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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道德者,过唯理的生活,服从理性的命令,守住灵魂的“分寸”。他说:“勿以情欲牺牲灵魂,纵情之害人,比火灾更甚。”一个人的品性,就是他自己命运的守护神,而一个品性高贵的人,起码抵得上一万人。品性高贵,意味着守法和律己,这是做人的“分寸”。乍看起来,它们似乎与永恒的斗争背道而驰,细思之,则豁然而明,因为法律和人性本身就是永恒斗争的自由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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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斗争中,灵魂只服从逻各斯的指令。命运被人确认,就在城邦转化为法律条文,守法,就是服从命运;而律己,就是为自己立法。立宪从自我开始——自由的灵魂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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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火”在斗争中遵循着逻各斯,人在斗争中必须服从法律。如果说逻各斯赋予斗争以理性,并在斗争中趋于神圣,那么法律则是自由化的“分寸”,它赋予斗争以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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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13 守法产生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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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人冲击后,阿提卡半岛上的雅典人,仍然留在希腊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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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时代属于阿卡亚人,对于雅典人来说,则是多难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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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地位不同,价值观也不同,所以,承受了不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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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卡亚人形成官僚王国,产生王中之王时,雅典还是小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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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卡亚人为了帝国梦想而发动特洛伊战争时,雅典只是位列其中的一员,《荷马史诗》里没有提到雅典人,在对特洛伊人的战争中,他们连配角都算不上,只能算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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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卡亚人与多利亚人的战争中,他们保持中立。然而,战争如洪水泛滥,冲突在所难免;一次短暂的冲突,改变了雅典人的命运;一次偶然的改变,启动了雅典的民主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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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068年,多利亚人入侵阿提卡半岛,雅典国王科德洛斯为反抗入侵者献身。阿提卡世袭贵族们认为,再也没有人有资格继承他,从此废除国王,改为选举执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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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执政官由终身制改为十年任期制,从十年任期制改为一年任期制,行政权力也由一人执政改为九人行政。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行政、祭祀和军事三权分立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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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德洛斯王后裔,梭伦无疑有着高贵的血统,然而,著名的《梭伦法典》却反对贵族。贵族反对贵族——并非阴谋,而是如赫拉克利特所说的“守法与自律”,产生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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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将贵族权利向各阶层开放,中等阶级进入四百人会议,成为议事会员;下等阶级在公民大会中参政,从而拥有公民权;组建最高法庭,法官面向全体公民,通过普选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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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钱币上,铸有诗人立法者梭伦侧面头像。亚里士多德于《雅典政制》中,保留了许多梭伦的诗,诗中,梭伦写道:须知暴君专横我切齿痛恨,任各色人等瓜分国土更非我所愿。针对平民与贵族两面,他说自己像一堵墙,立于虎视眈眈的两军之间……但两方面都从他的立法中得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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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自由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无论贫富贵贱,都有同样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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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妒忌乃人之天性,而民主制尤甚。制度缺了信仰,妒忌派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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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忌,是平等反感卓越,是群众排斥个人。它一出场,伟人就被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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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为雅典立法后,被妒忌放逐了。在幼稚的民主制里,妒忌产生僭主,平等导致专政,下层阶级的自由培育出独裁者。梭伦离开后,他的堂兄庇西特拉图乘机篡权,成为雅典第一位僭主。据说,这位僭主把公民召集到广场,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然后要求他们将国事托付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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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梭伦一样,有民主思想,这使他的独裁看起来像雅各宾派。他用了人民民主的模样。人民以他为荣,称他为“仁德之君”。可当他的儿子继位时,就意味着复辟了世袭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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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贵族卷土重来。幸运的是,来了一个开明贵族克里斯提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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