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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们一方面将数理引入占卜，使占卜获得某种必然性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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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解构了商人的神化天命观，代之以阴阳互动富于辩证法的天命观；另一方面，又使天命从神本主义转向民本主义，建立起以“德”为中心的“革命”性的天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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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以阴阳二爻演算，似乎在寻找一种规律，或某种必然性。“因为必然性存在，所以神存在”，这与其说是周人与生俱来的信念，毋宁说是他在患难中形成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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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莫测，阴阳有迹，以《周易》应变，默运天命之筮。天命在哪里？殷人确认在青铜、龟甲里，唯重器与灵物可承载天意。可他只有蓍草，取了草来，立阴阳二爻，天命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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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人占卜，窥视裂纹，无非是要侦知偶然性，防范之，免受其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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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算卦，是要把握必然性。他走出殷人神话思维，思想进入理性之域。卜兆，颇似神谕，而起卦，则是认识自己，把自己放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去，尽人事的全部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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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非被迫或被动地慌从命运，它虽然没有荷马时代的英雄面对神权和王权奋起抗争所演义的命运悲剧，但也绝没有人类的畏缩和卑微。阴阳二爻的变化，复杂而有节制，多变而有规律。它就像一位高贵的立法者，想以此规制命运的乖戾，囊括命运的无端与无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全部祈盼，便在于获知那隐藏不露的“吉凶休咎”。黄克剑《由“命”而“道”》一文指出，它“将事物依其自然或本然界限尽分于‘二’的方法”，即“两仪”“四象”“八卦”等，未尝不是“数的逻辑”的展现。而“太极”生“两仪”，“两仪”拱“太极”，正是中国古典哲学的终极形式，而其源头正在《周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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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羑里被关了七年。这七年，使他获得了新生，思想从事神中解放——不问卜兆。他用蓍草取代龟甲，筮演天命，发现：天命未济，当以革命既济。天地革而四时成，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就要来临。革命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其合法性源于天地，基于民心，以德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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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来临前，世界最黑暗。姬昌数年如一，以蓍草演易。纣王却以最残忍的方式——将其长子伯邑考杀死，做成肉羹，命他食。他虽心知，却强食之。纣王听说他吃了自己的儿子，好不得意，以为他不过如此，于是放松了对他的警惕。当周人用美女和财宝来换人时，就把他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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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27 革命战争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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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王终于返回周原了，实施他的翦商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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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翦商路线，由丰、镐向东南，经营汉水上流，渐及淮域，与吴互动。武王时，改由丰、镐向东北，经营河、洛，及于殷商。等到武王高举革命大旗，率军出潼关，来到豫西孟津河边，会齐各路诸侯时，三分天下周已有其二，对商形成了从东南到西北的包围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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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利亚人入侵阿卡亚几乎同时，中国于公元前1046年发生了周灭商的战争。关于伐纣年代，说法很多，各说自有依据。以西汉刘歆《三统历》为据者，说在公元前1122年；用颛顼历者，定为公元前1066年；以《古本竹书记年》为据，又推断为公元前1027年。本文，以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的专家根据古代日食年代的推算以及在克商那一年出现的天文现象的研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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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场战争，《周易》“革”卦言简意赅：“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一卦，究竟是带有预见性的先知的箴言，还是总结历史经验的史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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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周人将商人的祖先“汤”与他们的国王“武”相提并论，把战争看作天人之际的自然规律向着王朝政治的延伸，则提出了战争的合法性来源——“革命战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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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原大地这块热土上，你随便触摸一下，都会感到历史的滚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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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提到的地方，如安阳，发现殷墟，乃甲骨文故乡；而汤阴之羑里，则诞生了《周易》，也可以说就是中国哲学的源头了；还有新乡，那是革命的发源地，不光周人革命的牧野之战在新乡，殷人革命的鸣条之战也在新乡。中国革命的两位祖师爷汤和武都在这里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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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对于战争，思想准备是充分的，他们用天命观来诠释战争的正义性，将战争转化为革命。为此，他们将天命观的来源，上溯到商人的先祖汤，以汤为革命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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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纣王的祖先汤在这里放逐了夏桀，现在轮到汤的裔孙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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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伐夏桀时，对民众做了一次演讲。他说，“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我要战争，而是“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有何罪呢？他说，桀不恤民力，人民要和他拼命，吼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而他是个敬畏上帝的人，人民有难，他不能不管。他表示：“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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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条一战，他灭了夏桀，开启夷商王朝，时间约在公元前17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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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年后，汤子孙重蹈夏桀覆辙，轮到周王“武”来教训汤的子孙了。他先讲了一通“唯天地万物父母，唯人万物之灵”的道理，将战争提到天命观的高度；接着就说“纣”的罪行，“弗敬上天，降灾下民”，这是总论。在总论的下面，他一条一条地算账。每一笔账，都是一条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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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一，纣贪图个人享受，不顾人民死活，“以残害于尔万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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