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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道德者，过唯理的生活，服从理性的命令，守住灵魂的“分寸”。他说：“勿以情欲牺牲灵魂，纵情之害人，比火灾更甚。”一个人的品性，就是他自己命运的守护神，而一个品性高贵的人，起码抵得上一万人。品性高贵，意味着守法和律己，这是做人的“分寸”。乍看起来，它们似乎与永恒的斗争背道而驰，细思之，则豁然而明，因为法律和人性本身就是永恒斗争的自由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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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斗争中，灵魂只服从逻各斯的指令。命运被人确认，就在城邦转化为法律条文，守法，就是服从命运；而律己，就是为自己立法。立宪从自我开始——自由的灵魂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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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火”在斗争中遵循着逻各斯，人在斗争中必须服从法律。如果说逻各斯赋予斗争以理性，并在斗争中趋于神圣，那么法律则是自由化的“分寸”，它赋予斗争以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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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13 守法产生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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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人冲击后，阿提卡半岛上的雅典人，仍然留在希腊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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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时代属于阿卡亚人，对于雅典人来说，则是多难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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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地位不同，价值观也不同，所以，承受了不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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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卡亚人形成官僚王国，产生王中之王时，雅典还是小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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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卡亚人为了帝国梦想而发动特洛伊战争时，雅典只是位列其中的一员，《荷马史诗》里没有提到雅典人，在对特洛伊人的战争中，他们连配角都算不上，只能算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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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卡亚人与多利亚人的战争中，他们保持中立。然而，战争如洪水泛滥，冲突在所难免；一次短暂的冲突，改变了雅典人的命运；一次偶然的改变，启动了雅典的民主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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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068年，多利亚人入侵阿提卡半岛，雅典国王科德洛斯为反抗入侵者献身。阿提卡世袭贵族们认为，再也没有人有资格继承他，从此废除国王，改为选举执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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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执政官由终身制改为十年任期制，从十年任期制改为一年任期制，行政权力也由一人执政改为九人行政。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行政、祭祀和军事三权分立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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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德洛斯王后裔，梭伦无疑有着高贵的血统，然而，著名的《梭伦法典》却反对贵族。贵族反对贵族——并非阴谋，而是如赫拉克利特所说的“守法与自律”，产生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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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将贵族权利向各阶层开放，中等阶级进入四百人会议，成为议事会员；下等阶级在公民大会中参政，从而拥有公民权；组建最高法庭，法官面向全体公民，通过普选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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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钱币上，铸有诗人立法者梭伦侧面头像。亚里士多德于《雅典政制》中，保留了许多梭伦的诗，诗中，梭伦写道：须知暴君专横我切齿痛恨，任各色人等瓜分国土更非我所愿。针对平民与贵族两面，他说自己像一堵墙，立于虎视眈眈的两军之间……但两方面都从他的立法中得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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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自由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无论贫富贵贱，都有同样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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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妒忌乃人之天性，而民主制尤甚。制度缺了信仰，妒忌派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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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忌，是平等反感卓越，是群众排斥个人。它一出场，伟人就被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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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为雅典立法后，被妒忌放逐了。在幼稚的民主制里，妒忌产生僭主，平等导致专政，下层阶级的自由培育出独裁者。梭伦离开后，他的堂兄庇西特拉图乘机篡权，成为雅典第一位僭主。据说，这位僭主把公民召集到广场，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然后要求他们将国事托付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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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梭伦一样，有民主思想，这使他的独裁看起来像雅各宾派。他用了人民民主的模样。人民以他为荣，称他为“仁德之君”。可当他的儿子继位时，就意味着复辟了世袭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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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贵族卷土重来。幸运的是，来了一个开明贵族克里斯提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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