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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时代”的说法虽属皮相，但西方文明的创伤却已然入骨。在文明骨折的愈合处，古典时期的新元素诞生了——城邦的心灵通过史诗和神话在对英雄的怀念中渐渐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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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亚人亡国之余，精神开始苏醒，王朝已如烟灭，留下的唯有历史。在苦难的岁月里，他们诗意地栖居于历史，将一个英雄民族的亡国悲情凝聚成为自由的神话和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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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摩西引导犹太人走出埃及，荷马也成了整个希腊民族的精神导师。迁徙中的阿卡亚人吟诵着《荷马史诗》，在多灾多难的岁月里，以无量之悲重铸英雄时代的理想和精神。史诗的光芒，不仅照亮了失败者的前程，而且启迪了那些胜利的野蛮人。在荷马的教化下，作为天之骄子的多利亚人，自命为赫拉克利特的子孙。他们以认祖归宗的方式，成为早已逝去的英雄时代的合法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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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方式——城邦制，诞生在史诗的摇篮里。史诗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民族精神在英雄的故事里奠基，而荷马就是希腊各民族集体记忆的代表。《荷马史诗》在民族迁徙中诞生，它是一个失败的民族在痛定思痛之后再度崛起的宣言。官僚王国的子弟们在日复一日的苦难中，渐渐向着他们英雄祖先的命运回归。在颠沛流离中，他们重新获得了精神家园，在史诗里建立起自己的精神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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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故事在广场传播。在英雄主义的集体欢腾中，“史诗”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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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精神王国——神庙就矗立在广场，所谓神谕，其实就是公民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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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利亚人摧毁了阿卡亚人的宗庙和宫廷。流离失所的阿卡人只能聚集在广场，从家族成员和王国臣民转变为自由的公民。广场是公民之家，他们在广场集会，使政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公民大会成为最高的权力主体，这些无家可归者从公民的价值和意义里，竟然发现了文明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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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自由的迁徙者们，在王冠落地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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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斯宾格勒所说，真正的奇迹是“城邦心灵”的诞生，一种完全新型的群众心灵突然从它的文化的一般精神中长出来了。它一旦觉醒，就为自己形成了一种“可见的实体”——国家形式。起初，这一新的“可见的实体”，并未出现在希腊半岛上，它被迁徙的阿卡亚人带到了小亚细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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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太阳从东方升起，新文明在小亚细亚西海岸初曙，返照母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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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07 神话转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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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世界里，曾经有过两次伟大的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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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是古代阿卡亚人的迁徙，迁徙中诞生了《荷马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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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是希伯来人大迁徙，迁徙中出了个先知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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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次迁徙为“二希”文明——希腊和希伯来文明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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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希”文明出现，标志着西方文明从古代进入古典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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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到古典，涉及文明的分期。我们认为，古代文明，以神话与历史交错为特征。远古神话思想对历史的驱动和引导，如同近代以来科学思想对历史的作用一样可靠。神话思想虽然不是作为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历史过程本身，却与历史过程一起构成了不可或缺的文明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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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明是空间性的，文明的时间性——历史意识尚未自觉，神话思想与历史意识交织，难分难解。古典时期的来临，是以历史意识的觉醒为标志的。因此，古代文明，就其客观性而言，是历史的，可是当我们从初民主观性方面来考察，就发现，初民将历史看作神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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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起源于人的神性，而神话就是人的神性及其神化活动的集中反映。神话的根源是人的神性，并在人对自然神化的过程中展开。古代世界归根结底是人的神性及其神化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从神话中得到解释，而且以神话的方式存在，并从神话中获得影响和支配文明进程的现实力量。因此，它不单单是一个关于人的神性的解释性体系，还是一个人对自然神化的操作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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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到古典，是人性从神性向理性发展，古典的标志就是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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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古代世界是英雄的世界，那么古典时代就是哲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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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雄的世界里，充满了一种自发性的自由意志与必然性的较量，然而在哲人的时代里，对自由意志与必然性的反思，导致了理性化的自觉。从“认识自我”和“不要过分”的神谕中，我们看到了自由意志的自觉；从“始基”和“逻各斯”的哲学概念中，产生了对必然性的自觉。正是在这样一种理性化的自觉性中，自由意志转化为理性精神，必然性转化为规律性。与此同时，英雄的时间观念，从创世说中走出来，转化为历史意识；其空间观念，则从包罗万象的宇宙归结为独立自主的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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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化之的创世说，是以神的尺度主宰时间，神有生无死，其特征为永恒。在永恒中不会产生历史意识，尽管命运会不时吹皱永恒之水。在命运的吹拂下，人类的自我意识渐渐醒来。而英雄作为人类自我意识的代表，以其个体生命自发地承担起人类的原罪，并在这一承担中，如西西弗斯一般本能性地从事着开创历史的活动。于是，人类的历史意识同英雄的自我意识一起觉醒。从神话中脱颖而出的英雄们，带着他们高昂的自我意识进入古典时期，并在他们高耸的额头上写下：“人是万物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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