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103030
【注】 《朱注》：周，普遍也。比，偏党也。
1702103031
1702103032
【记】 《论语》中常有这种对偶短句，言简意赅，表达是非、黑白、善恶、美丑的对立，颇便于传诵、记忆。中国文字的对偶美，但望在今日能有所保存、延续。
1702103033
1702103034
2.15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1702103035
1702103036
【译】 孔子说：“学习而不思考，迷惘；思考而不学习，危险。”
1702103037
1702103038
【注】 《朱注》：不求诸心，故昏而无得。不习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废其一，非学也。
1702103039
1702103040
【记】 就认识论说，与康德所说“感性无知性则盲，知性无感性则空”，几乎同一思路。这一道理至今不过时。东海西海，此心相同，此理相同。叶适《习学记言》说：“其祖习训故，浅陋相承者，不思之类也。其穿穴性命，空虚自喜者，不学之类也。士不越此二涂也。”汉学宋学，国粹西髦，古今同慨。
1702103041
1702103042
2.16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1702103043
1702103044
【译】 孔子说：“攻击不同于你的异端学说，那反而是有危害的。”
1702103045
1702103046
【注】 《正义》焦氏循《论语补疏·韩诗外传》云：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悖。盖异端者，各为一端，彼此互异，惟执持不能通则悖，悖则害矣。
1702103047
1702103048
【记】 有三种解释，大多数解“攻”为“专攻”，即致力、学习，就是说学习异端邪说，是有害处的。十余年前出土的《论语》，“攻”作“功”，似更可证实此说。第二种解释说，攻剿异端邪说，于是它们就失去危害了，如杨译本。这似乎是毛时代斗争哲学的有趣反映。传统旧注中也有主此说的。我则选择第三说，认为这可以表现儒学的宽容精神：主张求同存异，不搞排斥异己。梁武帝至隋、唐大崇佛教，把佛祖摆在孔子之上；现代崇拜马列，天安门挂洋人画像，中国人都不以为忤。孟子骂杨墨，却仍认“生之谓性”的告子作门徒。韩愈辟佛老，却以为“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苏轼以儒学而出入佛老，苏辙用《中庸》讲说老子，此后上层士大夫和下层民众都大搞“三教合一”。中国数千年没有炽热的宗教迷狂或教义偏执，而唯理是从，“谁有道理就听谁的”，包括近代中国较快地接受西方科技、文化、政法以至哲理，迅速改变千百年来的思想观念、服饰习惯以及生活方式等等，都与这种宽容性有关。而这宽容又正是重实践、重经验、重“以实事程实功”的实用理性的表现。也正是实用理性的这种宽容性，才使儒学本身和中国文化能不断吸取和同化外来事物、思想而继续生存和发展。 不吸收和同化道、法、阴阳，就不会有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不吸收佛教，就不可能有宋明理学。不吸收西方自然科学观念，就不会有康有为、谭嗣同的近代儒学。“有容乃大”，于人，于学，于文化，于传统，何莫不然。
1702103049
1702103050
儒学这种宽容精神，也是建构今日的社会性公德的重要资源。今天的社会性公德，有两大特征，其一便是宽容精神，即承认、允许价值多元的世界存在，不干预个体选择的自由和权利。对个体的终极关怀、宗教信仰（或无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态度等等应执中性立场。其二是共同准则，为了维系该社会生活的最低必要条件，个体成员应有遵循公共行为准则的道德自觉。这方面由于与经济、法律、政治密切关联而具有不同的时代、民族等内容，彼此也应宽容、协调。在共同准则上又有两个不同侧面，一是严格尊重个体的自由、自主和公平竞争，人是目的，而非工具。二是对处境不佳的社会成员如“老弱妇孺”和残疾等弱者甚至动物世界，应有特殊的关注。这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可见，不仅宗教性私德，而且社会性公德，传统儒学也有需要革除的陋说（如“三纲”、“三从四德”等）和可供生发的资源（如此章及15.42章“相师之道”等等）。
1702103051
1702103052
2.17 子曰：“由 ！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1702103053
1702103054
