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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卡亚人的重商主义的城邦殖民运动相比，商王国似乎更热衷于迁都。先王时期，自契至汤，迁了八次；开国以后，自汤以下，又迁了五次。殖民与迁都，政治文化迥异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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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是自由的选择，它可以是个人的、团体的、家族的和城邦的行为，而迁都，则多半取决于统一的王权意志，是从地缘政治的轻重来考虑和对战略资源的掌控出发的国家行为。当帝王合一尚未完成时，王权的意志，要借助于祖先观念，靠了在天之灵，才能实现，尤其在迁都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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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甲微开始，商代才“有册有典”——进入有史时代。此前，属于传说时期，称祖先为先公；此后至汤以前，史称先王。商王一遇到政治难题，就会请出先王和先公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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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之灵，乃上帝与祖先结合——帝祖合一，来到人间，就变成帝王合一。其理论前提是祖宗，而物质基础则是青铜，这不仅是因为青铜与神有渊源，如黄帝铸鼎羽化为仙，还是王权争夺的一个天命的砝码，是王国综合实力——从精神到物质力量的集约化。因此，开发和控制铜锡矿，就意味着拥有了帝佑天命的神权和王权。而铜锡矿的所在地，往往就是该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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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三代都城营造，张光直特别指出这一点。他发现，夏都所在，与中原铜锡矿分布区相吻合；商都沿着山东、河南山地边缘迁徙，进入豫北和晋南，也是为了控制铜锡矿的中心地带；周都由西向东，也与觅求矿源有关。三代时期，开采铜、锡矿的量大，一旦资源殆尽，就迁都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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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尚书·盘庚》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迁都问题上，商王盘庚是怎样利用祭祀权，让他的祖先告诫那些不遵从他的意志的臣民的祖先，令臣民的祖先抛弃他们不从王命的子孙：“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这样，商王就从臣民的祖先那里，获得了对臣民的生死予夺的权力。王不仅可以利用自己的祖先，威胁不顺从的臣民，还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假托他人的祖先，恐吓其后人。如果臣民顺从，就能得到现世的回报。商王还会在“大享先王”的同时，使“尔祖其从与享之”，不然的话，他就要以祖先的名义“杀无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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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帝作为最高神的观念早就有了，但商人以牺牲祭祖，却不祭天，其祭祀体系已然不同于信仰体系。商人信仰上帝，而祭祀祖先。祖先是牺牲的唯一享用者，而上帝却无此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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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归天，是先民的普遍信念，可商王却从功利出发，利用祖先，沟通天人，以佑王权。故祭祖是通过祖先去影响上帝，在祭祀的过程中实现帝祖合一，通过帝祖合一转向帝王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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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和祖先二分，其功能和作用却大体相同，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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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支配自然，如“令雨”“足年”等；二是主宰祸福，如帝令“往来无灾”等；三是佑王，如，“帝受我又（佑）”等。其中“佑王”观念，对后世影响最深，成为王权主义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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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王关系中，王非单纯受佑，其能动性，表现为对帝、祖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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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不愿停留在帝命天佑的形式里故步自封。王有王的逻辑，王有王的追求，他不能满足于与祖和帝的那种三权分立的相对的统一性，他要求绝对的统一性。在以血缘认同为前提的政治遗传中，王即是祖，祖即是帝，这个原则贯穿于一脉相承的黄帝族系中。作为帝喾的后裔，商的先公先王及其子孙，当然也就秉有了上帝的血统。在历史传承和血缘遗传的统一性中，帝、祖、王三位一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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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22 商代江南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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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的势力范围，通过贸易与战争，一度扩张到了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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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南贸易，称为“贡金”；与江南战争，则称之为“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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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就是铜。刚从新石器时代走出来，“金”可是战略资源，都说商人善战，并非其天生神勇，而是因为商人会“冶金”。当其他国还在“以石为兵”，商已“以金为兵”了。以石器与青铜器对决，你说谁胜？武丁王善战，连王妃“妇好”都战无不胜，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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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出现了新情况，江南也有了“金”，并与武丁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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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代，江南指哪里？指向赣江和鄱阳湖流域。在赣江古河道上，居然发现了一座与武丁同时的大墓，就在新干县大洋洲乡程家村，所以，被称为“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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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赣江在它西面约一公里，再向西，越过赣江约二十公里，就到了樟树吴城；往北至九江瑞昌，有个名叫铜岭村的地方，有一处3300年前的铜矿冶遗址，距长江约七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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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百多处遗址，所在区域，大致就沿这一线，在赣江中下游和长江中游以南分布，坐落在鄱阳湖和洞庭湖之间。这江湖怀抱的平原，就是商代江南——吴城文化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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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是什么？是铜！青铜文化不能没有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全靠铜。有人对商代青铜器做过铅同位素测试，发现安阳商代彝器中有一部分是用瑞昌铜岭矿石铸的，与吴城和新干大洋洲遗存用的是同样的矿石。这表明，殷人有一条“俘金”路线，进入了吴城文化所在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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