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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雅,正也。……范氏曰:……利口之人,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人君苟悦而信之,则国家之覆也不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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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当时和后世,紫色都是国君用的高贵色彩,可能与远古传统不符,所以孔子说憎恶。但习俗已变,“不复天宝旧时妆”,复古终竟不行,虽服饰,亦然。雅、郑之乐,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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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 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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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孔子说:“我不想讲话了。”子贡说:“您不讲话,那我们年轻人怎么传达呢?”孔子说:“天说话吗?四季运行,万物生长,天说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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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朱注》:四时行,百物生,莫非天理发见流行之实,不待言而可见。圣人一动一静,莫非妙道精义之发,亦天而已,岂待言而显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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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这又是很重要的一章。哲学史家由此而推论孔子乃无神论云云,实不足据。重要的是,此章似可再次说明,中国之“太初有为”或“太初有道”(行走),不同于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的“太初有言”。正因为超越语言,万物及人并非被创造者,于是才可能天人同体,人事与天道才同一:它们同质(“气”)同德(“生生不已”),不过异形而已。我强调“天行健”与“人性善”乃同一渊源而相承续,从而情感(“诚”)乃最高境地。“天”非道德命令,“天”只是运行不息、生生不已之生命本身,由此“为”此“道”而有此“情”此“境”。朱熹说“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禀赋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恻隐之心在人亦为生也”(《全集》卷四十四);熊十力说应于生活中体会宇宙,天在人,不遗人而重天(《原儒·绪言》);钱穆批评佛家“有体而无用”,等等,均同一思路,均天人合体而不隔。而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者,即人为天之延续,人事与天道为一体也。唯朱子硬将“仁”提升为天理,于是人反被囚拘于“义理之性”中,失去其活泼泼与天地相联续之人间生命情趣,本读强调应以情代性、理,以审美代宗教来讲天人合一,均以此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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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天行运转,中国并无人生寂灭感或原始罪恶感,而多人生无常感,因之而重感伤、感叹和感慨, 不希冀来世或超绝,而追求永恒于七情之正(人世情感)、天人之乐(天人交际之神秘经验)以及子孙世代绵延之不朽中。总之,“天行健”,继之者善也,即人性。此种乐感意识来自假设,无超越的外力支持,所以更为悲苦,是以才有忧患意识、敬德修业、战战兢兢、内省不已,此即“依自不依他”(章太炎),与神人二分之基督教原罪传统不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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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 孺悲 欲见孔子 ,孔子 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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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孺悲想见孔子,孔子推说有病。传话的人出门后,孔子却弹琴唱歌,让孺悲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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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康注》:此孟子所谓不屑之教诲,所以深教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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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好些注解如上康注都说,这是告诉孺悲并没生病,只是不愿意接见他,也是一种“教育方式”。真是这样吗?岂不是故意说谎?我想恐另有具体的情况和原因,不可知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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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 宰我 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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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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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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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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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我 出。子曰:“予 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 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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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宰我问道:“三年的居丧守孝,未免太久了吧。君子三年不参加礼仪活动,礼一定会生疏;三年不练音乐,音乐一定会忘记。陈粮吃尽,新谷登场,一季一换的打火木已轮了一圈,一年也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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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吃好粮食,穿好衣服,你安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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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我说:“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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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安心,就这么做好了。君子守孝时,吃饭没味道,听音乐不快乐,起卧不安心,所以才不做。如今你安心,做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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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我走了出来,孔子说:“宰我真没有仁爱呀。儿女生下三年后才脱离父母亲的怀抱。这个三年的丧制,是大家都遵行的一般规则。宰我难道就没有得到父母亲三年的护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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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集释》《皇疏》:改火者,年有四时,四时所钻之木不同。若一年,则钻之一周,变改已遍也。宰我断之也。谷没又升,火钻已通,故有丧者一期,亦为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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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我以为这是全书最关键的一章,已多次说及,此处不再赘。总之,孔子将“礼”(“三年之丧”)建立在心理情感原则(“心安”)上。于是儒学第一原则乃人性情感。“三年”或“一年”并不重要。“三年”大概是沿袭远古氏族传统“礼制”,却无理性的依据、解释。正是孔子给了它一个解释,即以心理情感作为最终依据。其实“三年”当然是太久了,早就行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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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贡献在于将外在礼制(规范)变为内在心理(情感),此核心情感却非宗教性的“畏”、“敬”、“庄”等等,而是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孝—慈”。汉代将此思想制度化甚至法律化,便逐渐积淀而成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儒法互用和儒道互补却总以儒为主,即因以“孝慈”为核心的情感心理始终为主之故。它得到了农业家庭小生产的社会根基的长久支持。在《今读》初稿已毕之际,始得读葛瑞汉(A.C.Graham)、郝大维(David Hall)、安乐哲(Roger Ames)、伊若泊(Robert Eno)以及陈汉生(Chad Hansen)诸人近著,发现大有与自己思路接近之处,即均注意中西传统之巨大差异。郝大维、安乐哲且提出超越(西)与内在(中),逻辑理性(西)与审美秩序(中)等作为区分,而“一个世界”(中)、“两个世界”(西)之分,则所用词语亦不约而同(前此我并不知道安乐哲的《孙子兵法》一书),故《今读》中尽量补提这些著作。其不同则大概在于:我更强调中国传统的社会来源及历史根基(氏族血缘的宗法纽带)和兴起来由 [巫术 理性化(shamanism rationalized)],从而视“情感心理”为一中心环节,并以“实用理性”、“乐感文化”来概括之。同时,我特别重视伦理(与宗教性私德相关)与历史(与社会性公德相关)这一二律背反如何展现在传统与现代的思维中,这也似乎是在他们视野之外的。我感觉R.Ames等人强调中西之异过于极端,亦不符合中国求同存异之传统精神。《今读》无法详尽展开这些,先略赘数语于此,亦记势将进一步开展于二十一世纪的学术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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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2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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