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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孔子把他的相当大的思想重点放在了古书的权威上，并确定了“古代圣王的榜样”。不过，《论语》对这样的思想并没有什么支持。反倒是墨子却不断地引用书本和圣王来论证他的主张。墨子宣称：“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和周公相一致的所有言行，都应该履践。而与三代邪恶之王……相一致的所有言行都应该舍弃。”[47]很难想象《论语》中的孔子对于人的行为会定下这种独裁性的衡量标准。另一方面，人们也没有理由相信，墨子与同代的儒生，即那些使墨子得到早期教育的人，在这方面会有什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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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提出的是思考问题的原则而不是真理的恒定标准。他给个人规定的责任是，寻求他们自己的真理，并为此而自由行事。但总的来说，人们并不期望得到理性的自由，因为这必然要求脑力的劳作。有人已经指出，即使在今天，在我们中间，“无论什么阶层、什么职业的人（包括大多数哲学家）都想得到这样的哲学：它们将是一下子建成的一个封闭体系，讲述的是有关个人和宇宙的所有终极性质和最后的定数”。[48]可是，孔子给人的心灵提供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令人深感惊奇的是，究竟是没有多少弟子能够很好地理解孔子的思想呢，还是在孔子尸骨未寒之时儒生们就开始建立他们的温馨的理性避难所（他们在其中找到了圣典和一贯正确的圣人们的令人欣慰的权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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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早期圣王的传说迅速地成倍增加。我们在《论语》中看到的尧、舜和禹是作为古代贤明国王而出现的。但是（除了这本书的最后一篇，一般认为是后来的，而我们将在下文讨论它），除了大禹之外，《论语》中并没有说尧和舜是以非正常的形式（即“禅让”）成为国王的。[49]大禹被认为曾是农夫，但在某些地方也隐隐约约地认为他是皇室之后。《论语》宣称，任用大臣的时候，应该根据他们的德行从全体人民之中选拔，并说古代就是这么做的。[50]根据逻辑推论，下一步就应该认为，国王也不应该是世袭的，而是应该根据其德行和才能来选拔。孔子无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只可惜没有明确的记载来证明孔子直接地如此表述过。而在墨子这一代人当中，却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根据这一代人的说法，在古代圣王的时代，统治者以德行和才能为基础在全体人民中选择他的继承人是很正常的。学者们用这种学说完全改变了世袭贵族的处境，并最终告诉这样的贵族说，他们的王位不过是篡夺而来的，因为按理说，王位应该属于有才能和有德行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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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一书最早表述了这一学说。因为这一原因以及其他理由，有人认为，这一学说是出于墨子的，但这未必是真实的。[51]墨子自己确实有过这样的观点，但是，他也引用了儒生的如下说法：“从前，圣王排列地位时，规定至圣之人做天子，其余的根据其美德往下排列，顺序担任大臣和高级官员。现在，孔子广泛精通诗和历史文献，鉴别了礼和乐，并拥有对所有事物的详尽知识。如果孔子生活在圣王的时代，他一定会被奉为天子。”[52]孟子后来也说过几乎是同样的事情。[53]公平地说，关于古代圣王并非世袭王位、而是只能依靠他们的德行得到王位的思想，显然是产生于孔子死后不久[54]，并被儒家和墨家共同采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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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某些儒生却是很谨慎地看待这种观点的。作为一种提高儒家学者之威望的宣传来讲，这种观点是很精致的，但是，如果贵族们过分认真地看待它，那么，对于倡导它的儒者来说是会有麻烦的。即使在今天，某些相当民主的人士还很欣赏立宪世袭君主制，认为这种体制具有政治稳定性。也有人认为，如果统治者四处寻找有道德的个人并给予他们王位，就很容易使那些最善于言谈的人戴上王冠，而现实政治就会出现混乱。这种糟糕的事情确实于公元前314年在燕国发生了。[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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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古代圣王“禅让”传说的发展，有人声称，圣王在他们年迈之时让位给了有道德的大臣。在燕国，据说是国君要把国家交给他的相国（这个建议来自于这位相国的一个亲戚，此人是受了贿赂的）。国君做出了“禅让”王位的郑重宣布，这位相国表面上予以拒绝，但事实上却接受了。三年之后，燕国发生了暴乱，“几万人丧了命”。[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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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批评了燕国君主的弃国之举，[57]并宣称只有上天才有权把国家给予不是世袭的王位继承者的那个人。