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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节释譬与本文互相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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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侔与辟都是“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之法。然亦有区别。辟是以此物说明彼物，侔是以此辞比较彼辞。例如公孙龙谓孔穿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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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闻楚王……丧其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楚王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闻之曰：“……亦曰人亡之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夫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悖！（《公孙龙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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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是比辞而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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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说文》：“援，引也。”现今人说“援例”，正是此意。此即名学书所谓“类推”（Analogy）。援之法乃由此一事推知彼一事，由此一物推知彼一物。例如《墨辩》云：“辩，争彼也”，吾校云，彼当为佊之误，《广韵》引《论语》：“子佊西哉”今本《论语》作“彼哉”，可见佊字易误为彼。吾此校之根据乃是一种援例的论证；吾意若曰，《论语》之佊字可误为彼，则又安知《墨辩》之彼字非佊字之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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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侔、援三者同是由个体事物推到个体事物。然其间有根本区别。辟与侔仅用已知之事物说明他事物。此他事物在听者虽为未知，而在设譬之人则为已知。故此两法实不能发明新知识，但可以使人了解我所已知之事物耳。援之法则由已知之事物推知未知之事物，苟用之得其道，其效乃等于归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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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第三第五“也”字皆当作他，说见上文第四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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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谓“推”，即今名学书所渭归纳法。归纳之通则曰：“已观察若干个体事物，知其如此，遂以为凡与所已观察之诸例同类者，亦必如此。”其所已观察之诸例即是“其所取者”。其所未观察之同类事物即是“其所未取者”。取即是举例，予即是判断。今谓“其所未取”之事物乃与“其所已取者”相同，由此便下一判断，说“凡类此者皆如此”。此即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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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本篇前有“举也物而以明之也”之文，“也物”之也字与他字同。因此推知“也者同也”及“也者异也”之上二也字亦与他字同。如此推论犹是“援”之法，以其由个体推知个体也。然王念孙云：“《墨子》书通以也为他。”云“通以也为他”。则是由个体推知通则矣。如此推论始名为“推”，始名为归纳。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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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钱大昕说“古无轻唇音”，因举“匍匐亦作扶服，又作扶伏”，“扶古读酺，转为蟠”，“伏羲古亦作庖牺”，“古音负如背”，“古读佛如弼”……等例为证。其所举例不过数十条，而可下“古无轻唇音”之全称判断者，则以其所未取之诸轻唇音为同于其所已取之“扶服”、“负”、“佛”……诸例，古亦皆读为重唇音耳（看《墨家哲学》页五十七至六十）。此项论证，皆合“推”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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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犹谓‘他者同也’，吾岂谓‘他者异也’”，两句旧说皆不得其解。“他者同也”，是说其所未取之其他诸例与其所已取之诸例相同。吾若无正确之例外，则必不能说其他诸例不与此诸例相同也。吾若不能证明古有轻唇音，则不能说钱大昕所举数十例之外其他诸轻唇音字古不读重唇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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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释第二节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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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辞之侔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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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第三节，论辟，侔，援，推诸法之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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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然也同”一句，旧脱“其然也”三字；“有所以取之”一句，旧脱“所”字。今并依王引之校增。辟，侔，援，推各法皆以个体事物为起点，用之不慎，最易陷入谬误。盖此诸法，一言以蔽之，曰：辨事物同异之点而以之推论而已。若辨同异不精，则其论断必不能正确。此节所论诸谬，大率皆本于此。分别言之，则此节所述谬误凡有四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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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孙读“夫物有以同而不”为句，又以“率遂”二字为同义，皆非也。此十字当作一句读。率，皆也。言物或有相似之点，而不必皆遂相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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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论观察不精之谬。如牛有尾，马亦有尾；舜重瞳，项羽亦重瞳；人能言，鹦鹉亦能言。然岂可遽谓牛与马同，舜与项羽同，人与鹦鹉同耶？《经说上》曰：“有以同，类同也。”但可谓之偶有相类之点而已，其相类之点或多或少，或为大同，或为小同（惠施曰：“大同而与小同异。”）然不能遂以为尽同也。例如云“日之状如铜架”，又“日之光如烛”，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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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辞之侔也，有所至而正。”孙读正为止，亦可通；然此字不必改也。此言两辞相侔，其正也有一定之限度；过此限度则不得为正矣。如范缜云：“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此亦侔也。然“神之于形”，与“利之于刀”，究竟可以相侔至如何限度？故沈约驳之曰：“若谓此喻尽耶，则有所不尽；若谓此喻不尽耶，则未可以相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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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此在名学，谓之“果同因异”（Plurality of Causes）。如人之死，或由自缢，或由服毒，或由肺病，或由杀头。又如热度，或由擦摩，或由火燃，或由电力。此诸因虽或根本相同，而自其显著者观之，则皆为果同而因异；至于社会之善恶，政治之良否，国家之存亡，其因尤繁复；而其显著之结果则或呈相似之点。若必谓中国之革命同于墨西哥之革命，俄国之革命同于美国之独立，则悖矣。以其然也同而其所以然则不必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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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有所选择之谓取。取即今言举例也。尝见洪宪元年为帝政事通告各地一文，中言共和之政仅可行诸小国寡民，而不适于地大物博之国，因历举瑞士、法兰西及中美、南美诸小国为例，及至美国，则以“北美新邦独为例外”八个字轻轻放过。此正足为此条之例。盖吾人推论，往往易为私意成见所蔽。以故，每见肯定之例，则喜而举之；及见否定之例，则或阳为不见，或指为不关紧要之例外而忽之。故曰“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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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救正此弊，莫如举否定之例以反诘之。墨家论辩最重此点，故墨辩诸篇于此意不惮反复言之。《经说上》云：“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与以人之有爱于人，有不爱于人，止爱[于]人：是孰宜止？彼举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则举不然者而问之。”不然者即是否定之例。又《经说下》云：“彼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此亦上文“举不然者”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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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述四谬，第一条指辟，第二指侔，第三指援，第四指推。故综合言之曰：“是故辟，侔，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物有以同而不全同，故稍不审慎，则“行而异”矣。辞之侔也有一定限度，过此则“转而危”矣。物有同果而异因者，若拘于其果之同而不察其因之异，则“远而失”矣。凡举例必根据于同一原理，若以私意成见为去取，则“流而离本”矣，“本”谓根据之理由也。此四谬不可不审也。因又综结之曰：“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偏，孙云，与遍通。“多方”谓其法不一贯，《经说上》所谓“巧转”也；“殊类”谓辨同异不精，不能完全以“类”为予取；“异故”谓所根据之理由不一致，所谓“离本”也。有此诸蔽，则其所立辞惝忽迷离不易指定，故云“不可遍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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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释第三节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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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周而一不周，或一是而一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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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第四节，论立辞之难，总起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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