孔子讲“君子不多”，并非自责，又非自卑。孔子一生颇多得益于“少也贱”的磨砺。在孔子看来，艰苦的生活固然不一定造就伟才，但在一定条件下却有助于伟才的成长。所以，孔子称赞子路“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论语·子罕第九》）而不以为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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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译按：《论语·述而第七》：“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子罕第九》：“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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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论语·公冶长第五》：“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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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孔子抨击的“佞”人，只是无原则的善辩之人。孔子并不是没有口才，他与子贡等人的区别是以什么样的原则指导口才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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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见本书第七章，原书页码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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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译按：《论语·颜渊十二》：“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论语·宪问十四》：“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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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译按：《论语·子罕第九》：“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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