孟子认为，只有人民接受这个人作为他们的国君，才是真正的天授王位。[58]荀子认为，在古代，官位是根据德行来任命的，为此，帝王死后，王位有时就不再属于帝王之家了，但他否认圣王在活着的时候就禅让了。[59]较晚一些时候的汉文帝（德效骞Homer. H. Dubs认为他的统治标志着“儒家影响”在汉代的开始[60]）把这种传说牢记在心。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发布诏书说，他完全应该“在整个帝国广泛地寻找一个有才能的、贤明的和有德行的人，好让他自己让出王位”。他说，无论如何他都不应该让他的儿子做他的继承人。可是，大臣们表示反对。他们（成功地）坚持认为，帝国的稳定只有依靠维护王位的世袭传承。[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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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能够遵循选贤任能的原则任命大臣，就必然会产生良好的政府。儒家学者坚持认为，这种选才思想，过去的君主曾经拥有过，当今的君主也都应该具备。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极大地提高了儒家学者们的威望。况且，这种思想也是对君主们可能会有的蛮干冲动的最有效的心理约束，因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这些专制君主们就能够成为专横的暴君。但是，如果这种思想真的被付诸实施，将会使王位成为最残暴的阴谋家的玩物。而且，如果一个专制君主相信他之所以得到王位是由于他的才智和德行，那么，与那种受过儒家思想之适当教育的世袭君主相比，这个专制君主就会更专横，更缺乏对理性的服从。因此，毋庸置疑，最有智慧的儒者一心要保持的把王位留给有德有才者的原则，只能被作为历史上的一个美丽而遥远的景观来保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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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所谓让有德者继位的说法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在古代中国，直到非常接近于孔子的时代，都很难让人相信一个平民出身的人会得到提拔，甚至去做高官，更不用说成为国君了。[62]另一方面，却有大量证据表明，重要的官职一般来讲都是在贵族世家中传承的。[63]但是，当学者们提出在古代是有德者做国君的观点时，他们就得提供能够证明此种观点的历史文献。和平常一样，需求刺激了供给。没过多久，就有大量的历史文献证明了这一点。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尧典》，而这篇文章（至少其初稿）显然是写成于孔子死后150年中的某个时期。[64]甚至在《论语》中，比如最后一篇的第一章，也被插入了一些有关尧、舜和禹相承传的语句。但是，这类说法与孔子毫无关系，并且很久以来就被认为是《论语》的外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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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在古代中国，至少早在周朝初年就有人开始写作伪书了。[65]但是，直到孔子去世后不久，这种伪作才开始光芒四射。到了孟子时代，竟然有了那么多可疑的书，以至于孟子说：“就是没有这些历史文献，（怀疑他们）也比全信它们的好。”[66]然而，书籍的伪造者还是忙个不停，并且开始返回头来撰写那些被认为是历史上有过的书籍，其中一些书籍记载的是传说中所说的过去发生的各种事情，以及各种乌托邦式的空幻思想——这些都是他们期望在未来得以实现的东西。比如在《尚书》这本书中，只有四分之一的文献确实是写成于它们所说的那个时候，而其余的便都是伪造的了。对某些别的书籍来说，情形则更糟。因此，古代中国历史成了事实与虚构组合而成的大杂烩，其中固然有其辉煌灿烂的一面，但也有其近乎不堪造就的另一面。对这个庞然大物进行科学的学术研究尽管只是最近才开始的事情，但却在区分整理基本史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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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了对孔子的如此理解，就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不仅有关他的生平和思想被完全歪曲了，更糟的是，他在世时的整个历史背景也已被伪造，以至于不可能正确地看到孔子这个人了。据称，在上古时代，得到王位的人靠的不是继承权而是德行，然而，孔子从未明确说过这种事情就是实情。总体来看，有许多事情想要说明的是，孔子信奉世袭原则（世卿世禄）。然而，事实上孔子不仅不信奉这种原则，而且还更加大胆地向前跨进了一步，坚持认为对于最高阶层的大臣的任命，应该根据他们的德行和才能，而不是他们的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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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出生在公元前400年后不久，大约孔子去世后一个世纪的时候。据说，孟子曾经跟随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弟子学习过。