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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筌大约生活在唐玄宗时期，他一生都在研究道教的经典，著作有《阴符经疏》《孙子注》《太白阴经》。其中《阴符经疏》当中有很多宗教神秘主义思想，是道教中重要的经典，而《太白阴经》中则有很多军事辩证思想。他曾经担任节度判官和刺史，但是一直以来他的哲学思想没被人们重视，所以他也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位被人们长期忽略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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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宇宙起源的问题，李筌用唯物主义思想做出了解释，他认为天地主要是由阴阳两气组成。轻而清的是阳气，所以阳气上升形成天，而重而浊的是阴气，阴气下沉后形成地，阴阳能够生五行，而五行可以生成万物。五行分为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他认为只有认识天地、万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够顺应自然，这样才能够获得吉福，如果违背自然之理，就会招来凶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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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筌批判迷信阴阳五行思想，他表示只要是贤能的人，即便是不选择黄道吉日也会取得胜利，如果法令明确，不必占卜吉凶，结果也会圆满。他对国家兴衰是绝对不能逆转的宿命论提出了批判，他认为只要能够“乘天之时”，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物尽其用，就可以有利于生产，这样即便是弱国也可以变成强国，所以贫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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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这世界上没有因为灾难和疾病导致贫穷的，贫穷都是因为过于奢侈和懒惰；这世界上也没有一夜暴富的人，那些富贵的人都是靠勤奋和节俭才能够累积财富。在治理国家方面，他提出依法治国的思想，按照功劳给予奖赏，按照罪行给予刑罚。他认为只要做到赏罚分明，不徇私舞弊，国家就可以兴旺发达。另外，在用人方面，他主张人尽其才，要发挥个人的专才，才尽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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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古时候条件有限，所以在战争中地形是制胜的关键。但李筌并没有陷入地形决定论当中，他提出在地形被选定的条件下，要充分利用人的主动作用，这样才能够取得战斗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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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筌认为，双方在对战时，不要随意进入到敌人的领地，更不要在敌人的领地中停留；战斗时不要选择对双方都有利的地形作为战场；不要隔离对战双方都可以去的“交地”；不要包围各国的交界处；一些防守比较严密的城市，只能抢掠物资，不能够攻陷；在山林和沼泽地带时，一定要快速通过；在地形比较险要的地方，即便敌寡我众，敌人也可以轻易地将我们消灭，因此在这种地方作战时一定要利用谋略；如果陷入了不战斗就要死的地方时，一定要拼命战斗。由此可见，地形可以对战争胜利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作战时一定要先考虑地形的问题。此外，李筌还认为即便地形问题考虑周到，也不一定会打胜仗，因为还要考虑人的因素。其实，在战斗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地形，而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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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种形而上学以及唯心主义的观点，人们认为某些地方的人比较勇敢，而某些地方的人比较懦弱，人们觉得人的勇敢和懦弱都是天性，因为地域差异，所以不能被改变。可是李筌却觉得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没有任何依据，因而他列举了大量史实对先天人性论进行了批判，并且明确指出这种说法的不正确性，他认为人的勇敢和懦弱都是后天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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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中指出，在战斗时不能轻易相信敌人，因为敌人都是不可靠的，而李筌则延续了《孙子兵法》中的这一思想，他认为古时候有很多对敌人讲仁义的事情，可是最后都没有落下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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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筌觉得要根据敌人的特点探究敌人的内心，他的军事思想主张发挥人在战斗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认为天师保佑不了无道的昏君，同样地利也不能够拯救灭亡的国家。地势可以改变，只要人们可以努力，就可以化险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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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认为人没有天生勇敢和天生懦弱之分，胆怯、懦弱的人通过刑罚的规定也可以变得勇敢，而勇敢的人通过奖赏也会变得更加勇敢。他通过《孙子兵法》中的内容提出了很多有关地形的作战方案，与此同时，他还发挥用兵的军事思想，按照敌人的特点将敌人分为“勇士”“智士”“不肖”“仁人”“愚人”以及“好财”六种类型。另外，他还根据敌人的经济地位和知识才能将敌人分为“愚者”“智者”“富者”“贫者”“贵者”“贱者”“勇者”以及“博者”八种类型。他根据不同类型的敌人，制定不同的作战方法，力求争取到战争的主动权。他提出用兵一定要制人，而不是被人所制，争取到战争的主动权后，可以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己方的优势，更有利于在战斗中抓住战机。如果在战斗的过程中总是犹豫不决，则很容易失去战机，让敌人有机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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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李筌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辩证的军事思想都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提出的论点对我国古代认识论和方法论影响很大，他所提出的观点比一般的哲学家更具唯物主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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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时代的儒家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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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我国佛教、道教纷纷进入了鼎盛时期，而儒家则停滞不前。