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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肉体不再被恶鹰撕裂,他的生命从此不再忍受死而复生的苦难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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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知恩图报,马人基戎愿代他下地狱,这是超越了神的人类伦理;人类开始认识自己。在神赐的灾难中,人类理解了命运,将命运转化为法律。有了法律,人类就超越了神的意志,走向自治。普罗米修斯走下高加索山,手腕上,铁铐仍坠挂一块山石,表示他尊重人类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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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毕竟是个偷盗者,偷盗,不仅触犯了众神的意志,而且违背了人类的法律。不管他是出于神的正义,还是为了人类利益,他都必须如遵从命运一般,接受法律的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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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可歌可泣,但即便是神,亦须牢记“毋过”之神谕。或如孔子所言,发乎情而止乎礼;或如苏格拉底的正义,置生死于度外,无条件服从法律。而苏氏之根柢,正在普罗米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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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解放了神,这是何等高昂的人文精神!神为人类做了守法的榜样。在普罗米修斯的生命里,狄俄尼索斯的自由精神和阿波罗的法治理性,何等完美地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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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神和解,宙斯与普罗米修斯和解。在和解中,人类进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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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米修斯”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受难与服从”的悲剧式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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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有两种意味,一是外在向度的权力之意味,在革命与法治之间,普罗米修斯“服从”法治;另一是内在向度的道德律之意味,从普罗米修斯到苏格拉底,还有耶稣,他们的“服从”,都转向内心的律令,心中的道德律已然开启。埃翁曰:“在怅然愁思中,我吞食了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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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19 民主走向弑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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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拯救了神,那时候,人就是神,神在大地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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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由行走的雅典人,走着走着,从命运之巅迷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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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利宣称,公平交易与同情怜悯只适用于个人,无关国家。他使雅典民主登峰造极,同时也将雅典引向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潜移默化地腐蚀了民主的道德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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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的雅典,变得财大气粗,用金钱来发展民主。为了吸引贫民参政,他大搞财政补助,使雅典民主政体一度具有了“伯里克利的面貌”。但他绝不会当僭主,因为他是自由民主的真正的信徒。他的“财政补助民主制”,受到了有识之士的批评,而广大贫民却为他热情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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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品行高贵如梭伦,而手腕好似庇西特拉图;他在理性上捍卫贫民利益,可他的品位则迥异;贫民敬重他,却与他保持距离,而野心家则利用了这一距离,对他发动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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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来对付盟国的策略,被政敌用来对付他自己;他的措施告诉人们,民主可以相对,而策略也不妨高于原则,国家利益就是真理。他的帝国主义,调动了雅典人阴暗的集体无意识。既然他能以国家利益实行帝国主义,那么,反对他的人又何妨以国家利益为借口搞阴谋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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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国家利益,忽视国家正义,动摇了立国根基。雅典帝国成了金子的碉堡,在金子的碉堡里成长起新生代,就像迈锡尼文明末世的王国子弟。他们野心勃勃,而缺乏实力;他们追求时尚,却扬弃历史;他们好弄权术,全然无视正义。对他们来说,前辈英雄,已是过时人物;而当代英雄,则舍我其谁?他们夸夸其谈,却无真才;他们沉湎于精致优雅的小诡计,对于真理却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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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华子弟,成了好战分子。他们内心空虚,却自以为强大无比,他们自命天骄,生来就要不可一世。在他们眼里,伯里克利已经过时,只能当作他们的靶子。他们撵走了他的朋友,还让他的情人出丑;他们在雕塑家的行径里找他的岔儿,他的儿子也攻击他。而他本人在开战不久,就染上了瘟疫。在瘟疫中,他无声无息,孤独地死去。在新生代的野心里,暗含了一种“弑父”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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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意识,在神话中,起源于宙斯。它在希腊文明的集体无意识里,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暗示。在现实中,则有伯里克利之子对父亲的恶毒攻击,还有那个不问青红皂白,无论如何要将父亲告上法庭,让父亲为那犯罪的仆人偿命的游叙弗伦的故事,而诗人则将它们综合起来创作了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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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诗人就是索福克勒斯。索福克勒斯也曾忘情于政治,而伯里克利却劝他写诗,因为时代不同了,诗人的理想主义与政治不相宜。他憎恶僭主和君主,拒绝到宫廷做客或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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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悲剧曾经宣言:“你是国王,可我们有着同样的发言权,无论如何应该平等。”可他后来竟然反对民主制,使人不禁要问,究竟是他出了问题,还是民主出了问题?反对专制固然需要勇气,而反对民主更能考验自由的本质。伯里克利死了,可他还活着,坐在民主法庭的被告席上,他妥协了,声称是“迫不得已”。真理稍息了,他才没有先于苏格拉底,在民主的祭坛上做悲壮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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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福克勒斯与埃斯库罗斯相隔约二十年,却恍惚如两世。埃翁恰遇希波战争,雅典人为自由而战,是一个英雄时代;而索翁适逢伯罗奔尼撒之战,“过度”的雅典人,已盛极而衰。这衰落的心绪,如人之将死,忧郁地抒发在他的诗里。当年的美少年,而今叹曰:“漫长的岁月,经历了多少伤心事,何处觅欢乐?到头来,唯有一死了却。”与埃翁的墓志铭相比,索翁的绝命诗可谓悲苦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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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英雄时代,诗人能成为真正的战士,为自由而战,多么崇高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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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翁处于帝国时代,为帝国而战,诗人已成累赘;追逐国家利益,已无须诗意,而要像商人一样算计。新生代讲究实际,他们不仅嘲笑父辈的英雄主义,而且比父辈更加工于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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