[67]在所有那些有思想流传下来的儒者之中，孟子是最早的一位，而且，我们有理由认为，传递给后人的孟子的思想基本上是未经改动的。那本大部头的被称作《孟子》的书可能是他的弟子编纂而成，它比那些号称是最古老的文本更可靠。孟子在世时也曾经像孔子一样周游求仕，[68]并且在某个时候还真的得到了官职。[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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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孔子一般，孟子也相信“人民是国家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的福祉必须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孟子还（以几近乎与孔子相同的字眼）认为“政府的权力是从被管理者的赞成中得到的”。[70]孟子甚至主张，君主在签署死刑命令之前，应该得到人民的同意。[71]他宣称，政府应该交由有德有才的儒家学者去管理，而且，儒者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不应该受到国君的干预，因为国君从未学习过如何进行管理。[72]对于孔子倡导的特殊的经济措施，孟子也作了改进。在关于自然资源的对话中，孟子发表的言辞听起来是非常现代的。[73]然而，孟子也足够精明地坚持认为（像孔子和康德一样），单纯的谋利动机不能作为国家制定政策的基础。[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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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同意孔子的观点，即无能的君主没有资格享有王位。[75]但是，孟子比孔子走得更远，宣称如果一个君主停止了为人民造福，人民唯一的义务就是揭竿而起，并取而代之。[76]可是，君主的大臣则应该用纠正君主之错误的方式而防止这一切的发生。[77]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孟子认为，学者的地位是最有价值的和最荣耀的。他对国君给予学者的礼物发出抱怨说，不是礼物不够，而是赠送的方式有问题，它迫使学者们不得不向君主表示感谢。[78]孟子说，即使是帝王也不应该擅自召唤一位杰出的学者去见他，而是应该去拜望学者，正如“古代有能有德的君王”所做的那样。[79]孟子认定的另一项原则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一旦确立，即使学生是君王，也应该把老师视为父亲或兄长，而不是看作他的臣下。[80]既然大多数学者是儒者，那么，王公贵族的大多数私人教师也一定会是儒者，所以，在儒学得到世俗权力的过程中，上述孟子的原则注定要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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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儒家学者，孟子不仅坚持了上述种种主张，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将这些主张付诸实施，因为他在几个国家的朝廷上很受欢迎。回味着他的有说服力的主张，会让我们认为儒学的盛行就在前面不远的拐角处。但是，孟子——无疑是他那个时代最好的优秀儒者之一——也具有某些弱点，这些弱点在这个集群中的许多人中是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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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其实是个附庸风雅之士。尽管他的日常生活和周游列国都很时新，但他还是深深地羡慕着那些生活更豪华的王公们。孟子深信，如果正义得以实现，他就会是帝王。[81]不过，既然做帝王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他就装模作样地轻视社会地位和奢侈生活，并表示自己不关心别的只关心道德。但是，就像某位淑女的表现一样，孟子矫饰得有些过火了。[82]在一些表述中，他不自觉地流露出了对世袭贵族的同情。孟子说：“管理政府并不难，只要不触犯世家大族的利益就行了。”在他看来，有了这些重要的贵族世家的赞同，一个人就可以“把他的道德学说传布到全天下”。[83]尽管孟子经常主张要根据德行授予官爵，但他也说：“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国君才应该提倡美德。因为，如果他一味地提倡美德，就会使社会地位低的人超过地位尊贵的人，而那些与王室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就会居于君王亲戚的上头，对此，做国君的能不慎重对待吗？”[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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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与孟子另外的一些表述是相当不一致的，[85]当然也与孔子的思想有相当大的冲突。然而，这种类型的不一致遍及大量相对早期的儒家文献之中，因为儒生也是人。一方面，作为一个集群，他们参加了孔子发动的针对世袭贵族的斗争。但是，作为个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是贵族家室的后裔，而且，只有依靠某些特殊贵族的恩惠，他们才能得到官职、要职，可能甚至是他们的衣食。