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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基本需求是人对社会温暖、社会交往的需求，加缪认为它同样无法实现。生活在这个暴力的年代的人类彼此之间越来越隔膜（对于自身也同样如此）；他们孤独地存在着，彼此之间的关系只是出于习惯，而不是相互分享和理解。阻挠人类满足需求的荒谬生活意味着人类盼望的幸福经常转变成悲惨和绝望——尽管许多人把这样的悲剧隐藏在无根基的希望这一表象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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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把生活比作西西弗的命运。西西弗触怒了诸神，被罚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结果石头每次总是又滚回原地。这一行为永无休止地重复着。在加缪的眼中，人类接受了同样的惩罚，必须承受着“徒劳和无望的劳动”生活下去，他们无法看到一丝实现真正需求的希望。不管我们多努力去争取正义而有意义的存在，我们的付出不会有最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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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加缪把自杀问题当做根本的哲学问题。在加缪描述的环境下，人到底为什么应该继续生存下去？然而，加缪认为自杀是不可取的。他觉得自杀懦弱地默许了命运的不公。也许看起来有些矛盾，加缪相信如果人们对西西弗的命运抗争到底，对生活的荒谬和悲剧抗争到底，这样的抗争可能会赋予生命以意义和价值。他的立场是只有通过与荒谬世界的抗争，个人才能与他人团结一致，感到心满意足并且获得“一份尘世的短暂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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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后来渐渐把注意力放在了被战争、纳粹耸人听闻的冷酷和暴行蹂躏得四分五裂的世界上。他认为文明正在在一场瘟疫中煎熬，这场瘟疫自然会有一些正当理由。这场瘟疫已经达到了流行性疾病的程度，无数人因此被夺走了生命，所有的人都承受着病痛（加缪最脍炙人口的作品也许就是写于 1947 年的《鼠疫》）。在这样一个不公的世界里，人们发现自己仅仅为了生存而实施暴力。加缪认为我们的世界实际发起了一场谋杀竞赛，在这个地方要是不杀死一个人简直就寸步难行。他认为死刑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它向我们展示了“体面的公民”如何沦落成了杀人犯。在赤裸裸的战争中，暴力的道德失去控制，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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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写道：“人无法永远靠着谋杀和暴力生存。”凭着最低级动物的价值观生存一段时间之后，个人就会屈服于充满着愤世嫉俗、绝望的残酷力量。加缪厌恶现代社会那种“彻底的愤世嫉俗”，他表示，这只会将人类逼入绝望，无法“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承担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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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因此越发坚定地主张每个人必须终其一生和这场瘟疫——也就是世界的堕落进行斗争。每个人必须要经受起狡诈和暴力带来的诱惑；他称之为对现存“秩序”的“反叛”。加缪在战后更加关注社会和政治事件，也许这也是与瘟疫的战斗之道。这代表了他从早期的更关注个人的著作转向了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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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加缪认为反叛一个反叛的世界必须要“慎重”且有节制。加缪在剧本《卡里古拉》（Caligula）中比较清晰地表达了他的思想。剧中的罗马皇帝卡里古拉作为人类的一个代表发现了人类身上暗藏的残酷和邪恶。为了不成为罪恶的牺牲品，卡里古拉通过自己残酷和邪恶的行为无节制地反抗着罪恶。加缪是无法接受这样过度的反应的，这意味着比野兽更充满兽性。简单地说，在加缪看来，我们反抗暴力的世界并不能为暴力行为开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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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因此指出，个人的最好状态就是终其一生有节制地反叛暴力和非正义现象。他认为我们付出的努力应该取决于这样一个前提“对人类的任何损害都是无法挽回的”。个人必须为正义和自由，反对一切专制而战——“让我们反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如此写道。不过我们对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不要抱有什么幻想或感到盲目乐观。我们很可能最后一无所获：在荒谬的世界中，没有什么是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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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1702204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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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保罗·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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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加缪是不可知论者，他不能确定上帝是否存在。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是无神论者。萨特说，人是被抛的（abandoned），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上帝不存在”。在萨特的眼中，人类的被抛——也就是上帝不存在——具有极为深刻的哲学内涵。从根本上讲，共有四种含义（在了解了这四种含义以后，你可以再读一下“萨特只和无神论者有关吗？”这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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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于上帝不存在，也就不存在什么人类的创造者和用来创造人类的人的神圣概念。萨特认为，这意味着世界上不存在什么人类共有的普遍人性，不存在什么可以界定人类的具体本质。过去的哲学家认为任何存在的事物都有确定、具体的本质，比如说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是人类的本质。然而对萨特来说，因为不存在上帝根据人的神圣概念创造人类这一事实，所以人类必须创造出自己的本质。于是萨特就人类本身而言写道“存在先于本质”（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意思很简单，你创造了自己。