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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墨子·贵义》:“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犹舍获而攈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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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冯,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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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墨子·尚同中》:“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则诛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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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引自芬纳,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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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墨子·尚同中》:“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熟,六畜不遂,疾灾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又见《非攻》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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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非攻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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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墨子·节葬》、《墨子·明鬼》、《墨子·公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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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墨子·贵义》:“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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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卡伦,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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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论语·泰伯第八》“禹吾无间然”章和《宪问十四》“南宫适问于孔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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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正如我们指出的,这一原则不断地在《论语》中出现,特别是《为政第二》“哀公问”章和《颜渊十二》“樊迟问仁”章。顾颉刚说后一章是后来插入《论语》的,并且“显示出墨家的影响”,见顾(6),第55页。但是,既然孔子在墨子之前,这个表述便只能说明,如果它是真实的,孔子就没有倡导过人应该依据他们的才能被提拔,而事实上,这种观念在《论语》中是很普遍的。上述《颜渊十二》中的观点之所以被怀疑,因为说是“它在这一篇的末尾处”,这是不太严密的说法。这一章后面还有两章,看上去也没有什么问题。而这一章,不仅不是晚出的,而且还是很早的。如果它和《孟子》或《论语·尧曰二十》首章一样地晚出,那么,舜就可能是要提拔禹,而不是皋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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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顾颉刚等人为首的“古史辨”运动中,认定关于尧、舜、禹的传说全部出自墨家的杜撰。这种观点在当时很轰动,但后来却逐渐被学术界所放弃。总的说来,顾氏所使用的“辨伪”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考据材料方面却失之粗糙,且有强烈的先入之见。比如对《论语》中有关这些上古之王的记载,如果先认定它们是墨家插入的,然后再以此证明此类传说是墨家的发明,这便是使用了不合理的循环论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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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见顾(6)。在我看来,这项研究做出了错误的假定,即认为儒学实际上具有更纯粹的特质,也就是说,儒学一贯根据的是这样的原则:“对亲戚特别钟爱,尊敬那些达之于高位的人(亲亲贵贵,第31页)。”但这是非常令人怀疑的,特别是当我们探究它在孔子本人那里的情形时,尤其怀疑那种说“贵贵”可以合适地称作是儒学基本原理的说法。而且,墨子激烈地批评儒生,而孟子则进行了回击。如果古代选择帝王是以德行为基准的思想是墨家首创的话,那么,只有这样的事实才是可能的:墨家人物应该反对儒生对这种观点的偏爱。然而,墨家人物却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其例可见《孟子·万章上》“墨者夷之”章。正如冯友兰所指出的,《墨子》之中《墨经》部分(一般认为代表的是后期墨派的思想)批评以尧和舜为楷模的做法清楚地说明了墨家“对儒家尊重圣人的攻击”(冯,第274—275页)。这并不支持这样的看法,即关于尧和舜的传说是墨家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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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墨子·公孟》:“公孟子谓墨子曰:‘昔者圣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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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孟子·万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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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如果孔子相信,甚至还创立了这种思想,就应该在《论语》中提及,但是,《论语》并没有提到过这种思想(除了《尧曰二十》首章,这一章是后来加进文本中去的)。而且,从《颜渊十二》“樊迟问仁”章来看,子夏也不知道这一学说。如果子夏知道这种观点,那么,为了更能说明问题,子夏应该举出选择天子的例证,而不会只提到挑选大臣的事情。《孟子·万章上》有一节引用了孔子的话,说的是尧和舜的禅让故事,但顾颉刚说此处使用的语言是不合乎时代的。他还认为,《论语》的这一章是后来插入的,见顾(6),第56页。无论如何,认为孔子做出过这种陈述的说法是令人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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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详见《史记·燕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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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战国策·燕策》。《韩非子》有许多种这个故事的不同形式,在最后的一个故事里,说这是燕王甘心情愿的禅让(《外储说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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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事实上,他到此为止至少是默许了齐国对燕国的进攻,而自进攻之后燕国就陷入了混乱;见《孟子·公孙丑下》。《战国策·燕策》说孟子明确地煽动了这次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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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孟子·万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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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荀子·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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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汉书》(2),卷一,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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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详见《汉书·文帝纪》和《史记·孝文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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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史记·孝文本纪》:“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实,专制帝王如此举动,原非出自本意,而是考验臣下的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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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确实,《孟子·万章上》中的几节提到了影响这种情况发生的种种传统说法,但不能确定的是,它们详尽阐述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儒家学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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