这样一来，他们的忠诚和原则有时会变得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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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会有这种模糊不清，孟子还是一位人类平等观念的坚定信仰者。[86]我们可以说，他可能试图证明他和君主具有一样良好的本性，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他并没有明确主张他自己生来就比别人更好。事实上，孟子相信人性本善，认为所有人的本性都是良好的。而且，古代的伟大圣贤也不过是普通人，所不同的是，这些圣贤完全发展了他们的固有本性。孟子对这一观点的论述很多，[87]并且从心理学上讲，时至今日还使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们深感兴趣。他对这个论题的思索是独到的和透彻的，不过，这一观点的结局却并不十分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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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本善的学说可以激励人们努力工作。因为根据这种学说，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达到成功的顶峰。但另一方面它也会抑制创造性，因为，毕竟人们不用去做什么就获得了德行。孟子确实说过人们应该修养他们的品格，但他却并没有同样严格地坚持要求每个个人应该履行他们命中注定的义务，而《论语》却坚持了这一点。这可能是自然而然的。当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集群刚开始与世袭特权阶层展开斗争时，肯定要强调以下事实：出身贫贱的人与贵族具有相同的美德。但是，当意识形态的斗争开始取得胜利时，斗争的重点就转移到了所有人的平等，而个人的存在也就被淹没了。因此，虽然那些法国哲学家们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是个人主义者，但革命的口号讲的却是所有人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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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孔子思想特色的斗争在孟子那里出现了松弛或缓和，这不仅体现在道德修养上，也体现在理性王国里。孟子认为，人性不仅是善的，而且也是一种缩影，即“万物完全就在人的自我之中”。[88]孟子以此推论出，依靠相对简单的反观自己内心的方法，人们就能获得宇宙万物的知识。[89]洛兰·克里尔指出，孟子之所以坚持这种观点，是因为他认为道德原则是宇宙中唯一值得关注的方面，而正因为有了这种信仰，与孔子相比，孟子才更少强调学习的必要性。[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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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哲学在当时的中国还很年轻，但有些人已经开始厌烦孔子的主张了。孔子的主张是，人们应该自己去寻求真理，并且不断地根据新的经验去纠正对真理的理解——这不仅是每个人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但是，那些厌烦孔子此种学说的人想要得到一种简易之法；当然，他们找到了它。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孔子和孟子所持的判断人的品格的方法。孔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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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审察一个人的奋斗目标，观察他的追求这些目标的方法，并观看能使他得到满足的东西。（这样一来，）一个人怎能掩藏住他的品格呢？[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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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孟子拥有的是较为简约的方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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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在一个人的所有器官中，没有什么能比眼睛瞳孔更精良了。它不能隐匿邪恶。如果胸中一派正气，瞳孔就会闪闪发亮；否则，它就是暗淡无光的。倾听一个人的说话并观察他的瞳孔，一个人怎能掩蔽他的品格呢？”[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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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这个处方几乎具有魔法般的绝密效用。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特性一再出现在中国思想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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