你就是你所创造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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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不存在的第二层含义如下：因为上帝不存在，事物为什么这样发生而不是那样发生也就不存在什么终极原因。这意味着个体实际上在缺乏任何存在的真正理由的情况下，已经被抛入存在。这并不是说个体就像一块石头或一只跳蚤，（因为上帝不存在）而没有什么终极的理由或者解释。萨特说石头和跳蚤只有他所谓的“自在的存在”（being-in-itself，法语是être-en-soi）或者纯粹的存在。但是在萨特看来人类不单是存在，即不仅拥有“自在的存在”，还拥有“自为的存在”（being-for-itself，法语是être-pour-soi），这就是说人不像没有生命的物体或者植物那样，他是有自我意识的主体，能够创造自己的未来。我们很快会再来讨论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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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让-保罗·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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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保罗·萨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哲学。他研究过胡塞尔和黑格尔哲学，并在柏林待过一年。萨特在大学期间就结识了西蒙娜·德·波伏娃。她在早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她出版了她的代表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1948）。他们之间的友谊和相互的支持一直持续到萨特离开人世的那一天。不过在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看来，“在文学史中，几乎没有比男人利用女人更糟糕的例子了”（萨特从未对两人的关系写过只言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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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萨特在法国军队服役，曾当过德国的俘虏，不过他后来重获自由参加了法国的抵抗运动。萨特终其一生致力于支持政治事业和政治运动，其中包括了法国共产党。1951 年，他试图建立一个激进的左翼却不亲共的新政党，不过计划最终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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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的代表作有：小说《恶心》（Nausea，1939）、戏剧《禁闭》（No Exit，1944），以及哲学专著《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1943）。1964 年，萨特据称以“个人原因”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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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去世的时候，五万群众在巴黎街道上追随灵柩送行。他的确是法国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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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由于上帝不存在，因而也就不存在着规定什么必须发生的神圣计划，“决定论不存在”。萨特写道“人是自由的”；实际上，人是被判为自由的（condemned to be free）。我们的行为并不是强迫的结果。他说“我们独自一人，没有任何借口”，这句话的意思只是说我们不能把我们为环境所迫、受欲望驱使或者其他原因来当做借口，为自己的行为开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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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点，由于上帝不存在，那么就不存在任何价值的客观标准：“上帝不存在可相当麻烦，”萨特如此写道，“随着他的消失，寻找价值的种种可能性也一去不返……不再有任何先验的善。”其结果是由于无神的世界缺乏客观的价值，我们必须亲手建立或创造（invent）自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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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对人类“被抛”（abandonment）带来的种种结果稍加思考。我们发现我们身处一个没有天赋的“人性”也没有天赋的“本质”的世界中；我们是主动的、有意识的且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我们是完全自由的，不受任何决定论的约束（也不能把决定论当做借口）；我们必须创造自己的价值——这些事实都意味着任何个体都承担着可怕的责任。在萨特眼中，我们首先对我们的存在负有责任。“被抛表明我们选择自己的存在。”其次，我们必须创造自己的价值。再次也是最后一点，因为“要不是（同时）对全体（有益）的话，没有什么是对我们自己有益的”。在创造自身价值的过程中，我们也成了对与错、善与恶的普遍立法者。在选择自我的同时，我们也为人类全体做出了选择。“因此，我们的责任要比我们所想象的重大得多，因为它牵涉到所有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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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认为对某人的责任，进而对全体人类的责任都是我们极度痛苦的经历，显然这是因为：我们的责任是总体性的、重大的且绝对无法逃避的。你很可能会反对，许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看起来不怎么焦虑，更别说是痛苦。的确如此，萨特承认很多人并没有有意识地或者明显地感到焦虑。不过这只是因为他们在隐藏或者逃避自己的责任：他们在自欺（self-deception）或非本真（inauthenticity）的状态下行事、生存，萨特称之为“自欺”（bad faith）。他进一步说他们良心的安然自得会让他们感到内疚，“即使隐藏起了良心，痛苦仍然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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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只和无神论者有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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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帝真的存在，那么严格地说，我们没有“被抛弃”。不过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似乎同样也会产生那些由被抛带来的主要问题。要是我们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那么我们也就不知道事情如此这般发生是否有其终极的理由，我们也不知道那些源自上帝的价值是否能具有客观的合法性。