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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若回答说：“实行‘彻’的税法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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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二十我还不够，怎么可能百分之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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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说：“如果老百姓不够，您怎么能足够？如果老百姓足够，您怎会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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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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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关于什么是“彻”，又有一大堆考证，均略。有若主张的是氏族社会的藏富于民的旧观念，这也是儒家的原始人道主义的具体内容之一。儒家这些思想从来没被采用过，但后世经常引来反专制政府和官员们的强征暴敛、大肆搜括，起了一种批判现实的解毒剂的作用，前面已多次说过了。这是儒学的重要政治功能之一，所谓“儒法互用”，牵制法家，亦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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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子张 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只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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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子张问怎样才能推崇道德，辨识迷惑？孔子说：“以忠诚信任为主干，行为符合礼制，这就是推崇道德；喜爱时望他活，厌恶时盼他死；既要他活，又要他死，这就是迷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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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集释》刘台拱《论语骈枝》：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言爱恶反复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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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解》：“诚不以富，亦只以异”，《诗·小雅·我行其野》之词。当是错简，应在第十篇《齐景公有马千驷》章，因下章亦有“齐景公”字而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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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大概也是针对具体事物而发。仁中有智（理知），不能等同于非理性的、盲目的爱。爱恶无常，既不稳定，又走极端，均非理性，乃凭自然，不是理欲相融的“仁”的情理结构。所以说是种“迷惑”。最后两句，好些注家都认为是“错简”：放错了地方。不译，也不作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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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齐景公 问政于孔子 。孔子 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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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齐景公问孔子如何搞政治？孔子回答说：“国君是国君，臣下是臣下；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景公说：“说得好极了。如果国君不遵守国君的规矩，臣下不遵守臣下的规矩，父亲不守父亲的规矩，儿子不守儿子的规矩，即使有粮食，我能吃得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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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后果以继嗣不定，启陈氏弑君簸国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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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这是视为经典的著名篇章。以前常被用来维护传统伦常。今日意义则在其抽象性，即强调社会群体必须有结构秩序，人毕竟生活在群体中，任何个体均以这种群体秩序为生存前提和条件。原子式的个体“绝对自由”，永远是幻想。因之，除了精神自由，以及不完全束缚在狭窄的家庭伦常、国家政治、民族义务、行政管理（随着历史，这些束缚将逐渐减少）之外，一定的规范、辨别、区分的结构秩序，始终是人类和个体所必需的，只有这样，大家才可能有饭吃，而不是混战一团。荀子早就说过：“（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得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王制》）人类以使用、制造工具为基础，有一定分工协作的社会结构和组织，是人（族类和个体）赖以生存、延续的原因。儒家的“礼义”即由此出：将社会历史转化为理论意识。《论语》及整个儒家多着重谈“父父”、“子子”，即父亲对子女的抚爱和子女对父母的孝敬，即人类社会的秩序，这亦即是“正名”。“名”之如此重要，因为它们即是礼制的现实载体。“名”在这里是规范，是义务，是行为，是活动。参见陈汉生（Chad Hansen：“Language in the Heart-mind”，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Mind ）。孔子之正名，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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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 也与？”子路 无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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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一两句话就可以对官司作出决断，大概是子路了。”子路答应办的事，从不拖延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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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康注》：天下狱情至变伪，虽有圣者，不能不听两造之词，子路虽贤，无是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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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释》《大戴礼·五帝德篇》：言宰我无宿问，总是不迟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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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片言，许多注释均解作“片面（一造）之词”，如上康注；唯朱注解作“片言，半言；折，断也。子路忠信明决，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有理。此章再次以具体的行为特征展示了子路的性急、直率和果断。后一段应另作一章，与这章并无直接的联系，但同样表现了子路的个性特征。宰我爱问，可惜没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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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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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处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重要的是如何能没有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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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范氏曰：听讼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则无讼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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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这当然只是某种理想或空想。但至今中国人一般不喜“打官司”、上法庭、公堂对簿，宁愿协调、商量而“和解”、“私了”。在今天进入法律日增、诉讼也将多如牛毛的现代生活中，这似乎倒是可以注意保存的传统。法庭判决应为基本原则和标准，但不必事事都上法庭。目前的“居民委员会”等等，去掉其政治性质，便是可起这种良好社会功能即大可发展的公共空间和“商谈伦理”。孔子这种“必也使无讼乎”似乎贯穿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才产生（亦即积淀成）这种文化—心理结构。这也就是我所谓的“儒法互用，以儒为主”的结果。自秦汉专制帝国形成后，法律体例及实施中，贯穿的仍然是儒家的重道德、重孝慈、重人情（所谓“合情合理”）的基本精神及教义，即所谓“援礼入法，融法于俗”的礼法传统。今后中国法律一方面应现代化，与建筑在现代经济（大工业、近代财产关系等）和政治（社会契约、自由民主等）基础上的社会性道德相衔接吻合；另方面这种传统的宗教性道德能否仍然起某种范导作用，即转化性地创造出前述中国式的“商谈伦理”、“人际和谐”，便是值得重视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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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 子张 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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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子张问如何搞政治？孔子说：“在职位上不疲倦，忠诚地执行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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