【译】 孔子说：“子路，我告诉你什么叫求知吧：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真正的‘知道’。”
1702103055
1702103056
【注】 《集释》陈栎《四书发明》：强不知以为知，非惟人不我告，己亦不复求知。
1702103057
1702103058
【记】 这里强调求知的态度，仍然是实用理性的落实。建造庞大体系以概括一切，实际即以不知为知，强不知以为知，既是常人陋习，也是“教主”通病。孔子和儒学特征之一，正在否认自己是天才是教主，承认有不知道不懂得的东西。这里，认为“不知”也是一种“知”，说明“知”永远有限，正如人是有限的存在一样。只有不断积累，才能不断向那无限、永恒前进。孔子之所以罕言死生鬼神、人性天道，亦以此故。这似乎很平常，其实很深刻。它揭示人必须认同自己的有限性，才可能超脱；认识自己“不知”，才可能“知”。这才是智者。俗语云“人贵有自知之明”，“多见其不自量也”等等，均此意之实用。孔学之“极高明而道中庸”，于此可见一斑：它不只是高深道理，而且更是生活修养。这是儒学宗教性道德的方面，对个体追求人格完善，至今仍然有益。但它不必要求每个人都能学习或履行。因为它不构成社会性公德，而只关乎个体的终极关怀。对照《圣经》“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否则你们将被审判”（《圣经新约·雅各书》5.12），孔学无此外力迫胁，似更佳。《论语》其实可与《新约》相比较，或同或异，或同异参半，其意义何在，大可研究，可惜本读尚无力做此工作。
1702103059
1702103060
2.18 子张 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1702103061
1702103062
【译】 子张问得官职、获薪俸的方法。孔子说：“多听，保留有怀疑的地方，谨慎地说那可以肯定的部分，就会少犯过错；多看，不干危险的事情，谨慎地做那可以肯定的部分，就不会失误后悔。讲话少过错，行为少后悔，官职薪俸便自然会有了。”
1702103063
1702103064
【注】 《集释》《史记·弟子传》：作问干禄。《读四书大全说》：干禄之学随世而改，于后世为征辟，为科举。《论语补疏》：圣人以事功为重，故不禁人干禄。
1702103065
1702103066
【记】 “晚说，少说，敢说”是“文革”中某高干颇得意的经验谈。试释之：“晚说”者，伺机而言，不妄言也。火候未到，虽说无用。且先观人言之失，可收后发之利。“少说”者，言多必失，要言不烦也；繁辞冗言，徒令人厌。“敢说”者，机不可失，看准就讲。这样自然获君心、得厚宠，大高升也。此可与韩非《说难》相承续。实用理性之用于权术也。
1702103067
1702103068
似乎该明确一点：学生们到孔子这里来学习，为了什么？大部分是“学干禄”，即学习六艺以做官也。“学而优则仕”是常规历程，并非为知识而知识，为道德而道德。只有到孔门之后，才了解宗教性道德本身具有重大意义，“学”就不再是为“干禄”了，这为颜、曾等门徒和学派所发展。孔学之所以比阴阳家、道家、法家更具有超世俗的宗教意味，孔孟之所以在后世和今日比他人更吸引人们，即在此涉及终极关怀、人生意义、心灵境界的追求故，即在此宗教性道德故。
1702103069
1702103070
2.19 哀公 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 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1702103071
1702103072
【译】 哀公问：“怎么样才能使老百姓服从？”孔子回答说：“举用正直的人，废弃邪曲的人，老百姓便服从。举用邪曲的人，废弃正直的人，老百姓便不服从。”
1702103073
1702103074
【注】 《集释》《集解》包曰：错，置也。举用正直之人，废置邪枉之人，则民服其上。《反身录》：诸葛武侯有云：“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言之痛切，可作此章翼注。
1702103075
1702103076
【记】 在近代民主制度之前，总有这个所谓“用人当否”的问题。老百姓至今对上层人事仍极关心，亦以此故，可叹亦可伤。如无制度保障，“举直错枉”亦又何益；如有制度保证制，“有治人”当更有意义。诚如黄梨洲所言，“有治法而后有治人”。黄此语极大地发展了儒学的社会性公德学说，是“外王”一线的重镇，岂可仅以宋明理学家看待之。
1702103077
1702103078
2.20 季康子 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1702103079
[
上一页 ]
[ :1.7021030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