虽然当时也有很多儒家理念的学者没有放弃，并且坚持为儒家经籍做义疏，可惜传世的经籍依旧很少。到了隋唐时期，儒家才渐渐兴起，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儒学大家，例如韩愈、柳宗元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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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生于768年，卒于824年，是我国唐代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儒家“道统”的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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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时期，佛教和道教盛行，当时的统治者唐宪宗本身也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韩愈却是一个很排斥佛教和道教的人，对迷信也十分反感，甚至还上疏皇帝进行劝阻，他还列举史实告诫皇帝信佛教未必能够长寿，历史上也有很多佛教信徒英年早逝。唐宪宗见到韩愈的上疏后，不仅没有打消迷信佛教的念头，反而差一点将他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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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心中十分排斥佛教，他认为佛教不可以相信，希望可以取缔佛教，恢复儒家传统。他认为只有儒学思想才是正宗，只有用儒学思想来教化百姓，才能够提升百姓的品性和修养。在人性的问题上，韩愈既不赞同孟子的性善说，也不赞同荀子的性恶说，而是赞成董仲舒的性三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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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主张的“性三品”说当中，将人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其中上等人是指善且有道德的人；中等人指的是既善也恶，道德并不完全的人；下等人是指性恶且没有道德的人。此外，他认为人性也有三品，上品是指仁、义、礼、智、信兼具的人，中品是指五德参差不齐的人，下品是指五德不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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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韩愈的“性三品”说是典型的封建制度的人性论，但是他却不主张消灭所有情欲，他认为只要人们将情欲控制在一定的道德标准上即可，他所提出的观点是对佛教灭情见性的批判。他的这些理论与后来的先天之性和后天之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矛盾，所以也为后来的“存天理、灭人欲”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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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一生都在反对佛教，他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让儒学成为正统，但是他本身却对儒学没有什么贡献。他提出“师道”一说，希望人们可以学习圣人之道，他反对嫉妒和怠惰的学习态度，他认为这种态度是学习的敌人。他觉得学习就要学有实用，不能空学，所以他希望人们可以学习办事能力。这也是他提出的“思行”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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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字子厚，生于773年，卒于819年。他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中，自幼就十分聪明，21岁那年考取进士后开始从政。他曾经与王叔文一起主张政治改革，并且任命老将军作为军队的统帅，最终成功夺回了军权；他取消了很多苛捐杂税，并且让一些宫女回家和家人团聚，这也让宫廷的开支减少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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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提出的政治改革对当时的宦官和军阀都是不小的打击，而他的政治改革也是建立在顺宗皇帝的基础之上，只可惜顺宗皇帝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已经半身不遂，所以他在继位后半年的时间，就将自己的皇位让给了宪宗皇帝。宪宗皇帝与顺宗皇帝不同，他只听宦官的话，对柳宗元这些提倡政治改革的人十分贬斥。不久后，柳宗元便被贬到永州，不久后又被贬到柳州，前后共14年时间，他一直遭受迫害，最终死在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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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在被贬期间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反而写下了很多抨击天命论神学历史观的文章，并且用哲理散文来阐述自己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观点。他继承了王充的元气自然论，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元气组成，万物的变化也是由元气决定的。他觉得元气中有阴阳二气，宇宙的变化与阴阳作用有关，而阴阳二气无穷无尽，天地也无边无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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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对“推天引神”说予以驳斥，他还反对神学天命论，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人的主观意志出现转移是必然趋势。他的这一观点也对后来的思想家产生了一定影响。另外，在唯物论方面，他主张朴素的唯物主义。他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他对佛教的某些思想表示赞同，这与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有关，在经济、政治、文化都有所限制的年代里生活，彻底的无神论者十分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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