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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卡亚人的重商主义的城邦殖民运动相比,商王国似乎更热衷于迁都。先王时期,自契至汤,迁了八次;开国以后,自汤以下,又迁了五次。殖民与迁都,政治文化迥异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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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是自由的选择,它可以是个人的、团体的、家族的和城邦的行为,而迁都,则多半取决于统一的王权意志,是从地缘政治的轻重来考虑和对战略资源的掌控出发的国家行为。当帝王合一尚未完成时,王权的意志,要借助于祖先观念,靠了在天之灵,才能实现,尤其在迁都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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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甲微开始,商代才“有册有典”——进入有史时代。此前,属于传说时期,称祖先为先公;此后至汤以前,史称先王。商王一遇到政治难题,就会请出先王和先公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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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之灵,乃上帝与祖先结合——帝祖合一,来到人间,就变成帝王合一。其理论前提是祖宗,而物质基础则是青铜,这不仅是因为青铜与神有渊源,如黄帝铸鼎羽化为仙,还是王权争夺的一个天命的砝码,是王国综合实力——从精神到物质力量的集约化。因此,开发和控制铜锡矿,就意味着拥有了帝佑天命的神权和王权。而铜锡矿的所在地,往往就是该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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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三代都城营造,张光直特别指出这一点。他发现,夏都所在,与中原铜锡矿分布区相吻合;商都沿着山东、河南山地边缘迁徙,进入豫北和晋南,也是为了控制铜锡矿的中心地带;周都由西向东,也与觅求矿源有关。三代时期,开采铜、锡矿的量大,一旦资源殆尽,就迁都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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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尚书·盘庚》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迁都问题上,商王盘庚是怎样利用祭祀权,让他的祖先告诫那些不遵从他的意志的臣民的祖先,令臣民的祖先抛弃他们不从王命的子孙:“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这样,商王就从臣民的祖先那里,获得了对臣民的生死予夺的权力。王不仅可以利用自己的祖先,威胁不顺从的臣民,还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假托他人的祖先,恐吓其后人。如果臣民顺从,就能得到现世的回报。商王还会在“大享先王”的同时,使“尔祖其从与享之”,不然的话,他就要以祖先的名义“杀无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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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帝作为最高神的观念早就有了,但商人以牺牲祭祖,却不祭天,其祭祀体系已然不同于信仰体系。商人信仰上帝,而祭祀祖先。祖先是牺牲的唯一享用者,而上帝却无此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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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归天,是先民的普遍信念,可商王却从功利出发,利用祖先,沟通天人,以佑王权。故祭祖是通过祖先去影响上帝,在祭祀的过程中实现帝祖合一,通过帝祖合一转向帝王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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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和祖先二分,其功能和作用却大体相同,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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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支配自然,如“令雨”“足年”等;二是主宰祸福,如帝令“往来无灾”等;三是佑王,如,“帝受我又(佑)”等。其中“佑王”观念,对后世影响最深,成为王权主义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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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王关系中,王非单纯受佑,其能动性,表现为对帝、祖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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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不愿停留在帝命天佑的形式里故步自封。王有王的逻辑,王有王的追求,他不能满足于与祖和帝的那种三权分立的相对的统一性,他要求绝对的统一性。在以血缘认同为前提的政治遗传中,王即是祖,祖即是帝,这个原则贯穿于一脉相承的黄帝族系中。作为帝喾的后裔,商的先公先王及其子孙,当然也就秉有了上帝的血统。在历史传承和血缘遗传的统一性中,帝、祖、王三位一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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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22 商代江南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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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的势力范围,通过贸易与战争,一度扩张到了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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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南贸易,称为“贡金”;与江南战争,则称之为“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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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就是铜。刚从新石器时代走出来,“金”可是战略资源,都说商人善战,并非其天生神勇,而是因为商人会“冶金”。当其他国还在“以石为兵”,商已“以金为兵”了。以石器与青铜器对决,你说谁胜?武丁王善战,连王妃“妇好”都战无不胜,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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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出现了新情况,江南也有了“金”,并与武丁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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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代,江南指哪里?指向赣江和鄱阳湖流域。在赣江古河道上,居然发现了一座与武丁同时的大墓,就在新干县大洋洲乡程家村,所以,被称为“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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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赣江在它西面约一公里,再向西,越过赣江约二十公里,就到了樟树吴城;往北至九江瑞昌,有个名叫铜岭村的地方,有一处3300年前的铜矿冶遗址,距长江约七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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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百多处遗址,所在区域,大致就沿这一线,在赣江中下游和长江中游以南分布,坐落在鄱阳湖和洞庭湖之间。这江湖怀抱的平原,就是商代江南——吴城文化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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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是什么?是铜!青铜文化不能没有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全靠铜。有人对商代青铜器做过铅同位素测试,发现安阳商代彝器中有一部分是用瑞昌铜岭矿石铸的,与吴城和新干大洋洲遗存用的是同样的矿石。这表明,殷人有一条“俘金”路线,进入了吴城文化所在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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